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宗教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后，已经完全取代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形式，成为我国农村主导性的宗教并且具有唯一的合法性，这一过程还在加速进行。其社会背景除了西方宗教的传入有深刻的历史基础之外，主要是近三十年农村社会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结构性转换，农村出现了诸多个人、家庭和社会问题，亟待解決。而此时一方面传统民间信仰形式在经过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农村改造和历次运动之后已支离破碎、不成体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枝节性“复兴”也只是昙花一现，无法给予人们应对社会变迁的精神性满，亦无法对抗话语体系、组织体系更强的信仰形式；另一方面基层政权从社会管理和私人领域中撤退，不再回应人们的这些需求。基督教恰在八十年代初的宗教开放政策后“巧遇”农村社会的需求，并给予了及时地回应，藉此迅速占领农村的信仰空间。
南方农村普遍将祖先奉为神灵的信仰，在两个方面阻止了人们对基督教的选择：一是对祖先的强烈情感寄托，使人们对基督教的反祖先、反偶像崇拜的教义宣传甚为反感，从而远离基督教；二是祖先崇拜给人们提供了近乎一神教的信仰体系，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对变化社会的解释，祖先是唯一的、不可选择的，因而难以投向信奉一神的基督教。同时，南方的鬼神信仰仍保存着较为完备的体系，能够自圆其说，是抵制基督教的强有力网络。
当前我国农村整体的宗教生态无论从信众数量，还是从发展速度和趋势来看，西方宗教都是保持着一枝独秀的局面；佛、道教信仰的空间虽较改革前有所复兴，但总体状况是逐渐萎缩；民间传统的信仰形式在细枝末节上似乎有“复兴”迹象，但无法在体系上重构，呈急剧衰败之势。基督教在西方宗教中又占据独大的角色，在中国认定的五大宗教中，基督教信众占在农村占95%以上，地下基督教（家庭教会和邪教）近年发展的速度惊人，占基督教的70%左右。天主教在农村的传播稳中求进，地下天主教势力在河北、温州一带较为严重。
就区域而言，北方农村与南方农村的宗教生态差别十分明显。北方农村的传统信仰形式已接近衰靡，无法自圆其说，留存的枝节性信仰也已经形式化和去神圣化，难以满足农村对宗教的庞大需求。西方宗教的各种形态在该地区遍地开花、结果，迅速蔓延，其中基督教信众业已占其总人口的10%到15%，且呈急速增长趋势。
南方农村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信仰体尚保存完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圆其说，给予人们应对各种变化形势的一套相对圆满说法。因此该地区传统信仰体系构成了对西方宗教的抗体，使后者无法顺利进入。但调查表明，南方信仰体系亦正在走向瓦解，抵抗西方宗教的抗体正被人们怀疑和抛弃。
从全国农村的宗教生态来看，北方农村有10%—15%的人口被基督教囊括，另有50%左右的人声称信仰传统的民间宗教，如烧香拜神，其他的则声称什么也不信，或者信仰自己、信钱，或者信仰共产党，或者信仰基督邪教。尽管传统信仰所占的比例较高，但是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基督教“三自”教会或者地下教会，它主导着信仰的话语权和信仰空间，并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传教欲望，传统信仰在基督教面前没有任何的合法性，往往被后者贬斥为“封建迷信”和拜偶像，因而越来越萎缩。且就国家承认的五大宗教而言，基督教信徒高居首位，在不少地方占宗教信徒的95%以上。从北方农村的地域来看，几乎每个省份的基督教信徒都要远远超过南方省份，农村信徒更甚，其中又以河南为最。天主教也主要存在于北方农村。
南方文化和信仰体系中，尚有支撑超越性的基础，那就是以祖先崇拜和传宗接代的文化体验。对于农民来说，精神上的寄托就是传宗接代。人们在现世的努力都是为了能够创立祖业让后代继承下去，将家族发扬光大。“有儿子就有世界，总有出头之日”，如果没有儿子，“想想后面冰冷冰冷，人生也就懒得去奋斗”，因为没有传宗接代的人继承自己所创下的业，所以还不如及时享乐。农民不管受再多的苦，都会想方设法完成自己传宗接代的任务。只有完成了此任务，他们的人生才获得了圆满。因为南方文化信仰系统能够给予人们安身立命的可能性，所以对于基督教提供的永生盼望不太感兴趣，基督教难以在价值层次上吸引信徒。
基督教（西方宗教）对传统文化的部分顺从，并不意味着着传统文明（乃至说中华文明）在同化它，即所谓的“中国化”。事实上，此时农村传统的文明已经碎片化，不构成统一的体系，根本无法应对外来的冲击，基督教进入这些碎片里头，其实是更容易从其内部进行更为破坏性的支解。例如对祖先哀思的祷告，其实完全屏弃了传统上认为祖先是神的观念，使这种形式变成仅仅是“纪念”而已，退却了宗教色彩，对传统信仰来说是釜底抽薪。又如对孝道的理解，也是从基督教内部弟兄姊妹平等基础上来谈的，若公婆不是基督徒，则完全可以从异教徒、魔鬼的角度给予抛弃不顾。因此，无论是不介入公共权力，还是对某些传统文明碎片的遵从，表面背后的实质是基督教在农村传播的战略性考虑，传统文明的碎片正是在这种看似“中国化”的借用中被无声无息地侵蚀殆尽。
西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农村的快速发展，大致有四大社会背景，分别是历史积淀、三十年巨变、革命后果、基层政权部分撤出农村。首先，改革近三十年农村的巨变在发展农村的同时，也在农村沉积了诸多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给农村社会带来阵痛，如社会的结构性紧张、心理的波动、家庭危机、伦理失序等，急需要安定人们的心理、固化社会结构以及提供相关的社会服务。然而一方面传统民间信仰体系在经历新中国前三十年农村改造和历次运动之后已经支离破碎、不成系统，无法应对转型期人们的精神与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在近三十年不逐渐退出农村社会管理领域，不再关注农民私人领域，不回应社会需求。此时，基督教传入农村正好契合了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的需求，从而构成了基督教快速传播的社会基础。
为什么选择基督教——功能性信仰是信仰基础。
除南方的祖先崇拜对于宗族和家庭而言具有唯一性、不可选择性外，南北方大部分民间信仰的神祗都不是唯一的，而且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的神祗，这种依据需求不同而信仰不同的宗教信仰就是功能性信仰。功能性信仰的最大特点是，神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而不存在主导的神。人们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神和神的组合来满足自己不同的功能需求，而选择的标准是神能力的强弱，哪方神圣更“厉害”，我就可以放弃原来的信仰，而投向这个神的怀抱，不用担心冷落其他神而遭受惩罚。对选择能够通神的人也一样，哪个人的神性更大、更能通灵，就选择他。
功能性信仰的这些特点，为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提供了最初的基础。无论是为治病信主，还是希望防止变故再发生，抑或是打发时间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信主，无疑都是，都是为了生活中的某种功能补遗。因此人们加入基督教秉持的还是一种功能性的信仰，其他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
为什么留在基督教——结构性紧张是社会基础。
如果把“生气”放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去考察，那么容易或经常生气的必定是不适应这个社会结构的人，“生气”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举动皆源自他/她对这个社会结构的不满或反抗，是企图改变而又无法改变自己在社会结构中角色和地位的结构性紧张，这种紧张造成的结果是社会结构的高度不稳定。要使不稳定的社会结构重新固化，让每个人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对自己的定位，扮演好社会给自己安排的角色，那么就需要镇静剂。基督教就是一副镇静剂。
基督教向教徒宣扬忍让、谦卑、悔改、认罪等精神，要求教徒首先从自己身上找事情的原因，而不是一味地归咎于他人；《圣经》上说，要爱人如己，要爱你的仇敌；耶稣教导人们说，饶恕人的罪，我就饶恕你的罪，等等。这些都是人们首先放弃自己之前那种争强好胜的个性，规训自己的脾气，通过自己的改变而改变他人。
基督教在两个方面起到了固化社会结构的作用，一是为低层人群和阶层提供一整套对当前状态安之若素的说法，使他们放弃反抗的念头，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对他们地位和角色的安排，承认当前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合理性；二是提供一套新的关系网络、评价机制和行为模式，给人们一种全新的实践和盼头，从而使人们退出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性竞争，在生活中的表现就是不争与不吭，在当前社会结构中无所作为就是对它的承认与合作。
为什么虔诚信奉基督教——双重价值失落是价值基础。
这里涉及到农村的价值观变迁。首先是传统的以传宗接代为核心、将人生意义寄托在子孙后代身上的价值观念在经过集体时代的改造和近三十年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的冲击，已经逐步被人们认为是落后的思想意识。人们更多的希望在当下的生活中获得荣耀、面子、地位、权力和成就，即追求社会性的价值，主要表现为激烈的、以物质为依托的竞争。被社会性竞争甩出去的（家庭）在村庄中要占10%的比例，竞争越激烈，竞争的参照系就越高，被甩出来的家庭就越多，比例越大。这些家庭一方面散失了传统的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价值理念，难以回复过去以获取面向未来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又在社会性价值竞争的失败者，无法在竞争中获得意义，因此这批人就出现了双重价值的失落，人生昏暗而无前途。在这个时候，基督教给予这些人一个彼岸世界的盼望，他们在进入天堂、得永生的承诺中最终在精神层面归依基督教。基督教教义中给予了人们一套“为什么活着”的理论体系，为教徒在躁动的心灵安顿下来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憧憬，使人们对未来有了盼头，安顿了灵魂，这便是为什么教徒虔诚地信奉基督教的原因。
（本文为《形势严峻，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现状》的节选）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怀疑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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