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变迁的四十年。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变迁改变的不仅是村落形态，而且改变了乡村的经济形态和人口结构，实现了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虽然西部民族地区还存在不少深度贫困村，但改革开放带给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的变化是巨大的，无论是基础设施条件还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上都有很大提高。四十年的乡村变迁，构建了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新格局，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
国家和农民是推动乡村变迁的主体
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四十年变迁谁是推手？国家和乡村农民。国家的政策导向为乡村变迁提供了外部动力，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乡村变迁提供了内生动力，二者的合力作用推动了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变迁。改变西部民族地区乡村落后面貌、建设美丽的乡村一直是国家的追求，人民的期盼。我国乡村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怎么建设？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思想回答了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分两个阶段：前二十年，内地支援沿海；后二十年，沿海支援内地。由于发展先后战略布局原因，东西部差距拉大，出现了东部乡村像欧洲、西部乡村像非洲的景象。缩小中西部差距是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主旋律。也由此催生了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系列政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牵引着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变迁。改革开放初期，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农民能吃饱穿暖就很满足，缺乏商品意识，以至于当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很难走出自然经济状态，直至今日还有少数乡村仍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由于各乡村所处的区位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差异，导致了农民对市场经济的认知不同。交通方便的、离城镇较近的乡村对市场经济认知度较好，主动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抓住了发展机遇，发展较快；交通闭塞、远离城镇的乡村对市场经济认知度较差，对市场经济适应度差，丧失了发展机遇，发展缓慢。但从整体上来说，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的发展。
西部政策、民族政策、扶贫政策助力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变迁。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集西部和民族地区为一体，且多为贫困乡村，国家在政策支持上力度较大。西部民族地区自身财力不足，改变乡村面貌能力不够，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改善、教育卫生文化体育事业发展、农民的社会保障等方面财力支持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单位的援助。西部民族地区财政自给率低，2017年西部民族八省区的财政自给率分别是：西藏11.05%，青海16.08%，宁夏30.43%，新疆31.58%，广西32.87%，云南33.02%，贵州35.04%，内蒙古37.66%。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这样的财政自给率无法改变西部民族地区乡村贫穷落后的面貌。要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个百年目标，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成了脱贫攻坚的主战场。2020年要全面脱贫，五级书记抓脱贫攻坚，西部民族地区的乡村发展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推动着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变迁。乡村变迁不仅体现在外部环境改变，也反映在人们的经济生活和人口结构变化之中。人口流动是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变迁的主线，它既是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发展的动力，也是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发展的障碍。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人口流动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为了增加收入外出务工。多数乡村除了传统的产业外没有其它收入来源，不能满足村民的生活，外出务工成了村民的最佳选择，甚至在一些地方把外出务工当成脱贫致富的渠道。以恩施自治州为例，2017年全州401万人口，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达88.7万，农村人口平均每3个人有1个人外出务工，外出务工收入达372亿；而当年全州生产总值只有801亿，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只有160亿。由此可见，外出务工对于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发展的重要性。二是为了改善环境移民搬迁。随着城镇化政策的实施，农民进城也变得容易。一些有了一定经济实力的人在城镇购置房产，搬迁进城；也有一些深度贫困的人口由于居住地不适宜生存发展，由政府移民搬迁到城镇附近。三是升学就业离开故土。许多村民把升学作为改变子女命运的路径，升学就业后一般不会再返回农村务农。人口流动的结果是给乡村带来了财富，外出务工人员把他们挣得的钱大多带回农村建房，一家一栋楼房的不是少数，村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加速了乡村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乡村人口的空心化，留守在农村的青壮年少，几乎都是老弱病残人口，乡村普遍缺乏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身体素质好的青壮年，导致乡村发展的人力资源障碍。
乡村分化是乡村变迁的必然结局
四十年乡村变迁导致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分化。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西部民族地区的乡村之间存在差异但差异不明显。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生产要素逐步向生产效益高的乡村流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共同贫穷局面被打破，乡村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甚至出现改革开放前具有自然经济优势的鱼米之乡在改革开放之后缺乏商品经济优势而成为贫困之乡、改革开放前没有自然经济优势的贫困之乡在改革开放之后成为发展商品经济的富裕之乡。乡村变迁使原有的乡村格局重新洗牌，逐渐分化为服务城镇化乡村、产业发达乡村、隐形衰落乡村和显性衰落乡村。
服务城镇化乡村是位于城镇近郊、在城镇化发展中为城镇化服务的乡村。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许多城镇中的配套服务需要完善，这给近郊农民创造了一个新的就业机会，他们早出晚归，从事服务城镇化需求的行业，如家政、保姆、看护、保安、建筑等力所能及的行业，在服务城镇化的过程中发财致富。这类乡村的村民过着近似城镇居民的生活，拿着工资，按时上下班，只是他们住在离城镇有一定距离的乡村，他们的生活还具有乡村的味道。他们中也有一部分人随着城镇化步伐的推进，土地逐步被征用，在征地拆迁中村民获得补偿，一个家庭突然间获得几十万上百万收入，一夜暴富起来。与此同时，被拆迁的村民失去土地，住进高楼大厦，加入城镇化行列。
产业发达乡村是依托乡村资源优势、形成了支撑村民致富的支柱产业的乡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些乡村利用本地资源优势逐步发展起效益较好、收入较高的支柱产业。依靠这些产业，村民可以在本地获得高于或等于外出务工的收入。村民以发展本地产业获得收入为主，少有外出务工的村民。这类乡村交通便利，人居环境较好，村民的生活水平较为富裕，有车有房，人丁兴旺，安居乐业。产业发达乡村是靠村民干出来的乡村，这类乡村既要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又要有头脑精明的领路人，还要有村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才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成这样的乡村。
隐形衰落乡村是适应于人居、但缺乏致富的支柱产业支撑的乡村。在一些无资源优势、无特色产业的地方，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仅靠传统产业已不能解决生计，大部分村民要靠外出务工获得收入。但这些乡村交通较为方便，山清水秀，人居环境好。村民在外务工赚钱后回到家乡修建住房、改善家庭生活。这类乡村家家户户建有漂亮的楼房，乡村公路邻近或到达农户，逢年过节，外出务工者返乡，乡村公路上车辆如流、交通拥挤。这类乡村在繁荣的外表下潜在着产业、人口和文化的衰落：传统产业和耕作方式没有改变，甚至不如改革开放前的状态，出现土地无人耕种的现象；村中日常居住人口少，冷清寂寞，长期居住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缺乏生机；传统的民族文化活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电视和网络，由于长期在外务工，会讲少数民族语言的人越来越少，一些少数民族村落的民族语言正在逐步消失。
显性衰落乡村是地理环境恶劣、不适应人居且无致富的支柱产业的乡村。在西部民族地区有一些乡村处于高山沟壑之中，出行十分不便，饮水、供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特别落后，改善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难度较大、成本极高，人居环境难以改善。由于产业落后，村民在当地难以靠传统产业维持生计，不得不外出务工，多数外出务工人员不再选择回乡。政府在脱贫攻坚时，由于无法投巨资改善人居环境，只得对这些村民实行异地搬迁安置。这类乡村呈现明显衰落：土地大面积抛荒，人口急剧减少，有的甚至无人居住。
乡村分化要求乡村振兴必须分类施策
乡村振兴必须从乡村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制定办法。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变迁出现的乡村分化结果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分类施策的依据。不同类型的乡村特点不一样，在乡村发展中功能定位也不一样，国家的发展重点和支持政策也应该不一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像精准扶贫一样一户一策，要实行一类乡村一策。针对不同类型的乡村，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该舍弃的要舍弃，该发展的要发展，不是每一个村都要达到同样的标准，否则国家投入大量的物力财力，还不一定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中人是核心，坚持以人为本，以人居意愿为基础，确立各类乡村的兴废。乡村振兴中产业是支撑，没有致富的产业支撑就留不住人，缺乏人的乡村不是振兴的乡村。乡村振兴的重点是改善人居环境，既要改善水电路网等硬环境，又要改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软环境，让居住在乡村的人享受到城市的生活，提高居住在乡村里的人幸福指数。
服务城镇化乡村要定位于城镇化乡村，按照亚城镇化标准建设。2017年西部民族八省区的城镇化率分别是西藏30.9%，贵州46.2%，云南46.69%，广西49.21%，新疆49.38%，青海53.07%，宁夏57.98%，内蒙62%，除内蒙以外，其余省区均未达到58.52%的全国平均水平。在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西部民族地区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现有的服务城镇化乡村在将来很有可能被摊大饼式的城镇化而城镇化。而且这类乡村的村民大多数是住在乡里，工作在城里，因而要把这类乡村当做城镇化乡村对待。这类乡村的建设可仿照城镇标准但略低于城镇标准建设，相对集中规划，统一设计标准，统筹环保建设和管理，开通城镇到乡村的公交，实现公路户户通，建设必要的文化体育设施，为村民在城镇上班创造便利条件、在乡村居住创造舒适环境，让村民同城里人一起工作，享受比城里人更舒心的乡村居住环境。
产业发达乡村要定位于生态保护乡村，按照环保标准规划建设。产业发达的乡村一定是人气聚集的地方，人越多的地方环境越容易受到破坏。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早期产业发展起来的时候，由于环保成本较高，加上村民环保意识薄弱，对于环保问题考虑不够，一旦产业发展起来，对环境的影响也是十分大的。如石料开采，毁坏了山体，破坏生态；发展养猪，排泄物处置不当，臭气熏天，污染环境等等。这些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产业若不注重环境保护，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产业既要能让村民增收，又要不破坏人居环境，就必须重视生态保护、防止环境污染。这类乡村要按照环保标准对已有产业配套建设环保设施，对新上产业实行产业与环保同时规划、同时建设，并且要根据人口聚集程度规划建设生活的环保设施，确保人居环境良好。对于产业发达的乡村国家在环保建设上要予以资金支持，仅靠乡村是无法解决的，若政府只是简单地强制要求环保，可能就会垮掉产业。
隐性衰落乡村要定位于生态宜居乡村，按照康养产业标准建设。隐形衰落乡村衰落的是产业、人口和文化，优势是生态宜居。正是因为这一优势，大多数外出务工者最后选择了在家乡建房，他们像候鸟一样春节回到家乡，节后返回工作岗位。这类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要有人气，没有产业又难以聚集人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人们对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城市居民已不满足于城市的生活，他们羡慕乡村的环境，或利用节假日、或在退休后纷纷涌向农村休养，这给隐性衰落的乡村带来了产业发展的机遇。隐性衰落乡村要按照康养产业的要求来建设，发展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利用民居开办民宿；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水电路网等条件，营造便利舒适的生活环境；要建立酒店、医院、图书室、体育活动中心等场所，提高第三产业的服务能力，要让城市居民在乡村享受到清新的空气和美好的环境的同时也享受到城市的生活保障；要改变乡村的卫生观念，实施改厕工程，有序发展养殖业，加强环境卫生管理，营造清洁卫生的乡村面貌。
显性衰落乡村要定位于生态恢复乡村，按照旅游产业或退耕还林标准建设。显性衰落乡村的人居环境差，产业发展支撑不足，村民的居住意愿弱，这类乡村投资改善基础设施的成本大、效益不高，国家不宜投入巨资支持发展，可将其村民异地搬迁安置，逐步使其自然消亡。这类乡村在没有人居住后，破坏的生态可以慢慢自然恢复，由于其自然环境恶劣的特殊性，可能成为探险目的地或旅游景观，政府可以本着重保护、轻效益的原则，将其纳入地方旅游规划作为旅游景点建设。也可以作为退耕还林，修复生态，发挥其水土保持作用和生态保护功能。
作者系湖北民族学院 教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