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乡村镜像与中国美丽乡村
现在大陆在城市化， 城镇化的进程中开始提倡人文记忆的唤起，要把各地的人文历史同现在和未来连在一起。 这种新趋势的兴起可以说是城市化宗旨“以人为本”的续曲， 在提倡宜居理念的同时， 关注人文历史。然而， 中国的文化是乡土文化，我们文化的根是在乡村。
香港新界锦田乡位于香港新界元朗地区，背倚大帽山，是新界地区一处土地肥沃的乡村， 是原住民邓氏家族的一个集聚地，它是一个典型的汉族村落。 这个村子每十年会组织大规模的道教仪式打醮， 以此超度亡灵， 洁净社区， 加强社区， 宗族内部的团结。 在香港原住民的村落里，宗祠的概念依旧存在，供奉的祖宗牌位也还在。 比如说锦田乡的邓氏它有自己的宗祠，有自己的族谱，每年的清明和重阳都有祭祖的活动和仪式。
锦田乡的“酬恩建醮”活动还有另一个现实的社会意义。 清朝的时候，这个地区曾经被朝廷迁到现在的深圳地区。当时为了防倭寇，清廷下令封海， 将沿海的居民都迁到内陆地区。 这个政策使得沿海地区的居民失去自己的土地和家园， 流离失所， 被迫居住到其它的地方。 为了回迁， 取消这个政策， 清朝的两位巡抚屡次上书朝廷，让大家迁回故乡。 经过持久的努力， 朝廷修改了这个政策， 使得百姓们回迁。 所以当地的村民非常感谢这两位巡抚， 特别在村子里建立了周王二公庙， 同时在建好这个庙宇的时候举办“酬恩建醮”活动。一是超度在迁徙过程中流离失所的祖先们的亡灵， 同时纪念周王两位清朝的官员对当地的惠顾。 在过去的三百三十年里， 锦田乡十年一次的“酬恩建醮”活动实际上变成一个当地的民间节日， 它不光是一个家族祭祖，还有村民对周王二公朝廷官员的感谢， 同时教育子孙后代， 传递孝道和家族观念。打醮期间当地的小朋友看木偶戏，吃小吃， 购买玩具， 当地的小学也组织学生来参与活动，了解历史，所以就变成一个热闹的民间节日。
锦田乡醮节的活动从文化理论概念上看就是大传统小传统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 在中国乡土社会的研究里“大传统”和“小传统”是一个经典的概念。这里的“大传统”是指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的传统，在中国就是士大夫提倡的儒佛道和官方主流的价值观； 而“小传统”就指主流以外的下层文化和民间文化。人类学家们认为大小传统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相互作用的，并不是大传统就完全统治小传统，因为小传统也可以反过来影响大传统。小传统可以是大传统遗留在民间的孩子，但是也可以成为大传统的亲爹， 这就是说小传统可以被国家发现， 扶植， 最后培养成的一个民族的象征和文化的生命力。比如说秧歌在中国，就是以一个民间的形式走进了国家大剧院， 成为了一个民族的象征。 比如说信天游， 本来是陕北的民歌， 但是现在也成为了民族的象征。 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经典，但是《诗经》最初是农民典型的草根歌谣， 等等。
实际上在大传统小传统的框架下我们看到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的民间信仰实际上五花八门的，但是学者们为它们归了类， 发现其实就是三种： 神、鬼和祖先。因为这代表了乡土社会农民生活中不能缺的三种人：帝国官员； 危险的陌生人（强盗乞丐）； 还有就是家族成员。乡土社会中的农民就生活在这三种人之间， 他们各有特色。 比如神有上下级的关系，脾气还不太好，需要人们去拿钱和礼物贿赂和祭拜以此表示对他们的尊敬， 而这就是当地的官员的化身；鬼是农民生活中陌生人的化身，还有就是醮节里面出现的孤魂野鬼，虽然醮节中出现的鬼更多是指流离失所的家人， 普遍意义上的鬼更多的强调陌生人，就是要带来危害的力量，人们用道士做法把它请走，这样就像赶走土匪和强盗，要么就是大量的施舍，让他们不要来纠缠。再有就是祖先的信仰，祖先就是家族中逝去亲人的化身，祖先逝去了， 但是仍然可以保佑你，为你带来福气和运气， 因此你就要祭祀它和供奉它，这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个核心东西。
这些民间宗教中的元素和概念在锦田乡的醮节中都可以看到。 当地住在村子里面的邓氏成员通过家族的形式组织舞狮团，临乡家族的舞狮团也会来参与， 表示支持和友谊。 整个醮节庆典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温暖，有回家的感觉，人有被家族照顾的感觉，有亲人团聚的感觉。所有的这些东西实际上是维持了这个村庄330年的一个核心的文化力量。
再比如在闽粤地区以致于东南亚地区都被广为供奉的妈祖最先也是民间宗教，但是后来被元朝的皇帝奉为天后，以此显示一个异族的皇帝对汉族子民民间文化的尊重和礼遇。
西方的思想家们曾经认为中国的宗教是这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障碍，因为它没有西方文明中的理性成分， 这一点德国的思想家韦伯在他对道教的研究中表示得非常清晰。 但是现在的西方进入了后现代时期， 什么是现代化， 现代化到底对我们的生活是否有益等等都已经成为了很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再回来看中国的本土宗教和民间宗教， 民间文化就十分有意思了。 随着西方对中国民间文化的理解的加深， 他们一度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很多误解也在改变。 比如， 西方一度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方文化中是是非理性的，因为少提及经济和货币这些概念。 但是研究中国民间文化的学者发现在中国民间宗教中大量出现货币的概念，比如冥币， 这就是说实际上老百姓的生活里完全不缺少金钱和经济的概念，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 我们就要谈谈中国的民间文化或者说这个“小传统”到底生存在哪里的问题。 我们了解到的中国的行政体制： 县制，府制和省制这三个不同的行政的级别，实际上是存在于中国从乡村到城市不同的市场结构中的。这个市场结构的规模到今天的中国其实还是可以看到，美国已故的知名人类学者， 前康奈尔大学教授施坚雅博士根据他在一九四九年间对南中国乡村市场的研究画出了一个六角形，就是说中国的乡村和各级市场之间的距离是有规律可循的， 而把这些距离在地图上标出来， 就组成了一个个非常稳定的六边形的结构。 这些小市，基层集镇，中心集镇，地方城市，因为它们各自销售的商品和存在的专业人士的不同而组成了级别不同的市场。 而不同行政的级别的所在地对应的市场和市镇规模也就不同，这个不同的市场分布， 规模和地理规律在中国的乡村生活里面依然能够看到。如果我们在关注乡村生活的时候，如何去理解农村各个级别市场的社会功能就成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角度。 现在的中国还存在集市的周期性以及长期形成的乡村市场风格。现在新型的乡土中国变迁里面市场受到影响，过度的城市化侵蚀了乡村市场体系， 过度的地区合并， 城市合并改变了原有的市场格局。 因为基层市场是乡土中国小传统的基地，乡土中国的文化的根就在这些基层市场里， 因此上基层市场的消失可以直接导致乡土文化的消失。
这里， 我们要强调基层市场， 那是比小市高一个级别的乡镇市场。 在基层市场里， 农民的日常需要都可以得到满足，但是地方上的上层人物的满足要到更高一级的市场去。因此一个市场和中心地的功能地位越高，就越能够受到官僚机构的控制，征税的可能性就大。比如邓氏家族住的村庄，这个村庄的围村的形式，周边的锦田区的街道上可以看到一些小店，这些小店实际上就是服务于这个社区，因此上就有一个当地的社会社区的概念了。
地方地理学家也发现市场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语言方言化的区域。
传统社会中， 实际上县一级的市场基本上可以看到官员了， 县以下的市场中的管理者都是地方的头面人物， 这些地方精英是上面的官员与下面的农民中间的夹层人物， 他们有缓冲的作用，有他们的调和， 社会矛盾容易得到解决和弱化，所以中间级的市场实际上是农村社会中间阶层自身所需要的一个世界，这是中国的一个结构。现在大陆都是各级政府，各级党的组织在组织这些活动，从民间文化的角度来说，这是民间的问题， 该用民间的办法解决。
下面我们要谈谈香港的乡村经历是否要在深圳复制的问题， 可不可以复制的问题。 香港原住民的乡村生活得以保存下来是因为这里独特的殖民地的历史，当时新界是租地，租给英国，所以村民为了坚定自己中国人的认同和文化身份，持续地强化坚守这些文化理念，使得社区得以团圆，得以维持中国人的文化背景。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祖先的概念，中国人的概念，还有中国道教、民间宗教的概念，实际上它是对英军和英政府说我是中国人，甚至到现在香港都叫外国人为鬼佬，这是个“人”与“鬼“划分的关系， 说明你是外来人， 陌生人， 我是这里的原住民。
在香港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的庆典起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作用。因为现在香港的乡村实际上都变成选区，选区都有当地的议员，实际上用节庆为社会和政治服务，可以拉选票，参选区议会和整个香港的议会，实际上为了繁荣经济和氏族的社会地位起到良好的作用。
大陆的乡村过去是这种情况，但1949年后发生巨变，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以后，乡村生活经历了一个公社化的过程。文革期间对乡村的文化有一个很大冲击，我们讲到的祖先的概念曾经被认为是四旧， 是牛鬼蛇神，都是封建社会的糟粕， 因此被取缔和消灭了。虽然民间的仪式和乡村的市场体系从来都没有消失过，比如说网上传的最多的是河北易县的奶奶庙，实际上是老百姓一直在做，就是在文革期间， 老百姓也在祭祀祖先， 从事民间宗教的活动。 人类学家在各个乡村层面都发现非常鲜活的民俗和民间宗教信仰，但是体制还是让它产生了变化。因为拜的神和拜的方法不一样，这就是唤起人文历史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需要讨论的问题。
香港锦田的醮节充分体现了历史，现在和未来的传承，人文的记忆在这里历经各个历史朝代的冲刷和洗礼， 日久弥新。这里的祖先崇拜，市场结构经历了各种的变革，但是醮节， 祖先崇拜这些民间文化依然是当地人生活的主线。 邓氏的后裔会从欧洲、美国、加拿大等地回来参与这个活动。而且邓氏是当地最大的地主，拥有土地，还有屯门地区的商户，所以它的家族有一个经济来源，每年有一个添丁的节日，就是族里面生了新的男丁，都要举行仪式写到族谱里，实际上这些家族的概念都还在。在这个变化里，醮节的持续举行，更加显出传统的魅力，而且也可以看出乡村生活在变化中变得多元化起来。 比如锦田乡因为西铁的建成， 交通更为方便， 这里的原住民开始将自己的丁屋出租给上班族， 新移民， 甚至包括印度人， 尼泊尔人等等。 就算他们没有土地，他们只是租邓家的房子，但是他们也为这个社区带来新鲜的不同文化的特点。
深圳市是新型的城市，建筑这个城市的时候是以炸毁渔村开始的，大家都知道深圳的历史，在过去的几十年这里从渔村变成了世界工厂，进而又成为了一个以创新和金融出名的后现代城市。乡土中国的传统在这个城市里并没有保留下来，如今从头再造不具备条件，我们是不是真要造一个祠堂，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把渔村重新造起来？其实没有必要， 那样就太假了， 成了人造迪斯尼文化乐园了。 我们可以从了解深圳城市周边现有的乡土文化开始， 了解起来， 研究起来。千万不要像乌镇和北京古北水镇那样的，要么只留下古建筑， 把居民都赶出去， 要么造一个完全新的所谓的古镇，这个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意义。除了把似曾相识的房子造出来后，在文化上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完全看不到住在那里的人是如何生活， 那么谈什么人文历史和价值呢？ 与其那样还不如就开始了解深圳这座城市周边地区的乡土文化，然后看基层市场怎样运作，至少有一个真实的现状的记录， 可以看到现在的乡土文化是什么样的， 经过了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变革， 这个地区的乡土文化变成了什么样子了。
最近城市化的提法把传统文化放在了国家文化遗产的地位，提倡保护中国文化传统，关注文化遗传，这点在香港特别有意义。我从香港的历史学家那里学到的中国传统文化远比在大陆受几十年的教育要多得多，这就是我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有它很棒的地方。醮节的文化概念告诉我们人的世界扩展了，我们不仅仅是一个肉身的人，我们是跟祠堂里的祖宗冥界的鬼魂黏在一起的一个体系。 有人说中国人做事很不讲规矩，说我们做事没有原则和指导。但是看了香港经典的中国民间文化的研究，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做事非常规矩，规矩他们的都是自己的先人，祖上甚至包括民间的鬼。 只有那些在世上取得了功名利禄的人才可以被供奉在祠堂里， 因为他们的成就和美名可以荫蔽后世的子孙们。 但是那些没有取得功名利禄的鬼魂们， 子孙们也会照顾他们， 在中元节， 在醮节为他们超度， 带他们回家。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智慧在这一点就是这个文化要传承下去的， 这是我们文化的根基。
香港现在很乱，我们每年都要做一个调查：你是中国人吗？有三个选项，中国人，香港人，既是中国人也是香港人，过去的10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越来越少，更多的人认同是香港人，或者说既是中国人也是香港人，所以这个就有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你不能让这个城市的发展把自己民族的认同给丢了，所以把文化遗产的传承上升到文化遗产安全的高度对我们今天和未来都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古村与新乡村主题展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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