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发展学学科建设的内涵与现状
农村发展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农村发展学科的形成，缘于人类社会由以农业经济为中心的传统农业社会向以非农业经济为主的现代社会转型，带来农村社会原有形态与秩序的重构。需要认识与把握这种演化进程的规律，并应对各种科学与社会问题，逐步构建新的知识体系。
作为学科客体对象的农村，也称乡村，是相对于城市（镇）的概念。乡村与城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地域综合体，二者在功能定位、人口分布、产业活动、聚落形态、文化特色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魏后凯，2023）。乡村包括了城市之外的其他一切地域，是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的主要活动空间。人口集聚规模小、密度低、接近自然是乡村的基本特征（魏后凯，2023）。在中国，因视角与出发点不同，乡村的边界具有较大差异。狭义的乡村指村庄所覆盖的广大地域。按照是否具有行政功能，村庄可以分为自然村和行政村，其中，自然村是指村民经过长期在特定自然环境中聚居而自然形成的村落。而广义的乡村则是乡镇和村庄所覆盖的地域全域（魏后凯和谭秋成，2024）。
乡村是承担着乡村功能且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地域综合体，具有独立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系统。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农村，居民多为农民。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村作为经济产业活动与居民生活的空间，其结构和成分可能发生巨大变化，这正是农村发展的必然结果。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的边界与形态可能发生变化，且出现分化。城镇化的过程是部分农村分化、被替代乃至消亡的过程。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乡村可以划分为聚集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和搬迁撤并类4类。作为孕育农业文明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乡村呈现多种功能与多元价值：既是食物资源的供给者，也是农村居民生活和精神的家园；既是城市化廉价土地和工业化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者，也是生态环境的保育者；既是国民经济内需市场的供应者，也是新兴产业发展地；既是传统文明的载体和源头，也是现代文明的根基和依托（刘奇，2014）。在现代社会中，乡村与城市各具独特功能，并不完全对立，而是相互补充、互相促进，共同构成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的空间。
作为学科对象的农村发展，是一个多维的复杂概念，内涵十分丰富，不仅包含农村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还涉及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从乡村社会的使命看，农村发展的核心就是要确保乡村多种功能与多元价值的有效发挥，促进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各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这是农村发展的本质。当然，一切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所以，农村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为了探究具有丰富内涵的农村发展的一般规律，国际上先行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已经从多元视角，运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文化学乃至地理学等的理论与分析范式开展了系统探索和研究，形成了丰富的学科知识积累。与国际上的研究历程一样，中国也形成了农业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农村社会学、乡村治理等专门的分支学科。比如，突破传统农业经济学的约束，形成了基于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农村经济学、基于社会学范式的农村社会学、基于人类文化学范式的农村文化研究、基于政治学或公共管理学范式的乡村治理研究、基于地理学范式的乡村地理研究、基于乡村文化与生态系统分析范式的乡村营造研究等。但是，这些研究的积累，显然还没有构建能包容农村发展全部内容的知识体系；这些研究还相对分散，缺乏体系化，关键是没有在整合各分支学科的基础上形成完整独立的农村发展学理论范式，并构建整体的分析框架和学科体系。构建能反映各国农村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体系和分析范式，构建系统的学科体系，是农村发展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条件。因为不同国家的种族、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经济制度、发展路径与发展阶段等差异巨大，既有的知识体系不能全面适用于所有国家，既存的学科体系也不能完全适应于农村发展的需要。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学科建设，要基于农村发展学知识体系，结合对中国农村发展情境和实践探索特殊性的分析，拓展并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理论成果。
二、中国农村发展实践的独特性及其意义
中国历史悠久、人口规模巨大、民族多元、农业形态复杂多样。同时，“大国小农”的格局，崇尚“天人合一”的独特文化，以及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差序格局”乡村治理机制，再加上中国独有的制度体制，构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独特性。近代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探索，可以追溯到中国在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民族国家体系之后，即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各界知识精英自发推动乡村建设运动开始。针对旧中国农村的衰败危机，在广泛的农村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开展了包括推进平民教育、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建设农民合作组织等多种路径的乡村建设运动实践。尽管因为时代的局限，这些乡村建设运动所取得的成效比较有限，但仍提出了许多理论观点，产出了不少调查研究成果。这些连同其经验教训，都具有借鉴意义。
而更深刻的农村变革实践是中国历时70多年持续推动的以制度变革为基础的农村发展和改革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对经济社会的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农业农村支持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农村建立了以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为核心的农村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以行政手段直接管理农业生产要素配置、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及农产品分配的格局（魏后凯，2023）。在这一时期，中国农村依靠大量的劳动积累，促进了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为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保证。但是，这种独特的计划经济管理制度严重阻碍了农业与农村的全面发展，是造成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日趋严重的“三农”问题的原因。这也形成了之后制度改革的契机。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体制与发展条件的巨大变化。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最近20多年，国家调整发展战略，将“三农”工作作为执政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加大公共财政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支援机制，推动全社会支援农业农村发展。不仅突破农村范围，确立以统筹城乡或城乡一体化的机制推动新农村建设，而且推动脱贫攻坚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创新性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并探索促进城乡融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这些举措使中国农村发展进入全面快速发展新时期。在此期间，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格局和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快速而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是：随着撤县改区或改市、撤乡并镇、合村并居等政策的推进，短时间内，近百万的自然村落快速消亡；中国农村出现了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格局转型（刘守英和王一鸽，2018）。这种变化蕴含中国农村发展的独特机制与条件，对农村发展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中国农村发展的这些独特探索，无论是理论或实践，还是经验或教训，都构成了农村发展的中国特色。对这些独特探索开展科学、规范、系统的学术研究，将丰富农村发展学知识体系，这是中国特色农村发展学建设的重要基础。
三、农村发展学学科建设的内容
农村发展学是应用性强的综合性学科。其学科建设和发展，不仅需要规划构建独立的学科体系，而且要建设能满足研究需要的科研平台与队伍，推动本学科科研创新，还需要建立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并承担服务社会的职能。
首先是学科体系设置。农村发展具有多维属性。得益于国内外学术界的长期探索和农村发展相关研究多视角的开展，如前所述，多个分支学科得以形成，特别是形成了农村经济学、农村社会学、乡村治理等比较成熟的分支学科。这构成了农村发展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基础。当然，还有不少分支学科的发展还不够充分。面对复杂的农村发展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化，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范式还会出现，农村发展学的学科体系也将不断丰富、更加完整。在农村发展学的学科建设中，既需要通过学科规划整合各分支学科，推动学科的融合发展，做到兼容并蓄，形成学科体系，也需要基于分析范式的差异，促进各分支学科各自专业的发展，避免过多拼凑。
其次是科研创新。必须推动对农村发展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学术研究，注重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通过建立本学科的理论范式和分析范式，借鉴多元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开展科学、规范的研究，不断丰富本学科的知识体系，夯实农村发展学学科发展的基础。推动农村发展领域的科学研究，需要打造具有特色专长的科学研究平台，并依托这些平台组织建立结构合理且具有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和活力的科研队伍。同时，要加强专门的学术团体建设，促进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
最后是人才培养。农村发展学学科建设要注重为农村发展事业培养人才。因此，应依托相关科学研究成果以及农村发展的探索实践，构建系统的知识体系并推动知识普及和有效传播，包括对教学、教材的完善和人才培养方面其他条件和手段的改善。要注重不同层级人才与培养方案的匹配。此外，农村发展学的学科建设还必须服务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应用学科，农村发展学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开展研究。在中国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伟大实践中，不但要借鉴国际经验，更要结合中国情境，探索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将中国农村发展理论研究成果融入学科知识体系。
总之，建设农村发展学具有独特的创新意义。本学科对象是明确的，面临的现实问题与科学问题是客观的，社会需求更是急迫的。农村发展学已经形成了多个成熟的分支学科，学科体系也在不断完善，构建独立的科学研究范式是学科发展的关键。期待并相信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建设不仅会促进学科知识体系的发展，还将对中国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其独特的贡献。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研究院院长。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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