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我对乡村一往情深。因受费孝通先生的影响，我比较关注乡村的前途和命运，注重田野调查，与农民打交道交朋友，体察民情，倾听民意，广集民智。日子久长了，对乡村对农民更有深情的眷恋，事实上，我们都是乡村出来的后辈，都是农民的后代。倘若，我们不关注乡村建设与发展，那么我们也是忘本，初衷遗落。
推进城镇化、现代化，我们还要不要乡村？要什么样的乡村？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城市？乡村、城市出现这样的问题，必然引出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把我们的民族引向何方？改革开放一直是盲人摸象，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摸出那么多问题，直接拷问着这样再摸下去行不行？中国文化的根基究竟在哪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乡村衰落了，文化根基自然动摇，那么谈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就变得苍白无力了。
费孝通乡村建设理论。以“志在富民”，把毕生精力献身于乡村调查、乡村建设和乡村繁荣的学术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砥砺奋进。
今日乡村已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乡愁、乡情、乡音在何处？拆迁进城、撤村改居、离土离乡。乡村正在萎缩、凋敝、空寂，遭遇着尴尬的局面。在直面城镇化浪潮，接受现代化洗礼过程中，乡村的衰落与城镇的扩张此消彼长，乡村的前途和命运将该是怎样呢？
在我尘封的记忆里，孩童时代的乡村是炊烟缭绕，绿水青山，泥土芬芳，瓜果飘香，田园风光，农田成片，阡陌纵横，桑麻遍野，五谷丰登，鸡鸭成群。洁净的空气，清澈的河水，纯朴的民风，方言俚语，鸟语花香，桃红柳绿，人文独特。恰如陶渊明所描述的“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每到夏天晚上纳凉，村子里男女老少自带板凳、摇着蒲扇，聚集一处，讲述所见所闻，研讨农事生产，或围坐在收音机旁静静地听着里面的评书、戏曲，忘却了白天的辛劳，周而复始，年复一年，祖祖辈辈健健康康不亦乐乎。乡村的年味更是红红火火，赶集市备年货、掸檐尘蒸年糕、贴春联穿新衣、祭祖先孝长辈、送灶神迎财神，宰头年猪，欢乐喜庆，热闹祥和，和和睦睦，团团圆圆，爆竹声中除旧岁，美衣美食美心情，热热闹闹过大年。春台戏上灯笼挂起来，彩旗飘起来，锣鼓敲起来，秧歌扭起来，鞭炮响起来，整个村庄闹起来。元宵节一过，又忙于春耕备耕，一派人勤春早的农耕景象。乡村的婚丧嫁娶，乐团吹吹打打，鞭炮噼噼啪啪，乡亲邻里互相帮忙，顽皮的孩童穿梭于人群，左邻右舍和睦相处。乡村一代一代人沿袭着中国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承载着中国农耕文明，保留着天人合一人居环境，传承着恬淡平和的民俗乡情。
中国传统社会是乡土社会，有着传统本色，乡土气息。村庄里的村民们依附土地，以农为本，自耕自食，自织自穿，自我循环，子承父业，代代相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犬之声相闻，就地生产，就地消费，传宗接代，繁衍生息，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简单实在，过着最最平凡，最为安宁的日子。农民在这里按照自发形成的生产和生活习惯，顺应四季时令，世世代代守护在土地上，他们就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了泥土里，安身立命，人与人非亲即故，彼此都是熟悉的乡亲，对故土充满了感情，形成一个深情眷恋乡土的“熟人社会”。土地是农民最根本的生活来源，也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家”为中心的同心圆“差序格局”，人们依靠“礼治”来维持家庭和社会秩序的规范。传统的“差序格局”、“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礼治秩序”、“长老统治”、“无为政治”，就是乡土社会的秩序特征。这样的乡村图景，沉淀在自然生态中，也镌刻在历史文化中。
传统中国乡村，在当代人的眼里，乡村是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愚昧的群体，农业是低等的产业，乡村传统文化是落伍的符号，甚至于一些人歧视乡村和农民。但乡村有着原生态的环境，鸡犬相闻的宁静，乡俗纯朴的民风，温情诗意的生活韵味。几千年来中国乡村就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生生不息，无论经历了朝代更替、战争离乱、分裂破坏、内乱外祸等一次次洗礼，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虽然物质并不富裕，兜里没有几文钱，但乡村社会运转基本有序，足以称得上是一处安详的“桃花源”。正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乡村秩序”，使得社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化血脉的文明古国。
在这种乡土社会中，由血缘、地缘、业缘等非个人互动的因素建立起来的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现象，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乡村是中国人伦道德、传统文化传承的根基，是净化灵魂的殿堂。
如今的乡村快速地向着现代化、城镇化奔去。乡村的每家每户，沉浸在熙熙攘攘的滚滚洪流，人们行色匆匆、南来北往，忙于挣钱，遵循“发展是硬道理”“一切向钱看”的唯“物”世界观，整个社会被“竞争”所笼罩。昔日的乡村生活已模糊成一个抽象的符号，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一种凄楚的记忆。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中国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农民城乡流动，城乡二元结构从此打破。青壮年进城打工离开乡村，农村学子发愤苦读，目的是离开乡村，城镇化目标是消灭乡村，户籍制度改革鼓励农民撤离乡村，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地向着城市化道路进发。现在呆在乡村的人几乎没有体面而言，就连乡村的医生、乡村的教师也没有受到尊重的体面职业。而这些流出人员都是农村家庭的“顶梁柱”，干农活的“主力军”，社区活动的“决策者”“参与者”。今日村庄里依仗着老弱妇孺的坚守，靠着老一辈的村民苦苦地支撑。曾被农人视若珍宝的农具早已无人问津，隐退消失，反而成了博物馆的摆设。由于城市与乡村空间的隔离，子女孝道难尽，家长家教难传，社区政治参与乏力。祠堂寺观被拆，礼义廉耻崩溃，土地贫瘠荒芜，信仰凋谢了，传统文化崩坏了，乡村往日的一切在流变中消失，只留下一片萧瑟的大地。消灭乡村、消灭农民似乎成为基本的方向性问题。而离乡的人们也遭遇着境遇，其中的甜酸苦辣自不待言。出去的决绝与回乡的无望，故乡已成模糊。都市蚕食了乡村，现代吞没了传统，城镇成为安身立命之地。人们在摸着自己鼓起的钱袋子时，内心也有着惊惶、迟疑、彷徨和茫然。即使东部发达地区的乡村，村子里的青壮年不外出打工经商，但也整天无所事事，靠土地租金或拆迁补偿，天天麻将娱乐，吃喝玩乐过着只知今日不知明朝，所谓“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村庄环境脏乱差，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村庄成村脏。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乡村的破败、凋敝，已成为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大问题。一座座颇具传统特色的村庄面临消失濒危，一群群本是勤劳憨厚的农民变得慵懒狡黠，这或许是现代化的悲哀，政府的悲哀，更是文化的悲哀。
就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也遭受剧烈变革，乡村问题凸显，经济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民族生命力萎堕。梁漱溟、晏阳初等一大批有识之士为寻求中国之出路，忧国忧民，以天下为怀、以苍生为念，以救济乡村即拯救中国的普遍共识，为拯救破败的乡村而积极奔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精英寻找中华民族复兴的一种尝试。尽管这场乡村建设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广大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到乡村去”，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运动实践，做了大量的、艰苦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对乡村社会的病象作出了切实的诊断；对认识中国乡村基本面貌，提供了真实的社会背景和丰富的社会素材。又将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送乡到村，其精神令人钦佩，影响深远。
同样，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围绕农村土地制度、政权建设，提出了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成立了人民公社，树立了大寨典型，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线”建设力图地区经济布局和发展平衡，引导并实践乡村建设发展。毛泽东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而变动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乡村建设运动就没有抓住中国农村问题的症候。
中国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在传统上，儒家向以井田为理想，以健康农村为立国的根本条件。农耕社会建立了以地缘、血缘认同关系为依据的文化秩序，构成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中国老百姓安于一地，安居乐业，少有迁徙，与土地绑定在一起，故土难离，安土重迁。有“父母在，不远游”“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告老还乡”等古训，“籍贯”概念，“家乡”观念很强。除非遭遇天灾人祸、饥荒连年、战乱不断等特殊年景，才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地背井离土，漂泊在外，流寄他乡。
中国乡村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双重特征。乡村是传统文化的基因库，承载着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是最能集中反映灿烂悠久的农耕文明，体现和承载了中华农耕文明精髓和内涵。当代乡村已发生了最深刻、最广泛的历史巨变，一些传统村落遭到彻底且不可逆转的毁坏。新旧生产方式的并存和代谢；社会机制的解体和重构；中外文化的激荡和交融；思想观念转化的反复和阵痛等等，使许多问题的复出带有乡土社会的遗迹。
由于是自给自足、自我绵续的自然经济影响，长期以来，虽然乡村生产力低下，发展缓慢，但村庄聚落生活形态和空间形态却表现出协调的自然演进状态，人与人、人与自然形成了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乡村的特色在于传统的原汁，与都市的喧嚣繁华相比较有着自然淳朴恬静的生活。城市有城市的文明，乡村有乡村的滋味。乡村有着自然的生活业态和文化积淀。乡村的河流、农田、桑园、特产、村落、寺院、祠堂、古桥、古井、牌坊、书院、山林等等，乡村的民俗、节令、方言、民谚、歌谣、服饰、菜肴、集市、乡贤、名流、匠人、奇人、农具等等，还有家族宗族的谱牒、墓地、匾额、堂号、碑刻、家集等等，都蕴藏着文化的内涵，承载着历史的厚度。
乡村，不仅是文明历程的物质遗存，更是沉淀了千年的文化记忆，这是现代化城市所无法取代的。乡土文化是乡愁的重要载体，乡村是基于“乡、土、人”三者互动关系而形成一个共同体。丢失了乡村文化，就失去了乡村的灵魂。说白了，我们是在牺牲乡村的利益来换取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进程。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城镇化进程加速，“乡、土、人”三者关系开始“分崩离析”，出现了“离土又离乡”现象，村落共同体日渐式微，乡土文化面临被动变迁的命运。我们昔日多样性的传统乡村文化还能以什么样的形式和内涵得以呈现？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除了物质享受之外，难道不需要优秀传统文化来充实他们的精神世界吗？
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提出了乡村建设主张。他在《农劝》一文中提到：“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地方自治、安置土匪游民、改造农民社会意识等系列措施来建设乡村、改造乡村社会。费孝通先生也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在当时，乡土正被城市化的浪潮所冲刷，一切资源都被开矿似的挖起运走了，乡村衰败，不可持续。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并且这样最终必然导致乡村的衰败、溃烂，以致城市的繁荣终将走不远。纵观历史，农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乡村是改革的发祥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历史上揭竿而起的群众性农民起义、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上世纪80年代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等等，都是从乡村发起的。改革的发力在乡村，中国的前途也在乡村，乡村稳则国家稳，乡村强则国家强。
梁漱溟认为，中国乃农村社会，建设当是乡村建设。主张乡村建设是民族自救，更是文化自新的唯一途径。中国乡村社会重建的力量，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的结合。只要知识分子下乡，作乡村的耳目、喉舌和头脑，乡村建设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主张得到贯彻落实，应当可以建立起一个理想的新社会。这个新社会将是对中国老社会转消极为积极、对西方近代社会转偏欹为正常的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
梁漱溟在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思考中，强调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认为要谋中国文化的出路，探索民族复兴的前途，必须首先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具体道路上的选择上，也注意到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协调问题，力图探索一条超越西方工业化模式并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以避免西方工业化的诸种病态。虽然，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成功，但这些做法直到今天仍可为乡村建设所借鉴。
人是一种目的性存在。上世纪7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都出现了城市人口向郊区分散的逆城市化浪潮。城市化是任何国家现代化过程不可逾越的一个发展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必然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集中与分散是城市化过程中两个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阶段。集中到分散是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城市化初期、中期阶段，集中是城市化的唯一选择。而在城市化后期，则会出现“城市，让生活变糟糕！”，以分散城市化为主流。从集中至分散是社会经济发展使然，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过程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应当汲取一些发达国家的教训，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很多城市出现的“贫民窟”现象和“城市病”现象，值得慎思。有前车之鉴，当引以为戒。
在一个国家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发展阶段，人们往住对城市寄托太多的希望。面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衰落，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各种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因此，要加强问题导向，开展系统研究，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对乡村建设发展和社会变迁过程的认识。城镇化、现代化不能操之过急，不能“化过头”，等到亡羊补牢时，已为时已晚，损失惨重。各地在推进实施城镇化战略过程中，万万不可忽视乡村建设。乡村是中国的基，乡村是民族的魂，乡村是文化的根。乡村建设是我们的使命和担当。
这里借用伟人毛泽东一句话：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乡村建设问题上更需要顶层设计，需要中央的正确决策。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只有把乡村建设好，才是中国现代化的整体一盘棋。
城乡合璧，相得益彰。让乡村与城市各美其美，真正做到美美与共。
作者单位：政协苏州市吴江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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