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经历了1978年1984年收入爆发式增长、1985年1991年收入增长遭遇瓶颈、1992年1996年收入再次增长、1997年2003年收入增长反复以及2004年至今收入连续增长等几个不同阶段。总体来看, 虽然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有快有慢, 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初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 这主要得益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成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国家政策的保障效果越来越好, 而“两个百年”目标推进更是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获得了持久的动力等因素。相对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收入的绝对值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且收入增长的动力还不稳定,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不容忽视。站在新的历史时期, 应通过推进农业产业化、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加快城镇化步伐、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保障水平等措施, 推动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 40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快速增长, 已从1978年的人均133元增长到2017年的13432元。然而, 也应该看到,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内在动力已显疲态, 增长的后劲不足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这造成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发展的滞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已经越来越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约性因素。有必要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和动力进行分析, 为后续解决好农民增收困境, 实现农民的可持续性增收, 进而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演变
(一) 1978年~1984年农村居民收入爆发式增长阶段
中国改革开放的改革篇, 其起点就是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大包干的协议, 当年年底, 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被写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经济改革的文件, 由此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到1984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各地农村已得到了全面贯彻, 成为农村生产的基本组织经营形式。这一改革, 将广大农民从“大锅饭”的低效率中解放出来, 既实现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 也为农村居民收入的爆发式增长奠定了基础。[1]到1984年, 我国粮食总产量已经超过了4亿吨, 达到4.07亿吨, 人均粮食产量390公斤, 看到了解决温饱问题的曙光。同期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出现了较大上升, 年均升幅达7.1%,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只上涨2.4%。正因为如此, 农民名义收入从1978年的133.57元增长到1984年的355.33元, 年均增速达14.06%, 高于同期城市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2.04%的速度。这一变化, 使得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57:1降至1.84:1, 1983年甚至只有1.82:1, 这是改革开放40年中城乡居民收入最接近的一年。农村居民收入在这一时期出现爆发式增长, 一方面得益于农村改革对生产力的解放,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起点非常低, 实现快速增长的阻力较小。[2]
(二) 1985年~1991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遭遇瓶颈的阶段
这一时期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产品流动制度发生了剧烈变化,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遭遇第一次瓶颈。1985年由于农产品流通渠道建设落后于农产品产量的增加, 导致当年出现农产品滞销的问题。尤其是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在实行31年之后的终结, 使农民需要通过合同订购销售农产品, 其市场价格没有保证。与此同时, 取消农业生产资料补贴, 造成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在这一时期出现年均7.2%的上涨, 1988年涨幅甚至达到16.2%。农产品收购价格下跌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直接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大幅下滑。1985年~1991年农村居民收入名义从397.6元增长到651.99元, 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 农村居民收入的年均实际增长只有1.88%, 1988年更是只有0.29%。与上一个时期相比, 这一时期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非常低。值得一提的是在农民增收困难的几年里, 乡镇企业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1985年全国乡镇企业数量达到了1200万家, 总产值更是从1985年的1709亿元增长到1988年的6496亿元, 占到当时农村生产总值的50%左右。这一变化, 为农民提供了179.7元的人均非农收入,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民涉农增收的困难。但与此同时, 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达到了5%, 在此情况下,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新拉大, 到1991年, 基本回到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
(三) 1992年~1996年农村居民收入再次增长的阶段
1992年邓小平南巡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位数增长, 农村经济也得到很大改善,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在这一时期重新恢复, 从1992年的738.9元快速增长到1996年的1926元, 农民名义收入年均增长22.4%。然而, 由于同期的经济过热十分突出, 通胀率达14.1%, 在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后农村居民收入的实际年均增速为7.9%, 依然是1983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阶段, 特别是1996年农村居民收入13.12%的实际增速, 成为整个改革开放40年中最高的年份。这一时期农村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 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加之农村土地承包再延长30年的政策, 解除了农民后顾之忧, 带来了粮食、水产品和水果16.5%、3.1%和19.6%的产量年均增长。中国政府实行的粮食部门专营粮食收购政策以及1994年和1996年先后两次提高粮食收购价格, 也为农民增收提供了条件。最大的亮点来自于农民通过乡镇企业获得的非农收入, 这一时期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了1.3亿人, 人均获得的非农收入也从1992年的272.9元增长到1996年的714元, 大大推动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
(四) 1997年~2003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反复的阶段
这一时期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不复前一时期的好年景, 而是出现了反复波动,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方面, 在2000年以前,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急剧下降。从1997年的2090元增长到2000年的2253.4元, 年均增速则从14.1%下降到4.1%。特别是1997年的增速一下子从13.12%降至5.9%, 到2000年时更是只有2.1%, 突显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这其中农产品增产不增收的问题依然突出, 1998年粮食总产量5.1亿吨的历史新高并没有带来收入的增加, 反而是在随后几年, 农产品价格出现了7.1%的年均涨幅。加之同期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降幅只有2.8%, 直接导致农民减收129元。乡镇企业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面临出口困境, 且其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颓势尽显, 对农民非农收入增加的贡献率进一步下降。[3]另一方面, 在2001年以后, 农产品产量下降幅度较大, 2003年只有4.3亿吨, 持续3年减产, 比1992年的产量还要低, 在此情况下, 国家通过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等方式, 保障农产品价格, 推动了农村居民收入在2001年出现4.2%的名义增长, 扭转了增速下滑的趋势, 2002年、2003年又先后实现了5.5%和4.3%的实际增长, 农村居民收入重新进入增长趋势。与此同时, 虽然这一时期乡镇企业经营困境没有得到根本好转, 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加快, 使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速达到了8.6%的实际水平, 为农民增收提供了强劲动力。[4]
(五) 2004年至今农村居民收入连续增长的阶段
在经历了前一时期农民增收的反复之后, 从2004年开始,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保持了良好的连年增长态势, 到2017年, 连续14年农村居民收入都实现了增长, 从2936.4元一路增长到13432元, 年均增速达到8.8%。这一时期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不仅持续时间长, 而且相对稳定, 在2009年和2014年顺利跨过5000元和10000元大关, 农村的贫困人口进一步下降至3046万人。然而, 令人忧心的是, 虽然农村居民收入实现了“14连增”, 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在2004年处于3.23:1高位的情况下, 一度在2009年时达到3.33:1, 城乡贫富差距过大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虽然这一时期农村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速低于改革开放初期, 但由于是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的增长, 实在不易。这主要利益于中央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视, 连续15年出台一号文件关注农民增收问题, 并先后出台了取消农业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及出台多种农业补贴等政策, 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对农业农村投入最多, 农民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但从长远来看, 农村经济的薄弱基础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农民增收的基础尚不牢固, 而且农民增收高于城市居民增收经常出现波动, 还需要有更加科学、完善的增收保障机制。[5]
二、改革开放40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经验教训
(一)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
从改革开放40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到, 在不同时期起主要作用的动力不同。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快速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动力, 通过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 使当时农村生产力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劳动效率都得到前所未有的迸发, 使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加。二是乡镇企业的成长和之后长期进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是1984年以后直到新世纪之初农民增收的重要原因。乡镇企业的出现, 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一次获得了非农收入、工资收入。其后, 深圳、广州、厦门等东南沿海开放城市对廉价劳动力的巨大需求, 使农民工开始大量涌现到城市, 农村、农业就业人口则大量减少, 这为农民带来了大量的工资收入, 占到农村居民收入的比重也从1997年的24.6%上升到了2016年的40.6%。三是国家政策的保障效果。在进入新世纪以后,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稳定粮食生产等农业生产的迫切需要, 政府自2004年以来连续15个“一号文件”, 对“三农”工作保障政策进行了明确,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取消农业税, 加大良种补贴、农业机械补贴等政策, 也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底线, 在农民实际增收上起到了兜底作用。[6]四是“两个百年”目标的推进, 保障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 为之实施的精准脱贫攻坚行动和深化农村体制机制改革, 使农村改革、农村经济发展有了更加系统、协调的发展, 对于后续农民增收的稳定性具有极大保障作用。
(二)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不容忽视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集中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这也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现实阻碍。改革开放40年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明显的原因较多, 一是农民增收基础远没有城市居民增收基础牢固。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本质没有改变, 特别是在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分散经营状态下, 农业规模效益、专业效益无法得到提升, 农业依然是盈利能力差的脆弱行业, 加之农业保险普及率低, 导致农民的增收不具备稳定性。二是农民非农收入获得渠道较窄。时至今日, 作为农民手中最大的财富———土地、宅基地和房屋依然无法货币化, 使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农民进入城市就业又受到众多限制, 极大地制约了非农收入增长。三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与主要农产品价格多年比较稳定的情况相比,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 削弱了国家相关农业补贴政策的效果, 也加剧了农民农业生产的风险, 降低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7]四是城市发展导向削弱了农村经济发展潜力。优先发展城市的战略, 使农村经济发展总是扮演着配角, 各方投入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基于这些原因,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以及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差距, 绝对值并没有缩小, 反而是越来越大, 严重影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质量。
三、未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对策建议
(一) 推进农业产业化, 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当前农业生产受不可控因素影响较大, 农民增收具有不确定性。应转变农业生产模式, 调整农村经济结构, 以产业化为导向, 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一是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 农户分散种植只能解决温饱, 无法为农民增收提供保障。应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制定完善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程序, 推广规模化、集约化、农业生产模式,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二是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的培育和引导。不仅要发展农业生产龙头企业, 而且要发展农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 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 丰富农村居民收入的来源渠道。三是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农民从单一的农作物种植转向畜牧业、林业、渔业等综合养殖种植, 降低农业生产风险。各地政府应根据本地特色和资源禀赋, 有针对性地发展其他产业, 打破农村居民收入单一的格局, 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二) 加快城镇化步伐, 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多年来的经验表明,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的时候, 往往是非农收入增长快的时候。仅仅依靠农业生产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比较困难。应坚定地推进城镇化, 让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市民。[8]一方面, 要深化户籍改革, 将附着在户籍上的就业、社会保障、教育等功能剥离出去, 为城镇化和农民进城扫清障碍。只有这样, 才能让农民真正融入城镇生活, 成为真正的市民。同时, 对进入城市的新市民, 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可以采取提供补助等形式, 鼓励社会机构办学, 开设针对农民的文化水平和科技水平要求都不高的实用技能培育, 提高进城农民就业的机率。另一方面, 要深化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针对农民手中最有价值的农村土地使用权、宅基地和房屋出台相应制度, 既确保农民手中的土地和房屋可以实现货币化, 又为农民进城后在还没有就业以及难以就业时提供一份保障, 让农民放心地接受城镇化, 进而加快推进城镇化。
(三)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农民保障水平
为了让农民没有后顾之忧, 一方面, 要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保障水平不高, 这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 应进一步丰富农民的社会保障内容, 逐步使其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保障体系, 防止出现农民家庭“因病返贫、因教育返贫”等极端现象。通过完善的农村保障体系, 让农民可以放心地进行创业等活动, 不断为农民增收提供可能。另一方面, 要提高农业保障水平。虽然在过去40年间先后取消农业税、给予多种农业补贴, 但对于靠天吃饭、极其脆弱的农业生产而言, 现有的保障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应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推广力度, 由财政部门成立专项基金, 开展农业保险补贴, 避免农民出现因气候灾害而返贫的现象。同时提高农业补贴水平, 鉴于农业生产收入的高风险, 在现有农机、粮种补贴的基础上, 制定农村居民收入保险制度, 对农村居民收入给予兜底。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价格月刊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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