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城市依附感的增强，他们正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融入城市社会，社会性嵌入成为当代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特征。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个体人口学特征”“社会交往与社区参与程度”“城市感知状况”以及“权益侵害和遭歧视”等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经济能力”的影响却不显著。也就是说，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最主要原，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交往、社区参与状态和对城市的切身感知。权益受损以及遭受歧视与排斥会对留城意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改善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十分重要，社区居民应以平等、包容、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务工人员，这将对城市融入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制度缺席；社会交往；城市感知；社区参与
随着我国 30 多年来工业化、城市化和商业化的迅速发展，每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根据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 2013 年底，全国农民工的总数为 26894 万人，比上年增加 633 万人，其 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为 12528 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 46.6%。［1］随着老一代农民工年龄的日益老 化并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从长远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将持续攀 升，从而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农民工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弱势群体，这种社会地 位是由渐进的个体生命历程与剧烈的社会变迁交互作用而导致的。陈映芳曾将在乡城之间迁移的 农民工称为“城市新移民”，并将他们的权益问题定义为“市民权”问题。［2］在她看来，“农民 工”既是一种制度设置，也是一种身份安排。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春光研究员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表 现出强烈的移民意愿和行为，并且有少数人实现了城市定居。在他看来，进城务工的农民尽管不是 如“水库移民”等国家政策意义上的移民，但是事实性的移民潮正在出现。“过去 30 年是农民工 从流动开始向移民转变的阶段”，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暂住”到“常住”， 从“流动”到“迁移”的变化，表明了当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市民化的进程在加速。［3］5-6无论农 民工是“暂时的飘浮者”还是“潜在的定居者”，［4］他们都对城市的空间重构、经济结构、社会 治理和文化生产等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宏观的时代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 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
一、文献回顾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适应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改变自我、融入城市，即进城以后随 着职业和居住环境的改变，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也发生变化，从而使自身整合到城市社会。另一种是 在城市重建原有的生活环境，他们在社会交往中较多地依赖和选择同质性群体以及初级社会关系，即 强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和以“自我”为中心构造社会互动的差序格局。［5］较典型的是在城市建立自 己的社区，即“都市里的村庄”，如北京的“浙江村”、南京的“河南村”等。学界通常认为，农民 工的城市适应包括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过去农民工的适应大多停留在经济层面， 但这种现状在新生代农民工那里正在发生改变。［6］
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有着强烈的愿望和诉求，而且他们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也为这种诉求提 供了一定的条件。但由于受教育程度相对不高、社会经验不足、城市居民的排斥、户籍制度以及作为 社会公共物品提供者的政府管理和服务不到位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7］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在制 度、经济、社会和心理等层面仍面临着各种深层次的困难。［8］一些经验研究表明，自评家庭阶层地 位、媒介接触、城市经历、相对剥夺感、社区参与和组织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有显著影 响。［9］也有学者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面临三大对立关系，即政策的“碎片化”调整与新生 代农民工越来越强烈的城市融入渴望之间的张力，他们对城市融入的向往与他们实现市民化的能力之 间的张力，以及中央政府的城市化政策与地方实际落实城市化举措之间的张力。［3］5概言之，农民工 的城市融入存在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以及主体与结构等一系列的制约性因素。目前，国内关于新 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有四种代表性的研究路径。
第一种研究路径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制度性、社会性和经济性障碍等角度进行全面综合的分 析。［10］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存在的阻碍性因素包括素质障碍、文化障碍、认知障碍等。制度性障碍表 现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与该制度直接挂钩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差别化制度；城乡割裂的 二元劳动力市场；僵化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和宅基地制度。社会性障碍包括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对外来 流动人口采取以管控为主的各类歧视性政策；城市居民由于“身份”优越感而导致对农民工群体的排 斥；农民工聚集在城市边缘区形成高度同质性共同体，狭隘的社会网络将他们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 经济性障碍主要是由于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巨大，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城乡土地制度等需 要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
第二种研究路径从社会结构性和主体性两方面进行分析。这里的结构性因素包括制度安排、经 济环境和舆论态度，而主体性因素包括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意愿和市民化的能力。城市融入的过程体现 在作为主体的农民工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过程，社会结构对农民工的适应既具有制约性，也留下了 一定的行动空间。换句话说，在特定的结构性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也表现出自身的能动性，能够根 据不同的情境利用各种行动资源采取不同的适应性策略。这些适应性行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个体 需求，还会产生结构性后果，促进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制度完善。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就是在个人与社会、 行动和制度的张力和竞争过程中逐步实现的。［11］
第三种研究路径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进行分析。从本质上而言，该研究路径与“行动 - 结构”的 视角相一致，因为社会资本可以含括微观的个体关系资本、中观的组织资本和宏观的制度资本。例如， 李爱芹将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分为三种类型：私人关系型、组织型和制度型，认为农民工社会资本积累 的困境主要表现为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狭窄、组织型社会资本不足以及制度型社会资本缺乏公正，这 些困境阻碍了他们的城市融入。［12］
第四种研究路径则从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的不同世界的交互影响进行分析。这种视角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城市受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交互作用的影响，他们的生存形态和 逻辑受这四个世界的型塑，其行为和价值观是他们的实践世界之社会与人际关系结构的直接反映。新 生代农民工通过实践性惯习的生产与再生产，寻求并表达自身身份的社会适应性。乡土性在新生代 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中仍发挥着路径依赖作用，获得某些都市性和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意味其能融入城 市。［13］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践世界里的诸多冲突关系和限制因素直接导致他们难以适应和融入城市。
二、研究假设
2014 年 4 月至 9 月，课题组成员对杭州地区的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组以分层随机抽样 的方法，先在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等 15 个区（县、市）抽取 17 个社区，然后根据常住人口、 暂住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再在每个社区进行随机抽样，共收回问卷 761 份，有效问卷 720 份。其中，有 450 人（占 62.5%）希望“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只有 9.2% 的农民工不希望一直生活在杭州，持“无 所谓”态度的人占 28.3%。这表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意愿很强烈。我们将调查问卷中 35 周岁以下的 农民工界定为“新生代农民工”，共计 357 人。
我们分别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学基本特征”“经济能力”“社会交往与社区参与程度”“城 市感知状况”和“权益受侵与遭歧视情况”这五个指标对他们的城市融入产生的影响。根据问卷设计 的内容，这五个指标的具体自变量分别选取如下：
（1）人口学基本特征：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孩子数量； （2）经济能力：就业状态、月收入和打工年数； （3）社会交往与社区参与程度：与杭州本地人的交往情况、与所在社区或附近社区的居民是否熟悉以及所在社区是否设立“外来人口之家”等组织机构或活动场所； （4）城市感知状况：所在社区对外来打工人员的态度、对杭州的总体印象和对社区及其居民是否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5）权益受侵与遭歧视情况：生活中遭遇的侵权事件、是否感受到社会歧视或排斥。 我们将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希望一直留在杭州”作为因变量，来测量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由于这是一个二分变量，所以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具体的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 1：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人口学特征对他们的留城意愿有影响。
假设 2：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能力对他们的留城意愿有影响，经济实力越强，留城的意愿也越强烈。
假设 3：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与社区参与状况对他们的留城意愿有影响，社会交往与社区参 与状况越好，留城的意愿也更为强烈。
假设 4：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感知状况对他们的留城意愿有影响，对城市感知越好，留城意愿也 越强烈。
假设 5：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受侵与遭歧视情况对他们留城意愿有影响，越是经历过权益受侵和 歧视，他们留城的意愿越弱。
（续表）
变量 描述：频数（百分比）
婚姻状况 未婚：121（34.3%）；已婚：219（62%）；离婚或丧偶：13（3.7%）
孩子状况 有孩子：224（63.1%）；没有孩子：131（36.9%）
就业状态 长年在外，有稳定工作：192（54.4%）；农忙时回家种地，农闲时外出打工：41（11.6%）；常年在外，只做些散工、零工：67（19%）；自己创业：30（8.5%）；无业或失业：14（4%）；其他：9（2.5%）
月收入 2000 元以下：70（20%）；2001 ～ 2500 元：127（36.3%）；2501 ～ 3000 元：100（28.6%）；3001 ～ 3500 元：35（10%）；3501 元以上：18（5.1%）
三、研究结果
（一）人口学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以往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特点会对他们的城市融入产生影响。在本研究中，人口 学特征包括了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孩子数量等四个指标，我们将它们作为自变量，以“是否 希望一直留在杭州”作为因变量，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结果见模型1。
模型 1人口学基本特征对留城意愿的影响（略）
从统计结果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对留城意愿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也即女性与男性对留城 的意愿并无差别。受教育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小学”文化程度者愿意留 在城市的发生比是参照组（“不识字”）的16.4倍（B=2.796），“初中”文化程度者愿意留在城市 的发生比是“不识字”的38.1倍（B=3.639），“高中、中专”文化程度者愿意留在城市的发生比是“不识字”人的31.4倍（B=3.446），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留在城市的发生比是“不识字” 人的252.9倍（B=5.533）。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对他们的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文化程度 越高，留城的意愿也更强烈。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对留城意愿也有 一定影响，但与参照组（“未婚”）相比，“已婚”者对留城意愿并没有显著影响，而处于“离婚或 丧偶”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留城的发生比与参照组（“未婚”）相比低15.8%（B=-1.848）。因 此，处于“离异或丧偶”状态的人留在城市的意愿更弱。最后，是否有孩子也会对留城意愿产生影 响，“有孩子”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留城的发生比是“没有孩子”的2.3倍（B=0.825）。
综上所述，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对他们留在城市的意愿是有影响的，假设 1 成立。
（二）经济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迁移人口的经济能力是影响他们城市融入的重要指标。我们用“就业状况”“月收入”和“打 工年数”来测量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能力。这里将这些指标作为自变量，以“是否希望一直留在杭 州”作为因变量，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见模型2。
模型2 经济能力对留城意愿的影响（略）
从统计结果来看，这些指标大多不显著，尤其是“月收入”和“打工年数”。但是，新生代农 民工的“就业状态”对留城意愿有一定的影响，处于“自己创业”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留城的发生比 是参照组（“常年在外，有稳定工作”）的 4.9 倍（B=1.052），而处于“无业或失业”状态的人的 留城发生比与参照组相比则低 27.4%（B=-1.296）。这说明杭州作为省会城市对迁移人口的创业有很 大吸引力，而失业或无业状态则对他们的留城意愿有负面影响。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能力对留城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假设 2 基本不成立。
（三）社会交往与社区参与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在假设中，我们认为作为迁移人口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交往和社区参与程度越好，他 们融入城市的意愿也越强烈。我们以“与杭州本地人的交往情况”“新生代农民工对所在社区或附近 社区的居民是否熟悉”以及“所在社区是否设立‘外来人口之家’等组织机构或活动场所”作为自变 量来测量社会交往与社区参与状况，以“是否希望一直留在杭州”作为因变量，二元 Logistic 回归的 分析结果见模型 3。
模型 3 社会交往与社区参与对留城意愿的影响（略）
统计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与杭州本地人的社会交往情况确实会显著影响其是否留在城市的 意愿。与本地人“偶尔打交道”的人愿意留城的发生比与参照组“经常打交道”的人相比低 18.2%（B=-1.702），而“没有打过交道”的人的留城发生比与参照组相比则减少 11.7%（B=-2.148）。因此， 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人的交往越是频繁，他们留城的意愿越强烈。在统计模型中，新生代农民工与所 在社区或附近社区的居民的熟悉程度不会影响其融入城市的意愿。最后，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的社区是 否设立了“外来人口之家”等组织机构或活动场所对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如果没有此 类社区服务机构或活动场所，那么他们的留城意愿将降低 27.3%（B=-1.299）。
从总体上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与社区参与状况对他们的留城意愿会产生影响，社会交 往与社区参与状况越好，留城意愿也越强烈。因此，假设 3 成立。
（四）城市感知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我们的假设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主体感知会影响到他们对该城市的融入意愿。我 们以 “所在社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态度”“对社区及其居民是否有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及“对杭州 的整体印象”这三个指标来测量他们的城市感知，以“是否希望一直留在杭州”作为因变量，二元 Logistic 回归的分析结果见模型 4。
模型 4 城市感知对留城意愿的影响（略）
在关于主观感知的测量中，三个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首 先，如果他们认为所在社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态度“不太友好”，那么他们愿意留在本城的发生比 与参照组（“非常友好”）相比要低14.1%（B=-1.961）；如果认为他们所在社区的态度是“很不友 好”，那么他们愿意留在本城的发生比将降低8.4%（B=-2.481）。因此，社区对外来务工者的态度 越友好，其融城意愿越强。其次，新生代农民工对所在社区及其居民是否有认同感和归属感也会对留城意愿产生影响，对社区及其居民“没感觉”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参照组（“非常认同”）相比，他们 留城意愿的发生比低8.5%（B=-2.468）；而对所在社区及其居民“基本不认同”的人愿意留城的发 生比则要低9.1%（B=-2.402）。因此，认同感和归属感越强，融入城市的意愿就越高。最后，新生 代农民工对城市的整体印象也会对城市融入的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整体印象“不喜欢”的人与参照组 （“喜欢”）相比，留城意愿要低4.9%（B=-3.020），即对城市印象越差越不愿意留城。
综上所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感知状况对融入城市的意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假设 4 成立。
（五）权益侵害与遭遇歧视情况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我们在假设中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打工期间遭遇过权益侵害或受到歧视和排斥会影响他们 融入城市的意愿。我们以这两个指标作为自变量，以“是否希望一直留在杭州”作为因变量，二元 Logistic 回归的分析结果见模型 5。
模型 5权益侵害与遭歧视对留城意愿的影响（略）
统计结果显示，在打工期间遭遇权益侵害会明显影响他们的留城意愿，与没有遭受权益侵害的 人相比，遭遇过权益受损的人愿意留在本城的发生比与参照组（“没有”）要低 41.4%（B=-0.885）。 感受到社会歧视或排斥也会对融城意愿产生影响，“很少碰到”社会歧视或排斥的人愿意融入城市的 发生比是参照组（“经常碰到”）的 5.8 倍（B=1.759），“没有感觉”社会歧视或排斥的人愿意融 入城市的发生比则是参照组的 4.9 倍（B=1.582）。
综上所述，权益受侵与遭受歧视和排斥的经历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产生显著的负面作用， 遭遇过权益受侵或经历过被歧视和排斥，其留城意愿也越弱。因此，假设5 成立。
四、总结与建议
我们分别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人口学特征”“经济能力”“社会交往与社区参与程度”“城 市感知状况”以及“权益侵害和遭歧视情况”等五个指标对其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除了“经济能力”（假设 2）之外，其他四个因素对留城意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也就是说，经济因素并非是影响新 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最主要原因，重要的是社会交往、社区参与状态和对城市的切身感知；而权益 受损以及歧视与排斥则会对他们的留城意愿产生消极影响。
我们发现 “月收入”对留城意愿并没有显著作用，这也印证了其他一些研究结果，即新生代农 民工在城市追求的主要并不是经济目标，他们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创业”状态会对他们 的留城意愿产生一定影响。然而，尽管经济原因并非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打拼的主要目标，但当他们 的经济状况陷于极端的窘境时（如失业或无业），还是会影响到他们的留城意愿和城市融入。统计分 析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社区设立了“外来人口之家”等组织机构或活动场所会对留城意愿起到促 进作用，因此，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置一些类似的服务机构，使之更多地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作 为城市融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有情感、有意愿、有想法，从关于“城市感知状况”的分析中可以 知道，城市社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会明显影响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不友好的、拒斥的态度会产 生负面作用；而且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会显著影响其融入意愿。因此，改善城市居民对新生代 农民工的态度十分重要，社区居民应以平等、包容、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务工人员，这将对城市融入 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流入地城市应积极塑造外来务工者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基础 设施建设和文化品位，并且降低城市生活的各种成本。同时，应创造机会使新生代农民工与社区居民 之间多互动、多相互理解，消除后致性的身份污名。［14］最后，政府应当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和社会保 障制度，切实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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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青年探索》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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