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衰落风险：村庄共同体治理面临的挑战与理论模型构建
在持续防治衰落风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村庄共同体是衰落风险的承受者，村庄共同体治理则是衰落风险有效的治理途径。
（一）村治研究中的衰落风险“乡村衰落论”一直存在于现代化进程的各种讨论中，城市的兴起往往以乡村衰落为代价，乡村衰落几乎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铁律”。从风险的性质看，乡村衰落风险的发生根源于长期以来对乡村文明的忽视和二元分割下城乡发展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大部分村庄“衰而未亡”和“亟待活化”是现阶段乡村振兴面临的主要问题表征（刘守英，2017）。“空心村”“贫困村”“凋敝的乡村”“消失的村庄”等从不同侧面对乡村衰落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治理乡村衰落风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治理途径看，主要有两种：一是外部“输血”，如人才引进、精准扶贫、招商引资、捐款救济等。有学者认为乡村精英流失导致治理乏力，需要培育新的精英和促进精英回流（阙春萍、周毕芬，2018）。二是内部“造血”，如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发挥乡贤作用，推动精英创业，形成特色产业等，在实践中可以采取内外结合的方式进行。从治理结构与机制看，多元主体的联合治理成为优先选择，有学者提出“乡村振兴必须要构建一个整合框架，借助乡村振兴联盟，推动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合作，单靠城市化无法实现乡村振兴”（申端锋、王孝琦，2018）。还有学者提出以公共文化建设和农村民间组织建设为着力点，重建乡村治理的公共性，促进乡村社会整合（张良，2013）。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注意到乡村共同体治理的作用，将乡村视为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加以认识和理解，并将此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来进行建设（吴理财，2018）。由此，通过提升村庄治理能力，实现乡村善治，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成为基本共识。
（二）全面振兴的共同体路径共同体最初是一种社区生活空间的概念，“共同体的理论出发点是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并把它作为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的状态”（斐迪南·滕尼斯，1999）。马克思将共同体作为分析国家治理的工具，认为国家是共同体异化的产物，人类社会在经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两阶段后，将迈向自由人联合的更高层次的“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1995）。这是马克思对共同体治理理想状态的描述。共同体治理已成为实现村庄善治、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基本工具。
（三）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模型构建村庄共同体治理由内部动力系统和外部适应系统构成。村庄共同体治理的内部动力系统是“结构—关系”框架下的社会复合主体复杂适应过程：社会复合主体是组织理性聚合的产物，其结构形态相对其社会组织最基本的特征表现为架构多层复合、成分多元参与、智能衔接融合、功能特色互补、具有相互平等、协商合作的社会关系（郑杭生、杨敏，2011）。村庄共同体的外部适应系统有效运转的深层动力在于其以内部动力系统为引擎，通过运行机制的良性运行，有效优化复合主体治理结构，从而发挥持续治理乡村衰落风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功能。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治理主体和工作模块推进组合的分析，并结合上文关于村庄共同体的衰落风险治理和全面振兴实现路径的研究成果，本研究构建一个以“风险—结构—关系”为核心要素的村庄共同体治理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模型（见图1）。
二、案例描述
武家嘴村位于南京市高淳区古柏镇，原是石臼湖畔的一个小渔村，全村村域面积0.47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38亩，全村人口由1949年的365人发展至当前的213户，1000余人。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渔业始终是村民赖以生存的主业，然而每至冬来水枯再加上围湖造田、水体污染严重，无法捕鱼的村民便只好外出乞讨，因此武家嘴村也被称为“渔化子村”。改革开放后，武家嘴村凭借临湖通江的地理条件和村民善于驾舟闯湖的传统优势，选准水运业为突破口，闯出了一条富民强村的特色发展路子。在1993年的“南京市农村经济综合实力百强村”评比中，武家嘴村名列第一，从一个小渔村一跃发展成为“金陵首富村”。
本文选择“金陵首富村”武家嘴村进行案例分析，从共同体视角探讨“村庄治理有效”的路径，深度揭示研究案例治理衰落风险、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案例选择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依据：一是可研究性。武家嘴村在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多次乡村衰落的风险，在漫长的村治过程中形成了多元产业主体所构成的复合治理结构，且在20世纪90年代初，治理主体开始呈现明显的异质化，形成多元社会主体的复合治理结构，这便于开展案例分析。二是典型代表性。武家嘴村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渔化子村”转变成新农村建设中的“金陵首富村”，在乡村振兴的治理实践中具有较好的示范性。三是实证可行性。笔者组建课题组，展开为期一周的“7*24”驻村式深度调研，组织开展了区政府、街道办、村委会、村支部的主要人员及村民代表等10余场集体访谈和重点对象个别访谈，并结合该村村志、年度总结、工作报告及相关新闻报道，梳理了村庄共同体形成及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手材料。
三、案例分析
(一）内部动力系统
1.复合主体治理结构。（1）多元产业复合主体：抵御快速衰落的风险。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武家嘴村经历了一个从穷到富的乡村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构建产业复合主体抵御了乡村快速衰落的风险。发展期间，村庄共同体主体治理结构呈现为由“渔业、水产养殖与水运业”发展成“以造船水运业为支柱产业”，再到“一业为主，多元拓展”的产业发展格局。
（2）多元社会复合主体：抵御潜在衰落的风险。2000年之后，武家嘴村庄治理共同体治理风险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治理经济层面快速衰落的风险转向治理社会层面潜在衰落的风险，风险类型从单一的经济衰落风险转变为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多个层面潜在衰落的综合性风险。
多元社会复合主体构建有效地抵御了村庄共同体在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多个方面潜在衰落的风险。武家嘴村庄共同体的复合主体结构从多元产业复合主体向多元社会复合主体转变，在三个方面增强了抵御潜在衰落风险的能力：一是准公益性治理主体生成，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二是联村党建全域联动发展，发挥强村带弱村的带动辐射效应。三是广大村民成为村庄共同体治理的重要主体。
2.互惠合作运行机制。武家嘴村庄共同体复合主体结构较好地发挥了抵御村庄共同体衰落风险的治理功能，但没有解释治理结构的具体运行情况。进一步研究发现，武家嘴村庄共同体复合主体结构通过行动整合、产权激励、利益协调三维叠加，通过能人带动、集体行动、双层经营、股份合作、品牌打造、改善民生、资产增值多要素协同配合，形成了一种村庄共同体治理的互惠合作运行机制（见图2）。
（1）多元协力的行动整合机制。武家嘴村庄共同体在行动整合上，实现了能人带动与集体行动的有机统一，其行动整合结构体现了传统的能人治理和现代监督制度的有机结合。
（2）联合发展的产权激励机制。武家嘴村庄共同体治理的产权激励机制的形成过程实质上是“集体所有”产权基础上产权经营形式增量变革的过程，集体所有权一直未变，经营方式从集体经营到联产承包，再转变为股份合作。产权的纵向独立化和横向清晰化极大地调动了复合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3）共同负责的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协调作为组织存续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在共同体利益协调机制上，武家嘴村庄共同体治理实现了打造品牌、改善民生和资产增值的有机统一。第一，品牌战略是推动全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是产业共同体追求卓越的动力标识。第二，改善民生是村庄共同体的基本价值追求，是集体行动持续发力的目标导向。第三，资产增值是村庄共同体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并以此促进村集体存量利益与权益保护。
（二）外部适应系统
1.治理衰落风险是村庄共同体形成的重要驱动因素。新中国成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武家嘴村村民生计困难，面临十分明显的快速衰落风险。20世纪80年代末，其经济状况逐渐改善，并于1994年始发展成为“金陵首富村”。由于造船水运业受经济波动影响大，行业发展具有高风险性，如受金融危机等影响，村庄经济快速衰落的风险不同程度存在。在此情境下，武家嘴集团成立，多个子公司协同运作，打造造船水运业为主体的产业共同体，有效抵御经济衰落的风险，从而实现富民强村。在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政策倡议下，武家嘴村的生态治理、文化教育等发展诉求随之提上日程，人们开始关注经济发展中潜在衰落风险。武书记为首的武家嘴人将视线从水域转向地域，建立农业生态科技园，打造现代农业与现代旅游业协同发展的产业链；开办民办学校，主动承担了更多社会责任；建立老年公寓、康复护理院实现医养融合；发展武家嘴房地产业，拓展了乡村生存空间；建立星级酒店、村镇银行为产业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服务保障……由此，“一业为主，多元拓展”的复合治理主体逐渐生成。总之，在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中，治理衰落风险在村庄共同体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驱动作用。
2.乡村全面振兴表现为持续地治理衰落风险的过程。乡村全面振兴是村庄共同体治理追求的理想目标，在时序上表现为持续治理两类风险：首先，要治理快速衰落的风险。这是村庄共同体风险治理的起点，主要表现为衰落作为一种事实存在，如果不采取治理措施将会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乡村破败甚至消亡。这类衰落的风险点主要是经济层面，表现为经济衰落的风险。破解这类风险，通过“输血”途径，进行政策扶持、项目支持的治理效果较为明显，但这只是权宜之策。其次，要持续治理潜在衰落的风险。这是村庄共同体风险治理的深化，主要表现为乡村在振兴的过程中，对乡村发展中的内生风险和外生风险等潜在衰落风险预判不足，不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潜在衰落的风险就会转变成快速衰落的风险，甚至发展形成公共危机，如村庄集体经济破产，群体性事件发生等。潜在衰落的风险点发生在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多个层面。从治理途径看，发挥“自造血”功能，激发内生活力，多层次增强抗风险能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才是长远之策。正是由于持续地治理乡村快速衰落的风险和潜在衰落的风险，武家嘴村才成为全国范围内乡村全面振兴的典范。
四、研究结论
武家嘴村乡村全面振兴的“治理密码”在于其形成了村庄共同体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以持续治理乡村衰落风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外部适应系统和以复合主体治理结构和互惠合作运行机制为内部动力系统，通过“风险治理—结构创新—关系再造”三层次递推，打造了村庄共同体治理下“五位一体”全面振兴的“武家嘴样本”。在产业振兴上，武家嘴村形成了以造船水运业为主业，现代农业、服务业、金融业与教育业多产融合的发展格局；在人才振兴上，该村既留住了刘前军等一批大学生村官，武学振等90后名校毕业的武家嘴村民，又吸引了众多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组织振兴上，该村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党员干部下沉至村庄共同体治理的每个关键节点，联村党建同时也发挥了良好的强村帮扶弱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在生态振兴上，该村从涸泽而渔的小渔村蜕变成生态宜居的全国美丽乡村，并成为高淳区吸引游客的一张亮丽名片；在文化振兴上，90%的农户和家庭被评选为“新风户”“五好家庭”，乡土文化和乡贤文化勃然兴起，在村庄共同体发展过程中，催生了“敢为人先、敢创大业、敢争一流”的武家嘴精神，形塑乡村文化振兴之魂。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村观察》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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