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兼具生命早期家庭功能弱化与成年早期离家务工双重社会化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我国2.81亿流动人口总量的53.9%。这一群体恋爱婚姻和成家立业的问题，已成为比其城市融入和身份认同更为紧迫的重要议题。基于对来自河南、安徽、湖南等中西部地区并长期身处苏州、昆山、上海、南京、宁波等长三角地区务工的30多位新生代农民工3年多的访谈资料，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以及生育抚养、代际关系、家庭结构的研究发现：1.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总体呈现“媒妁之言”的本地婚恋、自由恋爱的异地婚恋和非婚同居的边缘婚恋三大类别；2.三种婚恋模式在形式上都一定程度地呈现出合理性与同质婚特征；3.三种婚恋模式在本质上较大程度地隐含着破坏婚恋规律的异质性和不稳定性；4.异质性程度较强、整合能力较弱的三类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造成了婚姻脆弱、儿童留守、老人自养和村庄衰落的循环问题和困境，并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加剧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社会治理的风险与成本。
近40年来，约9亿“站在工业文明入口处”的农民，为以快速城镇化和现代化为标志的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上亿新生代农民工多元复杂的婚恋模式，以及由此衍生的婚姻脆弱、儿童留守、老人自养、乡村衰落等多主体困境，正冲击和挑战我国在更高质量发展阶段以人民幸福生活为核心的目标追求。
截至2016年底，全国2.81亿农民工群体中，16—4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为53.9%，成为外出打工农民工的主体。 这些具成长“弱化”与婚育“催化”等社会化特征 的青年农民工，能否以其身在城市、根在农村的“边际人”身份顺利完成婚恋生育、成家立业等青年社会化核心内容？其婚恋选择与模式特征会给个人及相关群体造成何种影响？这不仅密切关系青年自身的主观幸福感和社会化质量，还将深刻影响家风建设、乡村治理、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笔者在2014—2017年间，对来自湖南、河南、安徽等中西部省份并长期在上海、苏州、南京、宁波等城市流动打工的30多位青年农民工及其父母进行了深度访谈，旨在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及特征。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三类主要婚恋模式
10余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家庭问题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 就类型与模式而言，学者们或从总体层面对打工青年的婚恋观念、择偶选择和婚姻形式作出高度概括和详尽描述， 或对“闪婚闪离”、“无媒不婚”、跨省婚姻等不同模式类型进行深度分析和比较归纳， 再或对打工妹、女性婚姻移民、都市农家女等性别视角分类研究。 然而，新生代农民工早期社会化深受传统（乡土文化、父权至上、代际秩序等）、现代（打工经历、教育技能、城市体验等）和独特成长（家庭“弱化”、婚育“催化”、独立依附并存等）三重影响，以致其婚恋模式也深受结构桎梏和体制壁垒的双重约束，呈现出传统现代交织、开放保守并存的多元复杂特征。婚恋问题涉及的青年主体和老幼三代的生存发展，早已超越群体边界而影响深远，所以类型学意义上的婚恋模式划分更需深刻分析基础上的思路和引导。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与衍生家庭问题研究”等课题的支持下，笔者在2014年—2017年的3年半时间里，接触并深入了解了50多位新生代农民工婚恋的发展和变动。通过在南京、苏州、昆山、上海、宁波5个城市和安徽L村、河南H村两个村庄的实地调研和回访，笔者对其中30位青年民工进行了持续跟踪研究，获得其原生家庭、新生家庭的相关资料。在30位新生代农民工中，16—25岁的12人，26—35岁的18人；男性16人、女性14人；未婚10人（其中9人已订婚），已婚20人，已婚者中的初婚14人，再婚6人；已婚者中生育1个孩子的3人，生育2个孩子的11人，生育3个孩子的6人，43个孩子的养育方式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亲子分离，留守在老家由祖辈、单亲抚养或学校、亲属寄宿。调研中还接触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母亲6人、父亲9人。笔者依据流出地、流入地和初次访谈时间对30位青年民工进行编号，依据结婚前（恋爱阶段）——结婚后（婚育阶段）两个维度和恋爱次数、结识方式、相处时间、结婚仪式（民间—法律）、居住模式、婚姻时间、生育数量、养育方式等指标，把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归纳为“媒妁之言”的本地婚恋、自由恋爱的异地婚恋、非婚同居的边缘婚恋三类。
（一）“媒妁之言”的本地婚恋
“媒妁之言”的本地婚恋主要是指以父母意志主导，经父母在地域、家境、品貌等多方面考察并认可的基础上，借助亲戚朋友或专业媒人的力量，以最快速度安排两个青年农民工相见相识，并相继完成聘礼嫁娶等民俗认可结婚仪式的婚恋类型。
从执行主体上看，本地婚配基本由父母主导和操控。父母不仅决定孩子婚前的相亲年龄、相亲个数、结婚时间和结婚仪式等，也基本掌控着孩子结婚后的居住模式、生育安排、子女数量甚至抚养方式。如育有两子一女的被访者陈母反复强调：“我天天急得睡不着觉，小涛（大儿子）快22了，过了25我们农村就算打光棍了；小丽（二女儿）20岁了还没下彩礼，还上哪里去找……”从理想地域看，本地婚配的结婚距离已从曾占主流的本村、邻村、本乡、临乡逐渐扩展到本县或临县，但更远的跨市跨省则被父母强烈排斥。从结识方式看，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和其父母常年外出务工，使得留在家乡的亲属、乡邻甚至专业媒人成为这种快速婚配的最佳依赖人选，因为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且能负责安排相亲见面、讨论彩礼财产、结婚仪式等。从婚配主体看，在过年或其他短暂返乡的假期，农村青年通常接受父母和媒人的相亲安排，也配合订婚结婚等仪式和程序。如在苏州打工回河南老家的个案小霞曾一天相亲七个对象。
（二）自由恋爱的异地婚恋
自由恋爱的异地婚恋主要是指青年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时相互吸引，通过自由恋爱或同居、或生育、或结婚、或三者皆有的婚恋类型。
从婚恋主体看，异地婚恋是青年之间相互吸引自由选择的类型。在“流动拉力”的驱使下，相当一部分农村青年早早放弃高中学业，从“留守儿童”转变为“新生代农民工”，自食其力的打工生活为其自由恋爱和婚姻情感提供了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经济支持。访谈中，来自安徽身在宁波务工的个案小强，就是在打工时结识的贵州女孩小敏。从地域特征来看，异地婚恋总体的结婚距离是跨市和跨省的，这种扩大的通婚圈通常为其后续婚姻和家庭生活埋下不良种子，父母的排斥、亲属网络的疏远、夫妻关系相处的矛盾、养育子女的艰辛等，所有婚姻生活中的脆弱性都有可能导致这种异地远距离婚姻关系的脆弱或破裂。如个案小青就是因婚后夫妻间经常打闹，两年后负气丢下女儿外出打工。需要提及并强调的是，即便本地（本村、邻村、本县、临县等）的恋爱和婚姻并不完全是介绍相亲，一直存在本村或邻村青年自由恋爱并结婚生育的现象。笔者之所以使用“自由恋爱的异地婚恋模式”，主要是为了与第一类“父母之命的傀儡婚姻”相区别。
（三）非婚生育的边缘婚恋
非婚生育的边缘婚恋主要是指青年农民工基于情感需求（如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对孤独寂寞的恐惧、对社会交往的渴望等）或功利需求（如挥金如土奢侈生活的仰慕、不劳而获的懒惰享受、“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婚姻是人生的第二次投胎”等），在恋爱过程中主动选择或被动接受的非婚同居、非婚生育等未能被父辈认同、也未举办正式婚姻仪式的婚恋类型。
从情感角度而言，边缘婚恋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互吸引、自由恋爱的因素。例如，个案小婉来自重男轻女的河南农村，在上海从事饭店服务工作时结识了继承家族企业的年轻老板，基于仰慕和依恋成为其情人并为其生育一儿一女。
从性别关系来看，由于农村家庭受男性生育偏好传统延续和束缚，女性与兄弟相比更容易同步或提前主动辍学进城务工。这些农村女孩一旦进城，更容易在婚恋关系中陷入被动和弱者的命运。本项研究中，多位被访女性都表示，自己进城打工后面对男工友或老乡的主动示好不知所措，而进入恋爱关系。此外，已有数据发现，此类边缘婚恋非婚生育的子女成为情感破裂后的抛弃对象。
二、三类婚恋模式的合理性与同质性特征
时至今日，转型成为社会结构变迁的主旋律，流动成为个体生命历程的常态。然而，在婚恋这一社会生活主流领域中，阶层内婚制始终未因农村社会持久频繁的流动与开放而从根本上削弱， 白头偕老的终身婚姻亦始终成为不同代际的主流模式。 以上三类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都不同程度地与此契合，并再次验证婚姻匹配与择偶配对的“同质性”，即“同类婚”特征。
（一）安全机制：本地婚恋模式的主导
不容忽视的是，媒妁之言的本地婚恋通过乡土、财富、配合三重机制为新生代农民工终身大事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构筑安全网。
首先，久居乡土的媒人成为一桩本地婚姻可靠安全的首要保障。常年外出务工的父辈和子辈两代农民工对家乡相对陌生和疏远，那些未外出打工的亲属、村镇权威精英和专业媒人因其熟悉村庄环境和乡土人情便被委予重托。就如陈母为长子小涛婚事委托其守村务农的哥哥时，这位舅舅慷慨地拍着胸膛：“这是我的亲外甥，他的终身大事我自然要放在心上，有好的姑娘肯定优先考虑自己人……”而陈母和其丈夫则坦言，“媒人可能会因为费用耍点心眼儿，但我亲哥哥不会害自家孩子，信得过……”
其次，占据父权威严、财富资源和情感优势的父母支持成为本地婚恋的关键机制。如果说男方及父母以财富资源的占据而主动发起说媒相亲娶亲等一整套程序，那么女方父母则会以乡村婚姻市场中男多女少的特点而占据以彩礼多少讨价还价为自己和女儿获得更多婚姻补偿的优势。历经多年的举家外出务工，父辈早早以其多年打工积蓄为其尚处成年早期的儿女盖（买）婚房、备嫁妆。相比儿子的房子，女儿嫁妆则属次要。
没有房子哪家闺女愿意嫁过来啊。我现在县城先给老大买一套楼房，够体面了，等他回家了就做点生意。媳妇上学多少无所谓，能知根知底、身体没病能添孙子就行，生几个我们都帮他们养。到哪里能找到我们这么贴心的父母啊！（个案倪父HN-NB1401， 男，50岁）
再次，作为结婚主体的青年农民自身主动或被动地接受配合相亲及后续婚俗礼仪的安排，保证了本地婚恋的圆满完成。已有研究表明，基于代际的、文化和资源的影响，农民工的母亲仍在子女重大事务决策中起到关键作用。 对父母的情感依恋、尊严维护、道德秩序要求以及自身实力的脆弱和无助，多数青年会对父母的意愿和要求妥协。
（二）情感机制：异地婚恋模式的主导
对于在生命早期遭遇家庭功能“弱化”的青年农民工而言，情感归属与自我认同两大机制能较大程度地满足并实现其婚姻的稳定延续与家庭的扩大。
新生代农民工能获得爱情与幸福吗？调查发现，除了建筑、高危等劳动强度过大的行业，离开乡土束缚、父母祖辈约束并打工赚钱的新生代农民工因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时间和空间自由，几乎都有一次或多次自由恋爱的经历，他们对完美爱情和理想婚姻充满期待。可见，情感机制在异地婚恋和跨省婚姻的初期超越父辈权威而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城市青年自由恋爱的浪漫追求并无根本差异。访谈中，除在建筑工地高强度工作的两位小伙子表示愿意听从父母安排相亲，其他在服务业和制造业工作的20多位青年男女都表示想自己为婚姻做主，情投意合、感情稳定才能结婚。
小的时候，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连电话都很少打。看到电视中城市三口之家的生活非常羡慕，明白了家人是可以不分开的。所以我工作时就特别拼命，经常主动要求夜班，想多赚钱多攒钱，以后可以找个自己喜欢的人，生了孩子可以自己养。他跟我表白后特别照顾我，我感觉很放心也很轻松。最重要的是他和我想法一样，生了孩子要自己抚养而不是丢在老家交给老人。虽然我们挣钱有压力，但觉得很有奔头，特别期待一家人能一起幸福生活，像城里人那样。（个案小丽AN-SH1402，女，20岁）
在与小丽的多次交流中，“快乐”、“幸福”、“理解”、“感情基础”等字眼在这位仅有初中学历的姑娘那里被反复使用，拼命地加班和可观的收入让人觉得她与城市青年没有太大的区别。小丽的经历体现了现代教育、城市打工和电视传媒对曾为留守女童的女性追求自由婚姻的影响，但在“读书无用论”和“流动拉力”主导下，农村女童高主动辍学率及早期亲子分离衍生的安全感创伤更令人心痛反思。几乎所有被访的女孩都表示在孤独单调的打工生活中期待美好爱情，但同时大多女孩也表示当男孩表白时不知如何应对。
其次，跨省跨市的异地自由恋爱的稳定，需要通过或简或繁的婚姻仪式获得双方亲属的认可与祝福。越是能得到父母认可并举办民俗婚姻仪式的自由恋爱，双方的婚姻满意度越高，稳定性强。
我们老家重男轻女很严重，买卖妇女孩子比较常见，我在上海打工虽然累但是觉得这里风气好很多。我觉得小强很善良，我答应做他女朋友半年多后，他提出带我回安徽老家见父母并结婚。公公婆婆确实勤劳能干，对我们很好，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和幸福……（个案小敏GZ-SH1405，女，20岁）
对于儿子小强和媳妇小敏在上海打工相识相恋并结婚的经历，其母则表示：
我不是很在意媳妇老家穷，关键是她要对儿子好。我和老公年轻时也很穷，但我们相互支持，也攒了钱为儿子盖了新房。只要他们愿意，我们愿意帮忙做家务带孩子……（个案小强母亲AH1612，女，53岁）
而对于刚满20岁就因打工谈恋爱、未婚先孕的小丽，双方父母因为临县且男方家经济殷实、态度友好，所以同意了这桩婚事。婚后的小丽顺利生育一子并在两年后又生一子，夫妻两人回到家乡县城买房做生意陪着孩子上学。在访谈中，夫妻俩坦言，双方父母给予的精神支持和物质支持，让他们很有安全感和幸福感，让他们更珍惜家庭和孩子……
（三）弥补机制：非婚边缘婚恋模式的主导
值得重视的是，非婚同居的边缘婚恋虽遭受世俗排斥，却由于其弥补性或补偿性机制具有合理性而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边缘生活中。
为什么包括以非婚同居、非婚生育、婚外情甚至同性恋等多种形式出现的边缘婚恋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与同质性呢？研究发现，这恰恰是在农村曾为留守儿童的新生代农民工因其早期家庭亲情匮乏缺失，加上成年早期快速融入城市导致适应障碍和困境的集中表现，本文称之为弥补性机制。
首先，对情感、爱与归属的需求在超越时空和经济自立的催化下挣脱了村规民俗、乡土秩序和社会规范的制约束缚，从恋爱到同居的亲密关系中获得情感满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生代农民工年少时缺失的家庭温情和呵护。访谈中，这类青年男女几乎都是在无人管教约束和缺少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匆匆来到异地他乡。
先坐火车到上海再说，当地很多工厂酒店都长期招聘，以前大家还会过了正月十五才出去，现在有的初三初六就都走了，家里已经吃不惯住不惯了，到上海可以先住在男朋友那，再慢慢找工作，有个照应感觉踏实多了。（个案小梅HB-SH1504，女，23岁）
而前文提到的甘心做情人的小婉则坦言：
在家上学也要照顾弟弟妹妹做家务，上初中后爸爸就说我成绩不好还花钱不少，不如打工赚钱。在酒店服务也非常累，他主动关心照顾我，我特别感动，从来没人对我这么好，名分地位我管不了了，现在这样我也觉得值了……（个案小婉HN-SH1406，女，27岁）
其次，诸多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或选择以非婚同居、婚外情等形式的边缘婚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以叛逆反抗甚至病态的方式弥补新生代农民工在离散化家庭模式成长中长期被忽视和压抑的自我认同和自我价值。
访谈中的大多数青年提起童年经历和与父母的关系都表示有一把辛酸泪，而叛逆的小洋多次表达对父母的失望后坚持要为自己的婚姻做主：
自己常年不回家，一回来还对我大呼小叫，我才不愿意去见他们安排的相亲对象，那样过一辈子有什么意思！我有自己喜欢的人，就在邻村，我们非常聊得来……（个案小洋AN-NB1402，男，25岁）
访谈中的几位女性个案甚至不同程度地认可自己的非婚生存状态：
他和我坦白过很多次自己和妻子早就没有感情了，但因为孩子财产和家族生意很难离婚。我们生了一对儿女，平时他为我们花钱大方，还会为我娘家父母着想，主动带着我和孩子一起回老家探亲好几次。我要是在老家找个城里人结婚又能比现在好到哪里去呢？除了结婚手续，我家里对他各方面都满意……（个案小婉HN-SH1702女，30岁）
三、三类婚恋模式的差异矛盾和风险困境
那么，形式完美而延续多年并顽固稳定且兼具理性、趋利等合理机制的阶层内婚制（“同类婚”、“同质婚”），是否充分满足了社会稳定的需要、乡土秩序的保持、家族兴旺的期盼、家庭合力凝聚的提升以及个体主观满意幸福追求等多重功能？从全国范围来看，根据民政部印发的《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全国依法办理登记结婚1224.7万对，比上年下降6.3%；依法办理离婚手续384.1万对，比上年增长5.6%，粗离婚率为2.8‰，是2006年1.46‰的近2倍，结婚率降低而离婚率提高的特点十余年来持续保持。
从城乡对比来看，持久规模化的人口流动造成婚恋选择的时空范围扩大，制度、文化和家族的粘滞性和束缚性式微，乡村离婚高峰最早到来，后续为城镇、城市，越往后峰形越陡。2010年全国城市、城镇和农村离婚人口性别比为81、116和245，呈现城市离婚女性“过剩”和农村男性“过剩”并列特征。从性别差异来看，1990—2000年间的15岁以上人口离婚率增幅显著，男性先降后升，变化幅度较小，而女性自1990年始剧烈增长，20年增长3倍。全国15岁以上离婚人口性别比自1982年来出现陡降，由378降至127。2010年离婚人口性别比由城市到乡村依次升高，性别空间不均衡矛盾突出，离婚人口的年龄分布具有显著错峰效应。 近40年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却在婚恋领域呈现模式的同质性回潮 和满意度减弱的特征值得警惕和反思。近年来，以华中乡土派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已对以青年民工为主题的“重返光棍”的农村剩男、“抛夫弃子”的年轻妇女、“闪婚闪离”的结婚模式、婚变及临时夫妻泛滥等问题 有过丰富描述和深刻解析。在此基础上，本项研究则对新生代农民工多元婚恋模式中隐含的矛盾和困境提出进一步思考。
（一）弱支持体系衍生的婚姻稳定性风险与困境
当前和未来的社会治理中无法忽视和回避的现实是，普遍存在于青年民工群体中的三类婚恋模式都较大程度地因完整支持体系的匮乏和薄弱而极易陷入低质量、低满意度、低幸福感的情感创伤陷阱，即情感异质性特征。
首先，作为一种被安排的婚姻，“媒妁之言”的本地婚恋因双方从根源上缺少相互吸引的情感根基和共同生活所需的支持意愿，极其脆弱易破裂。
父母催得急，我们从见面到办结婚仪式一共15天。但过了门第三天她就走了……我们找到做媒的舅舅一起去她们家理论，她父母说她并没有回过家……后来有人传话说她在外面打工有男朋友，过年回来时就不同意和我见面，她爸爸非要做主。我们家也不富裕，盖房子也是全家一起打工这几年攒的钱。为这事，我妈气得犯病下不了床，我爸气得蹲地上掉眼泪。我们也没有领结婚证……（个案小涛AN-NB1508，男，22岁）
可以说，每一个不肯退让的父权家庭，都为儿女逃婚悔婚的叛逆行为甚至糟糕恶化的代际关系埋下重重隐患。与小涛不同，同在南京打工多年的小军和小梅则以冷漠和逃避的方式面对父母的催婚。
常年给大学生理发，看到很多自由恋爱多年但一毕业就分手的，所以说回老家随随便便见一面结婚，那不是天方夜谭嘛。我现在自己赚了钱经常补贴家里，但要让我相亲结婚，我肯定不会配合，大不了过年也不回家了……（个案小军AH-NJ1610，男，30岁）
其次，作为一种有一定自主性的婚恋模式，异地婚恋在生活实践中因就业、家务和生育而累加的生活成本和因亲缘匮乏、专业服务缺失导致的双重矛盾，极易脆弱破裂。
访谈中，跨省婚恋中有得到双方父母认可并顺利成婚生育个案，如异地恋爱并结婚的小强和小敏。但更多跨省自由恋爱的青年农民工或因父母亲属反对而放弃感情，或因共同生活的艰辛琐碎而妥协放弃，为其选择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认识不到半年我们就住到一起了，查出怀孕后他主动提出带我回老家生孩子办婚礼。他父母嫌我家离得太远，说先住下来等生了孩子再商量婚礼的事情。还没过一个月，我站在椅子上晾衣服摔了一跤，孩子没了，他的家人各种为难，逼得我没法在他们家过。他也怨我不小心，我心凉透了，出院后就直接回到苏州打工，不打算再联系他。今年过年回老家，父母还安排了好几次相亲，都没看上，心里还过不了那个坎儿……（个案小凤HN-SZ1612，19岁）
最后，作为一种被世俗排斥的边缘婚恋，也因社会对其约束机制弱，诱发了诸多社会问题。
我生了个女儿也没能留住他，他说还没有做好当爸爸的准备。我辞了宁波的工作带着女儿回到河南老家，说什么的都有，我都忍了。孩子现在三岁，到了上学年龄却因为没有出生证明和户口不能报名。我感觉活得特别委屈，现在带着孩子也没法工作赚钱，全靠父母和弟弟养，有时真想把孩子丢在孤儿院或者送人出去打工，有时甚至想做个了断……（个案小静AN-NJ1611，女，23岁）
在高劳动强度和高效率追求的市场化机制运作下，来自农村的青年工人的情感需求、生殖健康、心理建设因被视为私人问题而长期被忽视。这不仅导致青年农民工婚恋本身的脆弱，也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流动人口治理提出新的挑战。
（二）弱家庭功能导致深度抚幼和养老两重困境
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三类婚恋模式都因青年主体的脆弱性和夫妻情感的脆弱性而极易破坏完整家庭的抚幼养老功能，陷入家庭功能弱化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老人、儿童和青年夫妇自身的生活质量都因异质性婚恋模式受损。
首先，受制于青年独立性欠缺、孝道与乡土秩序延续、依附与妥协等多重机制，“媒妁之言”的本地婚恋因父权超越主权的代际失衡强化并加重了父辈的责任与负担，成为家庭矛盾、老人弱势甚至老人自杀的导火索。
近年来，农村人自杀尤其是老人自杀已经得到学界关注 和政府重视，然而“恩往下流” 的代际失衡表面下所掩饰的正是父权忽视子女自立，压制或牺牲子女情感发育、心灵成长及精神追求取而代之越位包办所导致的恶性循环。所以，在此意义上，看似操劳过度、无人赡养甚至经受虐待处于弱势的老人或许是其在子女婚恋主权上过度强势以及糟糕的代际关系质量的自然延续和表现。
老大天天跑到外面不归家，一年到头也没挣到钱，连生三个孩子你都得帮他养着，无论如何也要养啊。儿媳妇一个人带着大孙子和三孙子住在县城的房子里，动不动就问我要钱，孩子一周岁拍个照的钱也问我要。我给三百她还嫌少，好吃懒做的啥也不指望她，我要是不开这饭店，一大家子生活哪来的钱。二儿子去年结婚了，现在在武汉做生意。小儿子在帮人养羊，我们给他张罗对象，他不同意见面……（个案倪父HN-NB1702，男，53岁）
在调研中，皖豫交界的李村倪家较为典型。倪父带病操劳以在村里经营饭店谋生供养三个儿子。倪家父母带病劳动、养育孙辈，而儿子媳妇基本上是只管回家吃饭、要钱。谈到和父母的关系，大儿子小辉和儿媳小燕都表示父亲极其暴躁强势，全家基本都是言听计从，稍有反抗都不行。从两人19岁相亲结婚后举家到武汉打工，到连生两个女儿父亲逼生儿子并要求B超检查胎儿性别，再到带着三个孩子从武汉回到老家做生意，全是顺从父母的安排。提及婚姻满意度和日常家庭生活，夫妻二人均表达出悲观和绝望。
我当时不想上学，还没出去打工，爸爸就给我安排了和他相亲，后面结婚都是父母安排，想不到后面的生活会是这样。结婚不到五年连生三个孩子，每天都是围着孩子转，直到老三是个儿子家里才算安稳下来。平时公公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我过得胆战心惊。现在老大上小学了我们才总算能分开住。孩子爸爸天天不在家，我只好把老二送到爷爷奶奶那里带。我觉得自己很没用，不会工作赚钱，家里也不想收拾，有时连起床的力量都没有，真想带着孩子饿死算了……（个案小燕HN-L村1703，女，26岁）
而常年不回家居住的丈夫小辉则强调自己跟妻子无法共同生活：
我在外面跑车，回到家累得只想睡觉，听见孩子打闹，我特别心烦，家里乱七八糟没个住的样子，也不知道她天天在家都做些什么。我越来越不想回家了……（个案小辉HN-KS，男，26岁）
像倪家这样还能维持家人在一起的个案已经算是庆幸，更多新生代农民工在父母包办婚姻后将孩子留给父母抚养，夫妻各自外出形同陌路，他们甚至在漫长苦闷的打工生涯中加入城市非婚同居或临时夫妻的人群之中。
其次，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独立生存能力、情感能力及抚幼养老能力有限，曾享受短暂甜蜜的异地婚恋在现实生活的挑战冲击下不得不向家务琐事、养儿育女的世俗生活低头妥协，拮据、琐碎和辛劳的日常生活通常成为自由婚姻脆弱短暂的导火索。
我们微信聊得来就见面了，她怀孕后父母给我们办了体面的婚礼。女儿出生后，我们就一起回到老家养牛，她负责做饭持家照顾孩子。挺不容易，但一家人在一起我挺满足。后来给女儿上户口时发现妻子之前结过婚生过一个孩子。她向我坦白是那个男的家暴，她受不了逃出来打工，孩子也不要了。但是我爸爸知道这事非常生气，多次让我和她离婚。其实我并不想离婚，但受父亲影响，觉得她没有以前对我那么好。有一次吵架，我动手打了她，她就不辞而别，再也没有回来。前两个月女儿天天哭着喊妈妈，现在已经不哭了，也不提妈妈了……（个案小洋AN-NB1704，男，27岁）
那么，逃离不幸婚姻的青年女性能够从此获得幸福吗？事实证明，她们在忍受一次甚至多次亲子分离痛苦后变得冷漠甚至堕落，在独自苦累打工生活中想法养活自己，抑或再次通过婚姻、生育的轮回期盼获得重生。那么婚姻解体后的男方获得了真正的胜利吗？事实证明，失败的婚姻既是夫妻合力的结果，也必然造成两性的两败俱伤。目前，小洋带着3岁的女儿和父母一起生活，父母还催着他再相亲结婚。虽不想配合父亲要求，但他不擅农活，离开父亲支持寸步难行。几个月来，他在当爹又当妈的辛劳中疲惫不堪，看不到未来和希望，怜爱幼小的女儿却在痛苦时想扔掉女儿……
再次，受城市打工经济自主权以及乡土粘滞性减弱等机制影响，非婚边缘婚恋极易因其脆弱性、毁灭性甚至越轨暴力回应婚恋家庭和生育养老中面临的责任和困难。迅速从“留守儿童”转换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农村青年在成长中欠缺家庭温暖，这些欠缺所引发的问题不仅会渗透在其短暂或漫长的打工生涯中，也会以其人格品质的表现形式渗透在其情感发展和恋爱婚姻中。
我们工厂因为抢女朋友打架的情况很多，女孩之间也会因为喜欢的男生打架互殴。有的租房子住在外面工厂就基本不管，光是我知道的就有把孩子生在出租屋里的，还有怀孕后跳楼的，都是很难想象，有的女孩年龄还很小，家里来人都找不到了。有个女孩把孩子生下来发现有病，就直接丢在福利院门口了。（个案小印AH-HF1510，男，30岁）
在一定意义上，大量新生代农民工深陷的非婚边缘婚恋可以说是深受其父辈早年长期离家务工造成的离散化家庭的影响。
（三）弱结构性资源要素导致孝道文化的衰落和消逝
当作为主力军的青年民工身临婚姻稳定性风险、婚姻满意度锐减和抚幼养老家庭功能弱化失灵的多重困境，这一群体牵连的三类婚恋模式都在资源和要素单向失衡流动的现代化进程中加速农村的“流出性衰败”，加剧乡土村落在实体和文化领域的双重消逝。
首先，三类婚恋模式的异质性、脆弱性甚至短暂性正以激烈或安静、显性或隐性的复杂交织方式瓦解农村社会稳固的根基。访谈中，无论是打工自由恋爱并得到两家扶持的跨县婚姻并亲自抚养两个孩子的小丽夫妇，还是通过相亲与同村结婚后外出务工父母抚养两个孩子的小妮夫妇，都非常坚定地认为应举全家之力（自己务工多年的收入积蓄和父母的经济支援）在县城买房或者租房，为已成长至学龄阶段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做最大的努力和准备。他们希望孩子能彻底离开农村，通过接受最好的教育获得工作，在城市过上体面的生活。
家境相对殷实的小丽坦言：
房子我已经选好了，就在县城一中旁边的新小区，算是这里最好的学区房了。马上老大上小学、老二上幼儿园，我们不打算再出去打工了。我主要负责照顾孩子，他爸爸跟着父母做生意。公婆也都非常支持我培养孩子成才的想法。（个案小丽AN-SH1702，女，25岁）
而家境一般、经济有限的小妮也想出了更合适的办法：
暂时买不起房子也得租房子供孩子上学。他俩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奶奶不干农活了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爷爷身体硬朗留在家里种地。我们夫妇还是到苏州打工，孩子上学花销更大。我们估计还要再打5年工才能攒够城里买房的钱，到时候我就不想再外出了。（个案小妮AH-KS，女，31岁）
大量的个案在另一层面上呈现了强烈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那些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具有经济收入能力和婚姻自主权力的农村青年女性，已经在自己的家庭决策、子女抚养、夫妻关系和代际关系处理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她们追求独立、自由、幸福的理想和努力却在另一种意义上加剧了乡村社会的实体性衰落。
其次，留恋并驻守乡土的祖辈农民和父辈民工在巨大的“流动拉力” 下陷入物质匮乏和精神孤独的双重困境，这既在关系和质量层面考验或检验着传统代际秩序，又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方式和资源整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和更大挑战。
面对日益空心化和衰败的农村，那些长期孤独自养兼养孙辈的祖辈父辈老人遵循“恩往下流，老人弱势”的根源在于哪？长期的生活史访谈发现，是否孝顺公婆以及如何孝顺公婆的关键和源头不在于是否夫妻异地本地、不在于父母经济支援多少、不在于抚育孙辈程度，而在于夫妻之间的感情好坏。也就是说，那些夫妻感情比较好的农村青年，不管是本地还是异地，都对双方父母比较好；而那些夫妻感情比较差的青年，都对双方父母尤其是男方父母更加不孝顺。
四、结语
基于对来自河南、安徽、湖南等中西部地区并长期身处苏州、昆山、上海、南京、宁波等长三角地区务工的30多位新生代农民工3年多的访谈资料，本文重点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的主要类型、运作机制和衍生问题。分析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可归纳为“媒妁之言”的本地婚恋、自由恋爱的异地婚恋、非婚同居的边缘婚恋三大类别。本文发现，以上三类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都不同程度地与阶层内婚制相契合，并再次验证婚姻匹配与择偶配对的“同质性”即“同类婚”特征。本文认为，媒妁之言的本地婚恋通过乡土、财富与配合三重机制为新生代农民工终身大事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筑牢安全网；对于生命早期遭遇家庭功能“弱化”的青年农民工而言，情感归属与自我认同两大机制较大程度地满足并实现其异地婚姻的稳定延续与家庭的扩大；非婚同居的边缘婚恋虽遭受世俗排斥，却由于其弥补性或补偿性机制具有合理性而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边缘生活中。由此可见，本地、异地和边缘三种类别的婚恋模式，深受安全、情感和弥补三重机制的嵌入主导，正在城乡之间掀起一场社会生活的革命。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老人、青年和孩子三代人的命运，成为破解养老、抚幼、家风建设等若干重大问题的源头和关键，亦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议题。
工业化催生的打工潮和巨大的流动拉力正将情感恋爱和婚姻家庭的异质性复杂性推向纵深，涌向城市和生产一线的青年民工的婚恋模式研究成为我们管窥全球化背景下婚恋变化和现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领域。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一代又一代的新生代农民工义无反顾地投身城市化浪潮，其所面临的婚恋困境理应引起社会各界的重点关注。“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7年4月14日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在第四项青年婚恋领域中，明确了文明健康婚恋观、高水平婚姻家庭和生殖健康服务的发展目标。党的十九大重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追求的发展要义，肯定青年的成长发展维系民族国家的命运前途，提出全党全民关心爱护青年的殷切重托。因此，破解青年主体的脆弱性风险，提供青年施展才华的舞台机遇，务必引入生命历程和家庭生命周期的科学视角，以时间、空间保障支持青年发展而非控制、剥夺、放任青年成长，这是家庭、社会和政府培养独立青年和实现婚恋家庭现代化的共同职责。
作者系江苏省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
参考文献与注释：略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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