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过后，料峭春寒之中，有富阳山区之行。车行群山之间，蜿蜒起伏，乱峰扑面，我们行行停停，走了湖源、常安、环山诸乡的几个村。此行主要是想近距离观察乡村文化，不过来去匆匆，只能走马看花，所获难免肤浅。回来之后，山乡的种种景观，却常常会在脑海中闪过，出现最多的，是那一座座宗祠，村民们引以为豪的乡贤，以及各村颇具特色的文化礼堂。于是以此为题，记下点滴见闻与零散观感。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有专章讨论“家族”。家族是乡土社会主要的社群形式，家族的内核是家庭，维系家庭的是血缘。传统社会中的家庭，主轴是父子，可以按照需要，根据差序持续地扩大，但这种扩大是单系的，就是只限于父系这一面。因此，古代常常有“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大家庭，甚至有“九世同居”、“食指三千”的奇观。多数家庭则随着血缘差序的逐渐扩大而分家析产，组成一个个新的家庭。但这些家庭同出一源，比邻而居，形成宗族，聚为村落。
宗族这一社群组织，是乡土中国的根基，曾经拥有政治、经济等多重功能，是基层社会运行和稳定的重要保障。在交通不便、相对闭塞的山区，宗族的功能尤为重要，实际上就是乡村自治的小政府。宗祠，则是宗族文化的物理载体。宗祠总是乡村中最宏伟的公共建筑，廊庑规整，台榭轩昂，这里供奉列祖列宗的牌位，岁时祭祀；婚丧嫁娶，在这里成礼；理事争讼，也在这里评议裁决。宗祠是一族一村的政治与文化中心。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山河巨变。经历了集体化改造，乡村的宗族体系日渐瓦解。大量宗祠被拆，只有在交通不便的山村，还保存较多。即便幸存下来，宗祠也被充作校舍、办公场地甚至粮仓、库房。雨打风吹，长年失修，这些老建筑已是岌岌可危。这次我们在几个村里见到的古老宗祠，近年来都得到政府资助作了修葺，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一些宗族文化礼仪，也得到了部分恢复。令我印象最深的则是环二村的裘氏宗祠。
裘氏宗祠——
这是2011年在旧址上新建的宗祠，完全按照旧时宗祠的格局而建，用材讲究，富丽堂皇，焕然一新。据了解，其不菲的建设费用，都是来自裘姓宗亲的捐资，祠堂中树立的功德碑上，捐资人郝然在目，捐款多则百万之巨，少则千儿八百。宗祠还有专门值勤的老人，负责日常管理。这种民间自发的建祠方式，延续了传统，也反映了当代人乡土意识的复苏，宗亲观念的回归。“留住乡愁”，要留住的不仅是那一座山、一湾水、一道篱笆一间房，要留住的是乡亲与乡情，这才是乡土的“根”。
祠堂犹在，宗族的社会功能毕竟已随时代变迁，不可能和从前一样了。但其文化功能，则仍在延续。我们看到的这些宗祠中，有的陈列了以前的各种农具和日用品，这些物件，如今都已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却是农耕时代农民智慧的生动呈现，也具有文物价值。有的祠堂中，专门开辟“家风馆”，作为家风展示和教育场地。有的祠堂，屋廊上悬挂“乡贤榜”，展示列代有名的族人及其成就，以激励后辈。
潘氏宗祠——
常安乡的董家村，是董氏集聚地。
据《富阳董氏宗谱》记载，其始祖乃春秋时晋国的史官董狐，以“秉笔直书”垂范后世。远祖董仲舒，为西汉一代大儒。富阳董氏的名人，则是清朝前期的董邦达、董诰父子。董邦达为官清要，书画兼擅，曾与曹雪芹相交，为雪芹所著《南鹞北鸢考工志》题签并作序。其子董诰，出入禁中四十年，官至军机大臣，也以书画名世，时望甚崇。
董家村董氏宗祠的“乡贤榜”，以董邦达、董诰父子为重点，但不薄今人，也充满自豪地介绍了从董家村走出去、在事业、产业、学业上取得骄人成绩的时贤，这无疑更加拉近了祠堂与当代人的距离感。
乡贤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对乡贤文化的挖掘，即是传统教育的需要，也是当代乡村特色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诸佳坞村有“二胡”：一是胡谦，清初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尤以奉养继母至孝，留下许多佳话。当地以胡谦事迹为依据，建造“六胜公园”，在村民中大力弘扬孝文化；一是胡震，为人好立崖岸，精于金石书画，是晚清浙派篆刻的重要人物。诸佳坞建有胡震纪念馆，是村里重要的文化场所，也是西泠印社的创作基地，受其影响，村民中篆刻爱好者众，治印也成为当地学校乡土教育的特色课程。
乡村特色文化，也正是近年来浙江省委宣传部推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时强调的“一村一色”、“一堂一品”，要求文化礼堂承载当地独特的集体记忆和乡风。这一导向很重要，可避免文化礼堂千篇一律，体现了对历史与传统的尊重，对文化多样性丰富性的倡导，也激发了各村整理提炼当地文化的热情。
我们在窈口村的文化礼堂，看到窈口越剧团的展示内容。这个三十多年前成立的山沟沟里的民间剧团，跨出大山，走遍全省，屡屡获奖，至今还活跃在各地乡村舞台上。窈口村所处乃富阳、桐庐、浦江交界地，在这本该婺剧乱弹流行的区域，竟然会有一个越剧团，着实让我惊讶。
陪同我们的村文化员，就是剧团成立之初的首批演员，她介绍说，抗战期间，这里曾是金萧支队指挥部所在地，越剧是抗日战士播下的种子，至今村里戏曲氛围浓厚，人人爱唱戏，还为专业剧团输送了好几位优秀演员。可见，有生命力的群众文化必然是有根基的。而根基最为深厚的文化构成，则是民间信仰。
窈口村文化礼堂——
行走乡村，民间信仰是无可回避的存在。有关神明、祖先、圣贤、天象等的信仰与崇拜，乃是千百年来的传统，已经融入乡民们的意识与生活，并不是简单化、运动式的改造可以消除的。
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如何对待民间信仰，是一个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大田村的庭富庙，供奉的是关公。关公崇拜，正是民间信仰最典型的代表。曾几何时，各地关公庙的数量远远超过供奉孔子的文庙。关公崇拜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由民间传说、小说戏曲塑造的关公形象，重义勇武，气节凛然，圆融了儒释道三教，堪称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化身。
作为村里的公共文化空间，该如何处理关公崇拜与其他文化活动的关系？我们看到，庭富庙的关公塑像前，加了一道可移动的屏风；墙上张贴的“管理规章制度”中，醒目地写着“教育引导信教群众爱国爱教和遵守法律，自觉抵制邪教和各种封建迷信活动，积极引导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条款。民间自有智慧。乡村文化建设，既不能割断与传统的联系，也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这是对文化管理者、参与者的共同考验，民间智慧值得借鉴。
富春山水，钟灵毓秀。这里孕育的文化，得山水之佳气，根系扎实，枝叶繁茂。此行让我看到了文化传统的深厚，看到了当下文化建设的热情，也感受到了社会转型时期乡村文化发展的挑战。壶源江从窈口村流经常安镇、场口镇，向东流入富春江。我想，山乡文化犹如这清澈湍急的江水，奔腾着自己的姿态，也终究会汇入更为宽阔的洪流。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富阳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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