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农民道德的认识，必须注意三个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识农民道德问题的基本原则；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道德的阐述；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教条式的理解，正确认识农民的道德意识及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农民 道德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对农民道德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论证。我们既需要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经典作家的论述，也需要破除教条式的解读，从而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认识。
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识农民道德问题的基本原则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持以唯物史观分析社会现象、判断社会问题，在农民道德状况上，充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对农民的道德观念、道德水平、道德责任以及道德意识等进行剖析。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农民道德状况的基本原则。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从普鲁士农民的生产水平和经济状况出发，为当地农民由于贫困和破产而不断去采集和砍伐林木行为进行辩护，强调普鲁士农民的这种行为并非道德意义上的“盗窃”，而是依循其“习惯权利”来满足基本生活的必要手段。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对历史上和普鲁士国家的法律问题以及现存的半封建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抨击了封建等级的代表所持的观点，第一次公开地站在贫苦群众一边维护他们的物质利益。”[2]此后，马克思继续以农民的生活状况为出发点，不畏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强权，撰写《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为《莱茵报》驻摩泽尔记者彼·约·科布伦茨在揭露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两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进行辩护，充分挖掘农民道德产生的物质基础。马克思立足农民现实生产和生活条件，分析农民道德状况的行为虽为其后来离开《莱茵报》埋下了伏笔，并使其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但同时使得马克思的研究方向发生了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在回忆时强调：“我曾不止一次地听马克思说过，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状况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3]可见，对农民道德状况背后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条件的剖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识农民道德的基本原则。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从小农的生活条件、生产方式出发，论证了农民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单一与隔绝，强调：“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1]（566）长期以来，乡村一直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1]（566），耕种菜地可以收获蔬菜和粮食、养殖家禽能够提供肉食和蛋奶，农民生活资料的获得“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1]（566），不同农民家庭之间相互隔离，每个村庄彼此孤立，难以产生相互交换的需要。与此同时，这种隔离又由于“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1]（566）。农民“分散的生产方式和狭小的生活世界，成为小农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得以产生的基础”[4]，使他们逐渐表现出散漫、狭隘的道德缺陷。
恩格斯以农民的生存状态、与陌生人接触的态度等作为考察依据，对农民的个人美德进行肯定，在《从巴黎到伯尔尼》中指出：“这些农民是善良的、好客的、愉快的人，他们对外来的人很殷勤，很关切，虽然他们操着令人讨厌的patois[方言]，但他们毕竟是非常真实的彬彬有礼的法国人。”[5]然而，恩格斯进一步考察农民的生活条件与关系时发现，农民的视野和道德水平都还处在较低水平，他尽管承认“法国农民具有个人美德”[5]（560），但由于现实生活环境的影响，这些法国农民“在文明世界中还是野蛮人”[5]（560）。恩格斯以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对农民道德状况进行分析，既挖掘出农民善良、勤勉的个人美德，也同样注意到农民“感觉迟钝，目光短浅，对城市、工业和商业的种种关系毫不了解，对政治盲目无知，对本村以外的一切东西妄下判断，用农民关系的尺度去衡量复杂的历史关系”[5]（564）等落后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责任。
列宁从农民的经济地位出发，指出农民道德中的两面性，强调农民既有劳动者勤劳勇敢的革命特质，也存在私有者贪婪狭隘的道德缺陷。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中，列宁对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经济地位进行了分析，一方面强调农民“是由劳动者要求摆脱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共同利益联合起来的、人数相当多的（在落后的俄国是极多的）劳动群众”[6]，另一方面指出农民“又是单独的小业主、小私有者、小商人”[6]（162）。作为“劳动者”的农民，是无产阶级潜在的力量，其道德要求和无产阶级具有一致性，敢于依靠自身力量与剥削阶级进行斗争；而作为“私有者”的农民，只能孤立的看到自己的利益，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无法与落后的剥削阶级彻底决裂，在一定意义上阻碍无产阶级利益的实现，最终也使自身利益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道德意识无法达到无产阶级的要求。因此，列宁意识到：“这样的经济地位必然使他们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6]（162），并且强调，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一切社会关系遭到非常急剧的破坏的时候”[6]（162），农民会因为长久形成的习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反复无常，犹豫不决”[6]（162）。列宁以农民经济地位的两面性为依据，既挖掘出农民群体与无产阶级道德内在的一致性，也清醒地意识到农民作为私有者无法克服的道德缺陷，充分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运用到对农民道德的分析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以贯之的立场和观点。
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农民道德观念、道德水平、道德责任以及道德意识的科学阐释与评价，始终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之上，这也是现在我们把握经典作家关于农民道德问题所必须坚持的基本立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有助于深入分析农民的道德现状，从而做出准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道德的变化与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是理解社会变革动力的重要理论”[7]，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唯物史观为原则对农民道德进行了深入剖析，既强调其中积极合理的成分，也指出其消极落后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经典作家对农民道德观的阐释和评价是基于农民当时所处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条件而做出的，今天，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发生了巨大改变，基于这一事实，我们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道德的认识，从而准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道德的变化与发展。
首先，随着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农民主体性和道德自觉意识不断增强。道德自觉是农民主体性价值的体现，主要表现为自主选择劳动，自觉要求进步，不断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农民生活在剥削阶级的强权与欺诈之中，如同被牵着线的木偶，任由剥削阶级摆布，并彻底沦为其附庸，他们的主体性和道德自觉意识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只有在“每个赶跑了地主剥削者并且剥夺了他们土地的农村”[6]（54），农民才开始“可以稍微直一点腰，可以挺起胸来，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6]（54），并逐渐走出“为别人劳动，被迫为剥削者做工”[6]（54）的窘境。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进程的加快，农民逐渐摆脱了“小块土地”的束缚，尤其在取消农业税后，农民更是进一步实现“为自己工作”，“用为自己劳动取代被迫劳动”[6]（54）。在这一过程中，农民逐渐激发了自身的主体性价值，并萌生了道德自觉意识。农民尝试自主选择职业，他们的工作区域不再局限于土地和乡村，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向城镇，根据自身特长，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彻底改变了以往被迫单一的劳动形式；留守在农村的村民也并不拘泥于传统的种植与养殖行业，而是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旅游业和工业，主动改造农村面貌。除此之外，农民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温饱需求，他们开始关注生活质量的提升，不断进行自我发展与完善。农民自主择业、自觉进步、自我完善的状态就是其主体性价值及其道德自觉意识的表现，通过工作性质的改变、生活环境的改观、生活方式的改善，农民逐渐领悟出作为真正的人的价值，自觉意识到良好道德素养对其自身发展与完善的重要意义。
其次，伴随乡村社会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社会原有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格局和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被逐渐打破，农民在与外界接触的过程中，逐步改变了以往散漫、狭隘等落后的道德观念。在生产力水平较低时期，“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使农民只相信自然规律的力量，对其他组织和纪律的约束并不敏感，通常“愿意各自为政，自行其是”[8]；与此同时，农民的生活空间较为单调而固定，没有条件与外界产生更为广泛的联系，他们只将精力投入到与自身当前利益有直接关联的事情上，对于其他事情不加过问。伴随分工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把产品的各种加工彼此分离开来，创立了愈来愈多的生产部门的那种专业化过程也出现在农业中”[9]，从而“不仅引起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而且也引起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9]（8），进而促使农民改变以往孤立的生活方式，不断提高与外界交流的频次，并在此过程中逐渐修正以往的道德观念，形成更加符合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道德意识。
最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和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为解决农民小私有的道德缺陷提供了基础。以往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既是生产者也是小私有者，既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也有资产阶级的贪婪性，常常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进行投机，无法真正寻找到保护自身利益的途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地意识到，只有把农民的房屋与土地产权变为“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得到救赎，以往“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10]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后，逐渐引导农民将“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10]（524），以公有制的形式挽救和保全农民的利益，使农民彻底成为无产阶级，在道德观念上逐渐向无产阶级要求转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农民生产资料的性质，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更使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传统的小农生产和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这就为农民摒弃小私有者的道德缺陷，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提供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道德观并非是一蹴而就的。社会意识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道德观念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明显改善。我们应该根据生产力水平与农民所处现实环境的变化，逐渐引导农民扬弃原有道德中消极的一面，用更加符合现代社会标准的价值观念影响农民。除此之外，还应着重提升农民的文化水平，让农民“不但要识字，还要有文化，有觉悟，有学识”[6]（183），从而不断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逐渐抛弃以往的农民生活。当然，这里所抛弃的“农民的生活”是指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落后的、缺乏道德责任感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农民的全部生活。总的来说，我们应始终以唯物史观为原则，与时俱进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道德的变化与发展。
三、农民的道德意识及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唯物史观为基本原则对农民道德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与评价，指出了农民道德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工农联盟”的必要性。然而，一些学者教条式地解读经典作家的文本，仅仅看到农民道德的局限性，从而误解了经典作家对农民的态度。
有学者认为，1852年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明确指出，“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1]（573注释①），但马克思在后来的文本中删掉了此句，“体现了马克思对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上认识的变化过程”[11]，并且进而得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作用的看法一直不是正面的”[11]的结论。
与此同时，该学者在解释马克思为何没有删除《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其他处关于农民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论断时，又得出了“这个时期马克思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处在一个有点矛盾的变动过程中”[11]的结论，并且强调，即使没有删除，马克思在文中阐释的也仅是“农民把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同盟者，而没有说无产阶级应该把农民看作自己的同盟者”[11]。除此之外，文章还摘录了《共产党宣言》《德国的制宪问题》《1845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论土地国有化》《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法德农民问题》等处出现的对农民道德意识负面评价的文字，以此证明自己的观点，强调“工农联盟”并非马克思、恩格斯一贯的主张。
关于马克思删除上文所提到文字的原因，李爱华教授在其《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对何丽野先生有关看法的不同意见》[14]一文中已经做了详细阐释，在此不再赘述。之所以有学者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产生误解，大多是缘于没有全面客观地分析经典作家的文本。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非但没有否定农民在“工农联盟”中的作用，相反，他们通过对农民道德意识的分析，对“工农联盟”中农民的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如果教条地、孤立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确实容易解读为对农民道德意识的负面评价。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不是孤立地、静止地看待问题，而是秉持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看待农民道德问题。虽然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对小农伦理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1]（566），但随后马克思也强调了这些由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农民“是保守的农民”“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笔者注：小块土地）的农民”“是愚蠢地固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1]（567-568），这部分人并不是农民群体的主力军，他们仅仅代表软弱、贪婪的农民，他们无法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与此相反，“革命的农民”“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1]（567-568），恰恰是无产阶级真正的同盟军，这部分农民已经看到剥削阶级的狡黠与贪婪，明确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保护农民的利益，他们能够与无产阶级形成有力的“合唱”。由此可见，马克思并不是对所有农民都予以否定，而只是对保守落后的小农意识进行批判。与此同时，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也对农民进行了分类，根据小农、较大的农民、大土地占有者以及农村无产者的不同特征，提出了对待他们的区别态度。当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并不是静止的看待农民，而是用发展的观点对待农民、评价农民，从而更加全面地把握农民，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指出：“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1]（42）但马克思的论述并没有戛然而止，而是紧接着补充道：“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1]（42）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非一般地评价所有农民，也不是一般地评价不同时期的农民，而是对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农民有着不同的判断和评价。
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道德意识问题的教条式解读，必须深入到文本内部，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科学而深入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农民道德的阐释，不难发现，经典作家正是通过对农民道德意识的客观评价，指出农民在“工农联盟”中的重要作用。农民由于长期被束缚在自给自足的小块土地上，形成了散漫狭隘、落后投机的道德意识，但在对剥削阶级的反抗过程中也形成了吃苦耐劳、坚毅勇敢、追求正义的道德精神。正是基于农民道德意识的两面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意识到农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1]（567），他们“根本没有能力首倡革命”[1]（175）。但是农民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者。马克思甚至强调：“除非预先把人口中的主体——在这里就是农民——争取过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10]（550）恩格斯以法国为例也提到：“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持久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10]（523）即便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农民在“工农联盟”中的作用依然突出，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指出：“农民不是用空话，而是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愿意帮助并且正在帮助已经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6]（75）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凭借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段删节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作用的看法一直不是正面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的教条式解读。破除这一教条式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而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农民道德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础充分认识当代中国农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不断挖掘农民道德中的积极因素，改造其消极方面，促进农民道德素养的提升。
参考文献：略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道德与文明》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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