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岁少年杨洋为救落水同伴溺亡，家人为其申报“见义勇为”称号一事，前日有了最终的结果。东西湖区见义勇为促进会正式回复，杨洋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见义勇为”。(<<楚天都市报>>2014-11-1)
一个11岁的花季少年，因为救落水的同伴，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当事情发生之后，对于他本人的牺牲以及对他的家人来说，如果既能够获得社会的赞誉，又获得官方的“见义勇为”称号，应该是最好的收官方式。如此，至少他们会觉得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他家人的心灵会得到少许的安慰。但是，如今他的家人大失所望，如果他地下有知，恐怕会只有不解----—用生命去救他人，竟然不算见义勇为？这见义勇为促进会到底在促进什么？
当然，东西湖区见义勇为促进会的理由又是非常“充分”的：杨洋与三位同伴是同学关系，事发前相约而行，当结伴人发生意外时，其他结伴人进行施救，属于自救互救行为，所以不属于《武汉市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条例》中的认定标准，而见义勇为促进会只能“公事公办”，不能“坏了规矩”。
自救当然不能算见义勇为，但赢救同伴，怎么就不能算是见义勇为？据说这是因为同伴之间有相互救助的义务。既然这里是在讲条例，但它依据的法律是什么？什么法律规定了同学、同事、同伴、熟人之间有相互救助的义务？相互救助，应该是道德层次上的问题吧？何况，杨洋还只是11岁的孩子，他怎么可能对同伴承担什么救助义务？同时，武汉的见义勇为奖励条例是一种法，而东西湖区见义勇为促进会是在执法。但虽然条例是白纸黑字，促进会又强调于条例无据，却都忽视了一点：法最核心的精神是对善与正义的维护与高扬。当一个少年用生命去换回同伴的生命之后，竟然连见义勇为的称号都无法获得时，这是在维护与高扬善，还是反其道而行之？这样的条例是不是应该“寿终正寝”了？见义勇为促进会在执行的时候，如果灵活一点，是不是会导致社会的口诛笔伐，意味着给社会传递了负能量？想当年，少年汪踦为国战死，鲁国人想为他举行成年战士的葬礼，但这是完全不符合当时的规矩的，于是去问孔子，特别看重礼教秩序的孔老夫子的回答是：“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相对于几千年前的孔老夫子，武汉的立法者与执法者不应该深刻反省吗？而且此前，汨罗市川山坪镇湖毕村12岁女孩周婷，也是因为救落水同伴而牺牲，不就先后被汨罗市、岳阳市的“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两相比照，谁的做法值得肯定？谁传递的才是正能量？
笔者一点也不鼓励未成年人做杨洋、周婷这样的选择，但当杨洋用生命都换不到一个见义勇为的称号时，我们的见义勇为条例以及见义勇为促进会，所促进的，不恰恰是见死不救？
来源：第八届县乡干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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