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道理本来很简单，但是如果受到视野的局限，简单的道理也会变得不为人所理解。比方说，现在高校推行“双一流”建设工程，就看到一些大学者提出一个似乎很“科学”的“国际”标准，说我们的大学要努力“使用国际语言讲中国故事，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学术文章，培养出来的学生要能够在国际一流机构找到工作”，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可要细细一想：如果我们把最好的文章送到国外发表，把最好的人才送到国外工作，我们为什么要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呢？我们使用的是别人的语言，文章发表在别人的期刊上，培养的优秀学生也在别人的机构里工作，我们自己啥也没有，怎么就成为“一流”了呢？由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我们的农村发展，也有一种观点说，应当优先发展大城市，因为把资源投到大城市的效率比投到农村高，是经济的，这样使大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给农村人，有利于农民市民化的实现。我同样想不通：农村本来就穷了，还要把资源要素挤出来拿到大城市去，资源的效率是高了，可是要素流出的农村怎么就发展了呢？
显然，我们的大学要推进“双一流”建设，初心是让中国变得更先进，我们要实现农村城市化，初心是让农民更幸福。按照最最简单的逻辑，是需要把好东西留给自己，才能让自己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如果把东西都给了出去，别人发展越好不是自己就会越落伍吗？我上课时经常喜欢拿来消遣的一句话就是：“社会上最怕那种又笨又勤快的人”，而我们现在经常让自己理直气壮地成为“又笨又勤快”的人，不是这样吗？如果我们明确了推行高等教育的“双一流”建设是为了使中国更先进，那就应该让最好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的期刊上，中国人才能更容易读到它，使用它，让它指导自己的国家更好地发展；也要让最优秀的人才留在国内工作，这样才能使他们的聪明才智更好的为本国人民做贡献，甚至要想尽办法把国外的好文章，优秀人才吸引到中国来为我们的国家发展服务，像现在的美国那样。相同的道理，如果我们要使农村得到发展，就应该让农村的要素尽量留在农村，甚至能够吸引城市的要素进入农村，让这些要素能够为农村发展服务。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以现在的既定条件，显然一篇文章发表在国际期刊的影响更大，一份要素显然是投入到城市带来的效率更高，那我们是选择眼前的影响力或效率，而鼓励好文章投往国际，好要素投往城市，还是要牺牲短期利益，努力营造吸引外部要素流入的环境呢？纵观历史，没有哪一个国家天然就是要素流入之所的，今天的世界最强国是美国，但之前是英国，再之前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如果按照追求眼前效果的逻辑，英国就该跟着西班牙葡萄牙，美国就该跟着英国，那就不会有今天强大的美国了。虽然这些国家的崛起大多是依靠殖民扩张，方法不可取，但从精神实质上说，都是想办法把自己的要素留在国内，甚至努力把别人的要素吸引过来，自己的国家才得以强大。因此，如果我们要想见到教育强大的中国，正确的途径是想办法建立自己的一流期刊，让其他国家的学者把文章投到中国来，要想办法建立起中国一流的大学与机构，让别的国家把一流人才送到中国来工作。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要想见到富裕的农村，就应该想办法把农村的资源要素留下来，甚至要想办法把城市的资源要素吸引到农村来。尽管这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一定是方向！不过，一个显而易见的困难是，就像我们不能通过命令把世界最优秀的论文都拿到中国期刊来发表一样，也不能通过政府命令（尽管做得到，但坏处很多）让市场将最好的要素都集中流向农村。因此我们得问一个问题：农村要素为什么要留在农村？城市要素为什么要流向农村？农村发展需要要素流入，市场机制却会导致要素流出，而我们又必须遵守市场规律，这就是矛盾！
乡村振兴如何克服这个矛盾？不能用政府命令，我们还是要从市场机制本身去找办法。古人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素总是往报酬高的地方流动的。要想改变要素的城市单一流向，就要改变农村的要素报酬条件。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中，把“落后的农村传统社会”和“先进的城市工业社会”看作是天生的，因此认为农村存在大量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即便全部离开农村，也不会造成农业产量降低，从而农村要素会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在工业化主导一切的发展思维里，农村农业就被完全忽视了，农业农村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使用这些资源来支持城市工业的发展，而不是为了农村生活着的人们。然而，农村社会是天生落后的吗？对此最先提出怀疑的是舒尔茨，他说落后的农村地区并不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他的一句名言是“只要有了适当的刺激，农民也会点石成金”。这里的适当刺激是什么呢？舒尔茨讲到了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形成的教育和知识，对强化农民优化资源配置能力，提高要素的边际报酬率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看来，我们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当然不能够像刘易斯的主张那样，把农村视为是天然存在“要素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地方，而应从舒尔茨的理论中得到启发，即通过强化村庄公共品的供给来改变农村要素报酬低的境况的，以实现农村要素留在农村甚至吸引城市要素流向农村的目标。“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说明这个道理大家都是明白的。现在城市要素不愿去农村，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农村的公共品缺失造成的要素使用成本过高，降低了要素的边际报酬率。大家想想，如果一个老板要去农村投资，所面临的小孩在农村没地方上学，自己在农村没地方看病，甚至在农村连自来水、上网等等基本生活条件都没法满足的情况，只能在农村做事，回城里生活，这成本该是多高，还不要说在农村的投资还会遇到交通、信息、员工培训等基础设施问题。
加强农村公共设施与服务的建设，是政府在改变城乡要素单向流动中能够而且必须有的作为，其它的事情由市场去做，这个事情政府应该义不容辞。以我的观点，政府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是更新思维方式，从城市单轮驱动到城乡双轮驱动。二元结构理论深入人心，使我们把农村当做天然就是落后的，直到现在也没有太多人认可农村一样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这种思维反映在政府公共政策上，就是政府财政的公共设施及服务的投入，大多数是倾向于城市，能够涉及到农村的少之又少。在我居住的城市，制定了一个“2017-2020年的基础设施提升行动计划”，里面的项目绝大多数是关于城市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港口码头、市区危桥、通用机场，甚至海绵城市建设等等，涉及农村的只有一项即“农村公路提档升级”，这还是在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我的家乡在中部地区农村，每次从县城回家路过那灰尘滚滚的乡间公路，就感觉好像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但却可以投钱在县城里开一场规模宏大、名人云集的古人诞辰纪念会。在城市单轮驱动的思维下，农村的落后是必然的，要素从农村流出也是必然的，其结果则是导致城市产业发展无形中失去农村广阔的市场。大家想想，如果没有城乡电网改造，今天家电下乡就难以实现，家电不能下乡，很多城市传统制造业就会失去庞大市场。所以，现在要对农村公共设施与服务的投入补课，政府在财政政策安排上，要想办法保障农村的公共设施财政投入，要努力安排农村公共服务，缩小城乡之间的公共设施与服务水平差距，唯如此，才能启动经济发展的城乡双轮！
二是转变投入偏好，从倚重经济性公共品到经济性与社会性公共品并重。在过去的几十年，为了改变我国经济总量与人口规模不相称的格局，实施了追求GDP的快速增长的政策，并以此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重要指标。从历史的观点看，那个时期的战略是正确的，否则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人民迅速提升的生活水平。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使政府也变成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在农村公共品投入上具有明显的偏好：即倚重投入经济性公共品，而对社会性公共品的投入存在严重不足。道路、交通、灌溉、农田改造等领域是农村公共品投入的重点，而医疗卫生、农村教育、文化娱乐等公共设施与服务就受到忽视。按照舒尔茨的观点，这些社会性的公共品都是关系到人的素质的公共品，缺乏这类公共品导致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受到极大限制，最终影响到农村人力资本的累积，而农村人力资本提升是他们能够“点石成金”最为重要的保障。所以，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的公共品投入也要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相应提升层次，要能够适应农村居民提升素质的需求，毕竟只有劳动者才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农村有了高素质的劳动者，才有可能满足城市产业要素下乡对创造价值的追求，从而吸引城市要素到农村来。
三是注重投入效果，既要投入基础性公共品又要投入产业专用性公共品。我们以前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一般是锁定在基础性公共品上，比如道路交通、水利灌溉、农田整治等，这是把农村等同于农业的思维。农村之所以不能成为要素的吸纳地，也是因为在这种公共品投入模式下，发展农村的二三产业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撑。事实上，农村农业具有相当丰富的产业链衍生条件，比如发展休闲农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创意农业等等。不同的农村要有差别化的发展思路，就要发展差异化的产业，发展差异化的产业就需要有差异化的产业基础设施，不是仅仅把道理修通，电线架通就可以发展出农村产业来的。记得在广西三江调研时，就发现那里的乡镇政府为了发展禾花鱼养殖业，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侗族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发展“禾花鱼节”等乡村旅游项目，而根据养禾花鱼的需要进行相关的稻田设施建设，正是这种具有产业专用性的基础设施的供给，让那里的农业衍生出新的业态。所以，我们在向农村提供公共品及公共服务时，需要有更周全的思考，既要有基础性的公共品，又要有产业专用性的公共品。城市要素下乡总要进入某些特定的产业，需要特定产业基础设施的支持，如果农村公共品供给考虑到这一点，无疑能够增进城市要素下乡的吸引力。
总的来说，几十年前，我们为了打开闭关锁国，采取政策鼓励知识分子走出国门，精学英语，发表国际学术论文，以便熟悉国际惯例与规则，让中国能够融入世界，同样，我们也用尽农村的力量来扶持城市发展，为了实现“进口替代战略”的使命，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从今天的结果看，这种选择是功不可没的，也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几十年已经过去，我们现在的国际期刊发表论文数量据说已经逼近全球第一，中国的经济总量也位列全球第二，但在学术上我们仍然没有打造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仍然要用别国的杂志来衡量自己的学术水准，在经济发展上，我们的农村仍然处于温饱，甚至还日益凋零。这看似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其实都有一个道理：我们太不注重落后领域的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的建设了，沿一条道走到黑，不知道“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基本哲学道理。
世界在变，如果我们不变，那我们就会越来越像那个“又笨又勤快的人”！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三农庄园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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