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极花》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召开。
与贾平凹之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带灯》一样，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极花》的主人公也是一位女性。《极花》写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女孩胡蝶，从被拐卖到出逃、最终却又回到被拐卖乡村的故事。故事从胡蝶被拐卖到偏远山区的男性家庭开始，用置身其中的方式叙述她的遭遇，展示了她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和经历的内心煎熬。
胡蝶是当代中国众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姑娘中的一个，她不甘于重复父辈的生活，急于摆脱农村的一切，尤其要摆脱农村姑娘的身份，她梦想着摇身一变成为城里人。到了城市里，哪怕是栖身在收破烂的贫民窟里，她也希望按照城市人的标准去生活去审美，她喜欢高跟鞋、小西服，喜欢房东的大学生儿子，这既是她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也是她试图摆脱农村印记或枷锁的一种无声抗议。但是，这个虚无缥缈的城市梦想在胡蝶第一次出去找工作的时候就被割断了，她稀里糊涂地被人贩子卖到了中国西北一个叫不上名字来的村子里，偏僻、穷苦、无望。故事从这里开始，胡蝶的抗争、撕扯、疼痛也从这里开始，又到结束。
虽然作品是从拐卖人口的事件入手，但真正的着眼点却是当下中国最为现实的贫困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是城市不断壮大农村迅速凋敝的问题。在贾平凹著名的《废都》《白夜》《秦腔》《带灯》等作品之后，让我们再去感受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A 写《极花》的目的不是说要写离奇的故事
山西晚报：近几年产量挺大，感觉上好像是一年一长篇的节奏。
贾平凹：其实不是每年有部长篇，不是这样，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基本上有线索就写，写完一般最快都是三年。而且写完之后出版社还会推迟出版，所以有好多东西想到却没有写。有人说你不要再写了，写得太多了，人家上一本还没看完下一本就快写完了。
山西晚报：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呢？
贾平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本来实际上我在写另外一个长东西，写的过程当中，会去一些地方。比如说去年冬天，跑到铜川往北，跟陕甘宁交接的黄土高原，去拜访一位老太太，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剪纸大师，但是去了才知道她去世了。但是在去那里的过程中，看到那儿的环境就特别有感慨。我自己是农民出身，对农村的感情特别深，我确实是农民的儿子，农村发生的事情直接牵连着我。
鲁迅在五四时期写乡土文学，那个时期看农村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又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人写乡土文学，他们描写农村生活的时候写得特别丰富。十几年前，乡土文学里面也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东西，有批判、揭露。但是到了近十年以来，我们经常说文学在衰败，传统文化在衰败。以我的目光来看，我觉得农村衰败的速度才是极快的，快得令人吃惊。
我去年跑了很多地方，一些村庄，只有在大寨子里面，才能见到人，其它地方完全没有人。从院子的门缝里看进去，黄草半人深。我前几年去的时候，村寨的人已经少了，村和村合并。去年我去了以后，看到乡和乡也要合并，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前十多年，乡土文学里面还有批判，确实还有。严格讲，这十年以来，批判都没办法批判了。批判谁？好像不知道该批判谁，没有对象，说也没人听。现在歌颂它，还是批判它，都不是问题了，已经完全成了一种痛。这个跟人无法说，只有自己内心知道。就像自己没有孩子，看到邻居的孩子时那种感觉。
山西晚报：所以想再写一部作品描写这种感觉。
贾平凹：对，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想写一下叫人说不出的痛苦，想表现这方面的东西，绝对不是歌颂或者批判，好像这些词都不对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极花》。《极花》这个故事是十年前我经历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的老乡是拾破烂的，他孩子被拐卖了，我没有亲自参与解救，但是我一直在关注这件事。当时还没有想到写书，当时觉得这个事件写出来意思不大，就没有写。等我去年和前年跑了几个地方，看到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以后，我想起这个故事，就以这个为由头写了《极花》。
写《极花》的目的不是说要写离奇的故事，我不喜欢太情节化的故事，我首先是想通过拐卖人口的故事，表现出农村的情况，这是最基本的。我看到的农村里，几乎就没有女性，凡是姑娘，都去打工，宁愿嫁到郊区，或者在城市漂泊，或者跟年纪大的丈夫耗在一起。就是年轻媳妇，一旦出去，一样不回来了，要么离婚，要么就走了，整个偏远山区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有一些村庄就开始消失。我不想把它变成一个故事，包括《古炉》，包括《带灯》，都是线性结构的，这次是写成一团的，在一块儿的。这样就把字数大大的压缩，变成最短的一部长篇。写出来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写作是我的生存方式，再一个，心里有事，就不心安，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幸福就是心是安的，心不安、神不宁是最大的威胁。现在很多人特别焦虑、恐惧、紧张，所以最大的幸福就是心安。
对我自己个人来讲，写作是一个让自己安宁的过程。写出来以后，变成作品以后，也希望更多人看到它，正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我的作品也只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再说其他的，也没有更多了。
B 在故事里我是尊重女性的
山西晚报：书里面写到了一个问题，妇女被拐卖归因于男性婚姻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书里面有解吗？
贾平凹：书的结尾写到女主人公又到了被拐卖的地方，实际上结尾就是又一个开头，就是一个轮回。第二次再回去的时候，她又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不知道。以后怎么发展？也不知道，这是把结尾当开头来写。这个结束了，另一个开头又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会怎么样。
山西晚报：刚才说《极花》是写胡蝶从拐卖到出逃，最终又回到被拐卖乡村的故事，但是我反复看了几遍结尾，觉得这个结局好像并不明晰。她是在某天下午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回去了，梦到自己没见到解救的人，以及这个身体实际上从来都没有从这个被拐卖的乡村逃出去过。这描写的是一个梦境啊，并不是她真的回去了。有的读者也会有和我一样的疑惑，这个结局究竟是幻是真？
贾平凹：其实这是一个写法，基本上是虚幻的东西暗示她后面的结局，暗示她这个人的命运结局。要不这样写，后面就写的没完了，没十来万字写不完。
山西晚报：我看完《极花》之后又翻了之前其它的作品看，发现您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有自我意识崛起的特质，男性形象都是被拯救的对象，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贾平凹：只能说我故事里是尊重女性的。我记得当年《废都》出来的时候，他们老批判我，我很委屈，我对女性是最好的。那里面写的东西又不代表作家的事情，但是对于女性的命运，对女性的同情这方面，我觉得我做得很好，不能说你写了女人的什么就是对女人的不尊重。我希望尊重女性，我觉得女性给我一种向往的东西。我对女人的评价，一个是好女性，一个是长安静，我心目中的女性形象基本都是这样的。
C 法律角度和文学角度是不一样的
山西晚报：我注意到近两年以来，互联网上对拐卖这件事涌动着一种很焦躁的情绪，提出了一些很极端的解决方法，比如提到了一律判处死刑，拉出去毙了。正好《极花》这本书也是讲了一个拐卖的故事，我看到您在书中对于拐卖行为的描写不是一种单纯的描写，也是一种抱着同情的角度去写的。我想您对现在网上涌动的极端解决方法，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贾平凹：这个问题其实比较难回答，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这个小说出来以后，有人写了一篇评论，这个人是学法律的，他写的从法律角度看《极花》这本书。他说看完了以后基本全部都在犯罪，贩卖妇女是罪，强暴妇女也是有罪的，解救的时候暴力执法也是不对的，有罪的，而且你全民抗拒解救也是有罪的，他用法律上的名词，没有一个不是犯罪的。我当时就说，这个我也没有办法给他回答，法律是法律，文学是文学吧，看待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山西晚报：胡蝶这样一个人物，从农村出来，遭遇到拐卖，被营救，最终又回到她被拐卖的农村。她这么做的原因，就是难以在周围环境里面找到文化和身份的认同感。如果把这个问题扩大来讲的话，如今很多农村的人来到城市，他们也面临这样一个状况，也一样找不到文化和身份的认同感，这种状况有解吗？
贾平凹：这个问题谈到了更深的东西，目前你说的这种情况，在农村发生的很多东西，从我的角度来说，是无解的，是没办法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觉得我没办法处理，针对这些现象，也写不了更好的东西，随着自然往下走，走着看吧。现在确实是无解的，总不能说统统不进城吧。这个社会就是往前走慢慢看，水流到哪儿是哪儿吧，人类只要存在，肯定是越来越好的。水流会拐来拐去，这个是自然的。国家走城市化道路，决定是正确的，但是把这个事情完成，就要牺牲两三代农民的利益，从历史角度上看，牺牲几代人利益不算什么，但是具体到这些人，这两三代农民来讲，他们的命运是悲惨的。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山西晚报 2016-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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