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三个月前，参照史景迁的著作，笔者曾用“告别郯城”一词来解读孔飞力《叫魂》一书中某些晦暗不明的主旨。在那篇文章中，笔者并没有过多讨论孔飞力有关权力的分析，而是将关注点更多放在儒家上层文化与民间生存状况的反差及其历史延续性的问题上。在笔者看来，孔飞力的遗产不仅仅在于他向我们揭示出传统中国自身便具备向现代性转变的全部条件，还在于他暗示了现代中国在遗失掉的传统与继承下来的现实之间可能遭遇的转型阵痛。在孔飞力的思想世界中，伴随满清王朝覆灭的是一种文明传统的失陷；当旧的法统走向沉沦而新的法统尚未确立之际，现代中国的每一次尝试都将是无先例可循且充满危机的。
事实上，孔飞力在《叫魂》中所展现出的这种问题意识在他的学生杜赞奇的研究工作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在后者的代表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乡村》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韦伯、黄仁宇的理论中被大大简化的现实，而这种现实无一例外地根源于新旧法统交替之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纠缠关系。与孔飞力不同的是，杜赞奇的思考始终游走在具体与抽象之间；他试图回答以下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其一，在1900年到1942年的时间里，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来深入华北乡村的社会底层？其二，在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命题下，中国底层社会的某些现实能否在宏大的革命叙事抑或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下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北美汉学家杜赞奇，早年就学于印度，后赴美留学深造，师从孔飞力， 现任杜克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事实上，自研究的伊始，杜赞奇便深知此项研究工作的难度。孔飞力所感知到的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上层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反差，无疑会对任何“社会史”方向的研究形成最大的挑战。具体说来，由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着眼于一种文明传统的内在理路与沿革，而社会学研究方法则关心研究对象一时的结构与变数，那么我们如何在对1900年到1942年华北乡村的研究中既刻画出大传统的发展规律，又反映出某些历史的偶然性呢？无疑，这需要分析概念上的创新，而这恰是杜赞奇研究工作的亮点。“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典型福柯式的概念，由此承担起勾联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偶然性、上层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功能，并贯穿了整本书的分析。在杜赞奇看来，“权力的文化网络”是指那些包括“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的文化网络，它直接构成了在乡村社会中施展权力与权威的基础。
如果从杜赞奇的“社会史”观点看，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也只是一部偏历史文化角度的研究著作，它欠缺对
杜赞奇主要考察了华北地区六个村庄在新旧法统交替之际遭受到的嬗变以及它们各自的“无声”反抗。这六个村庄分别是沙井、冷水沟、吴店、侯家营、柴北寺与后夏寨。在杜赞奇看来，无论这六个村庄各自属于宗族社区还是宗教社区，相对富裕抑或相对贫穷，远离城市还是邻近城市，它们无疑受到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深入底层社会这一重大变故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影响以及它们接下来的反应都是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而发生作用的。换言之，离开“权力的文化网络”，任何试图重塑中国乡村社会的尝试在杜赞奇看来都可能会是一场徒劳。
2、在对欧洲民族国家形成历史的考察中，查尔斯.蒂利曾指出，强大的民族国家往往先于民族而形成。这是因为，在战争中民族国家不断地完成自身政权的建设，而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则往往稍显滞后。然而，当现代化的课题多了一种中国经验时，正如杜赞奇看到的那样，蒂利所发现的过程被彻底颠倒了；“在中国，国家政权建设这一过程是在民族主义以及现代化的招牌下进行的。”巨额的战争赔款以及由此造成的财政压力，已使满清政府意识到，为了应对来自西方的冲击，必须将政权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以此才能把握住国家的税源，挽狂澜于既倒。毕竟，传统社会的那种治理模式再也无法维持一个旧体制的寿命了。由此，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进程开始了。
事实上，税收一直以来都是困扰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问题。黄仁宇等学者就曾指出，曾几何时，诺大的中国，其中央政府所掌握到的税收收入尚不及欧洲的一个小国。这在杜赞奇看来，恐怕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政府对底层社会的治理与管控往往依赖于一些非正式编制人员（“营利型经纪”），而正是这些人在收税的过程中层层克扣、中饱私囊，因而造成了政府税收的减少；另一方面，地方乡绅（“保护型经纪”）往往倾向于保护与自身休戚相关的社区利益，向地方政府瞒报村庄土地实际占有情况，因而同样造成了国家税收的萎缩。因此，对于一个急需解决财政问题的政权来说，如何将正式的国家公务人员安插进乡村社会并进而垄断征税的权力就变成了一个首要问题。然而，正如杜赞奇为我们展示出的那样，这一过程是异常艰难且缓慢的；因为政府自然可以将正式的编制人员“投送”到底层社会，然而问题在于，这是否就能阻止营利型经纪与保护型经纪发挥作用呢？答案是否定的。杜赞奇已清晰地看到，一方面，当中国的乡村社会也陆续出现警察、村公所，并安装上电话等通讯工具后，乡村精英依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左右着底层社会的治理结构。比如，在试图打破宗族组织对地方影响的的闾邻或保甲组织中，其负责人依旧来自地方上的豪门望族，并且新组织的划分方式也和过去的宗族组织基本重合。另一方面，底层的国家正式公务人员倾向于将征税工作承包给过去的非正式编制人员，因而诸如差役、书手等非政府编制人员依然广泛存在于乡村社会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深入乡村的最初尝试是失败的。
在电影《白鹿原》中，无论身处满清还是民国，作为白鹿两姓族长的白嘉轩，都在代表着社区利益与政府乃至一切外来者打交道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所有尝试都没有结果。事实上，在征税这一敏感领域之外，国家深入乡村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宗教意识，如“关公崇拜”，在传统中国发挥着将乡村社会纳入儒教政体的重要作用，它缺乏一种类似西方宗教的超越性与批判性，因而乡村精英领参与宗教活动本事即带有政治色彩；这一群体倾向于和上层精英文化保持意识上的协调一致。所以，当上层精英变革国家治理结构之时，下层的乡村精英可以顺利地从旧体制中脱身并融入一种新型的政治关系之中。如杜赞奇所看到的，乡村精英在也在卖力地执行一些近代化措施，比如，修建传播新学的乡镇学校等。
然而，真正令杜赞奇感到不安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现象以及由此催生出的一系列恶果。“内卷化”这一概念是受到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影响而提出的，它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应用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它意在表明这样的一种发展阶段，即处于此一阶段的国家受制于自身有限的能力，无法建立有效的正式官僚机构来取缔非正式的机构从而不能结束后者对乡村社会的长期剥削与压榨。我们上文已经谈到，营利型经纪在底层社会的存在并未因国家政权的深入而受到重大影响。相反，它似乎与新建立的底层国家机构建立起了合作关系，继续在乡村社会中为所欲为。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在过去，由于政府与乡村社会处于一种疏离的关系，因而即便营利型经纪可以随时压榨底层的农民，乡村精英还是有意愿与能力来保护自己所代表的社区利益的。而他们这么做的动力全在于，通过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保护网，可以维护“面子”并以此来形成自己在乡村社会中的政治资本。但是，当国家政权深入底层社会后，乡村精英对充当官府与农民之间中间人的角色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政权建设与连年战争所造成的重税，迫使乡村精英迅速退出乡村的政治舞台，从而使乡村彻底失去保护。由此，虎视眈眈的营利性经纪趁虚而入，民间的疾苦自此展开。在杜赞奇的世界里，这即为新旧法统交替之际的危机；当旧有的政府与乡村关系被打破，底层民间社会因而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悲惨命运时，如何从这一临时状态中超拔出来并继续奔向韦伯所描绘的政治理性化前景，是留给位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最大的难题。
如杜赞奇所示， 韦伯的观点长久以来主导着西方知识界有关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
3、事实上，“如何超越内卷化”最终构成了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的问题意识。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杜赞奇已深刻地认识到某些韦伯理论没有捕捉到的现实，如他所言，“经纪体制是前官僚化或者说是世袭官僚政权向合理化官僚政权转化的一个必经阶段，但通过这一阶段而完成转变却并非易事。”事实上，在共产党成功解决这一问题之前，作为入侵者的日本人曾对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卷化”问题产生过积极影响。在杜赞奇看来，日本人之所以能产生出这种影响全在于作为外来者的他们与中国的传统没有任何牵连，因而在终结一个滋生腐败的过渡性体制时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与历史包袱。然而，尽管日本人推行的“大乡制”有效地遏制了地方宗族势力对乡村政治的操控，但由于其最终未能建立起一种彻彻底底的底层组织，因而营利型经纪得以苟延残喘并继续在制度的真空地带滋生成长。
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晚年的一系列文章中都对中共的治理能力给予过高度评价。 他相信，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胜利是下层中国对上层中国的胜利。
因此，在中国底层社会“超越内卷化”的历史重任最终摆在了共产党政权的面前。实际上，在1949年建立政权以前，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就已经发现，在农村社会中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很难对农民产生吸引力。因为，农民的苦难主要不是由地主造成的，而更多地来自于地方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
而共产党之所以后来能成功解决这一棘手的难题，全在于“它从基层开始建立了与国家政权相联结的各级组织。”换言之，与传统决裂的深刻性以及组织设置上的“严丝合缝”，使得中共解决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历届政府都无法解决的偷税漏税问题。更进一步讲，中共在建国前三十年取得的最大成就即在于，它以前所未有的自信与执行力根除了一切阻碍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的传统因素。而杜赞奇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仅清晰地看到了中共的这一历史贡献，更察觉到了近年来中国社会呈现出的某种“倒退”；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的尾声，杜赞奇已向我们暗示出近年来中国民间社会基层政权“被剥弱”的问题。
结语
作为当时少数有能力了解西方浩瀚哲学思想的中国人， 严复清楚地看到传统中国所面临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
遗失掉的传统与继承下的现实所可能孕育出的灾难后果，在杜赞奇对华北乡村的研究中得到了一种鲜活的说明；当政府与乡村的关系已发生嬗变（旧的法统秩序的嬗变）而制度化的基层组织又尚未确立（新的法统秩序的确立）之际，横陈在我们面前的正是“偏离”革命叙事与现代化理论的苦难——华北乡村的苦难。事实上，这也是现代中国多舛命运的一个缩影。
刘东教授曾说：“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或许，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冲击-反应”说在学界依然存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来自西方的压力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然而，如杜赞奇这样能以细腻的笔触记叙传统中国在现代世界的不安与彷徨感的西方学者却并不多见。回顾他的写作，很容易使人想起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的深深忧虑；我们只知道我们正面临着自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变，却仍旧无法看清这场巨变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作者系伦敦政经政治系在读研究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城与邦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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