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回乡几天，亲友们在交谈中，不时会提到以往一些乡贤的名字，赞扬他们在乡村治理、调解矛盾、文明教化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由此觉得需要重视传承弘扬乡贤文化。我以为然，只是感到乡贤文化的衰落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传承弘扬需要推陈出新。古代中国的行政管理只到县一级，所谓“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乡村主要靠乡贤士绅来治理，如今乡村政权坚实，乡贤文化的发扬广大，则要适应新情况新需要。
返沪后读到钱念孙先生的一篇文章，讲了“乡贤文化为什么与我们渐行渐远”,全面而深入。传统的乡贤文化确已不大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难于原样的照搬照用，需要推陈出新，摒弃其中过时的东西，发扬它的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优秀文化基因，结合时代需要建构新乡贤文化，这将大大有益现代乡村基层的治理。比如，由于现今社会已有较完整的行政管理系统，国家已进入法治时代，乡贤不能也不必要像过去一样在社会治理上发挥那么多的作用，但是作为好人、善人而在民间有威望的乡贤，能够很好的发挥德治、善治的力量，在乡村社会治理中把法治的作用和道德的规范结合起来。乡贤是推进德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发扬乡贤文化有益于大大推进乡村文明建设。
有些改变了条件，似乎也有必要再把它改变过来。比如，钱文提到，传统乡贤文化蔚为壮观，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告老还乡”制度，保证了乡贤人才的绵绵不绝，代不乏人。“文官告老还乡，武官解甲归田”的传统，形成了“落叶归根”的人生理念，出现了诸如“归去来兮”的咏叹以及“鲈脍之思”的美谈。这样做，有利于实现人才资源从乡村流出到返回乡村的良性循环，对缓解大城市的“城市病”与农村的”空心化“均有裨益，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今越来越多的干部来自农村，能不能将“告老还乡”作为退休制度的一种模式加以倡导和实施呢？
如今可以成为乡贤的人，主体较古代也要广泛得多，除了退休官员，还有各类知识分子专家、企业家、农民工等，让其中优秀者的善言善行像古代乡贤一样垂范乡邻，培育文明新风，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蓄正能量。自然，由于多年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城乡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乡村生活条件远不如城市，要推行“告老还乡”，需要一系列相应措施，方能使人愿意“还乡”。不过，如果这是一个可取的方向，是到了迈步前行的时候了。如此，新乡贤文化必然会迎来新景象。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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