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阶段性变动:乡村土改运动中积极分子生成与淘汰机制研究——以河南商水县为例(1947－1953)
［摘要］通过对商水县土改运动的过程———急性土改、剿匪反霸清算、土改、土改复查与民主建政等几个阶段的考察，可以发现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具有不同行为特点的积极分子相继出现，同时部分旧积极分子遭到淘汰。积极分子之所以有阶段性的变动，与其在群众运动中的生成与淘汰方式密切相关，进而可以发现，积极分子的涌现在于工作队与积极分子对革命运动推动中形成的双向合力互动，积极分子淘汰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革命与乡村的内在紧张。这种积极分子在革命进程的阶段性变动虽然给党———国家塑造的运动型社会运行机制提供了动力，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即对社会生活常规化的冲击、造成积极分子代际冲突以及部分人过分积极、热衷斗争，使其他基层群众不安等。总之，以积极分子的阶段性变动表现出来的这种社会底层的选择、选拔、录用方式，一方面强化了贫雇农、中农与党———国家的联系，有助于社会的总体性整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外生条件下产生的积极行为转化为一种内生性的主动、自觉积极的艰难。
［关键词］积极分子;阶段性变动;生成与淘汰;土改进程;商水县
一般认为，“积极分子是不占有专职政治职位，但对公共事务具有特殊兴趣、积极性或责任的普通公民。”不过，作为一个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发明出来的词汇，“积极分子”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词语，其实质是革命进程的内在运行机制、政治参与及政治录用问题，总是与具体的历史背景、事件相联系———在革命的不同时期，它的含义也有所不同。就土改这一乡村革命过程而言，几乎所有的相关研究都注意到了积极分子的地位与作用，甚至也注意到了他们的变动问题，但是对积极分子在土改过程中的生成与淘汰机制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本文以河南商水县为例，旨在探究在土改运动这一触及社会各个阶层的乡村革命时期，积极分子在“党———国家”与民众互动背景下的生成与淘汰的变动机制及其原因、影响。
一、商水县的乡村土改运动进程
商水县位于豫东平原、淮河支流的沙河中游，属今河南省周口市管辖。近代以来，商水县一带经济文化落后，日益闭塞，尤其民国以来，在水患、匪患的打击下，商水县乡村政治黑恶化、经济残破不堪，农民生计艰难，苦不堪言。
1947年12月，随着刘邓大军过境南下，共产党在商水县建立了革命政权。新政权初入乡村，即一边进行军事斗争，一边按照老解放区的经验进行土地改革(后称“急性土改”)，但是，由于局势变幻不定，群众难以深入发动，因而，在新政权与乡村之间缺乏内外互动的情况下，土改难以进行下去。此后，新政权采取了较为稳健的手段———停止土改，在征粮、支前等中心工作中，结合农民切身利益，发动并依靠贫雇农积极分子，开展剿匪、反霸、清算以及减租、减息清算等，以军事、政治、经济手段，坚定不移地打击乡村旧当权派势力，剥夺其优势的政治、经济资源，重新确立并稳定乡村秩序，树立共产党新政权的权威，从而以外力强行建构乡村社会秩序的方式开始了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乡村革命的初步阶段。
在以军事手段消灭了乡村的旧权威并与乡村建立了初步互动关系之后，1950年10月，商水县组织专门的土改工作队进入村庄，培养积极分子、发动群众对地主诉苦、斗争并分配土地，解决了贫困阶层的生存问题。这样，新政权得到了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困阶层的高度认同，而且在利益诱导下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造就了一个对党———国家高度依赖的获益阶层。
从1951年底到1953年初，商水县分批开展土改复查、民主建政运动，通过发动贫雇农积极分子，动员群众，整顿乡村基层干部及乡村政权组织，逐步把政权转移到基层党支部手中，同时对翻身农民进行思想教育，以巩固土改成果，确立乡村新秩序———以土改为中心的乡村革命告一段落。
总之，商水县的土改运动除经历了急性土改之外，与其他解放新区的土改一样，也经历了剿匪反霸清算、减租减息清算、建立与巩固基层组织、土改、土改复查与民主建政等几个阶段。
二、积极分子在土改运动进程中的阶段性变动
1、积极分子的阶段性变动过程。在以群众运动为手段推进乡村革命的过程中，涌现了大批表现活跃、积极热情、善于发言、敢于斗争、工作积极的积极分子，在中心任务不同的群众运动以及群众运动的不同阶段，形成了不同的积极分子群体———积极分子的涌现体现了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变动过程。大致说来，伴随着土改的进程，积极分子的变动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急性土改时期。在1947年底至1948年初的“急性土改”时期，商水县委组织从老解放区来的革命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进村，他们根据已有的经验，在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和分地主浮财等发动群众的过程中，积极发现、培养贫农积极分子，以便为进一步发动群众、推动土改等党的各项工作服务。一些表现积极、勇敢的贫下中农被推举为干部。如姜庄区石庄的贫农石大个子，办事公道、发言积极，被推举为区农会筹备组组长。又如，一区三里长乡见过世面的贫农史大顺经长期教育后，成了积极分子并当了共产党的副区长。
由于局势多变，而且“急性土改”过程中贫雇农干部、积极分子多有牺牲，群众惶恐不安，难以充分发动。表明华北老解放区的土改经验并不能完全适应新解放区的情况，还缺乏必要条件，尤其需要进一步发现、培养积极分子，以便充分发动群众……
(2)剿匪反霸清算到土改时期。1949年春，商水县所在的华北地区已经解放，群众运动中主动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数量逐渐增多。如，经过1949年夏征的“挤黑地运动”，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商水县城关区朱塚乡王道平村，一些挤黑地的积极分子组织起农民协会小组，进而发展其他积极分子入会。在工作队发动的对土匪恶霸以及地主的诉苦斗争中，妇女积极分子大量涌现出来。如，商水县城关区五里堡乡共有准备诉苦的苦主161人，其中妇女有46人，几乎全部是诉苦积极分子。她们不但诉苦能打动人，而且能勇敢地和匪霸进行激烈斗争。
(3)土改复查与民主建政时期。经历了一系列的群众运动的洗礼，大量的积极分子脱颖而出并被提拔到乡村基层领导岗位上来，成为不脱产或半脱产干部。这些积极分子大多为青年农民，在历次群众运动中响应政府号召，表现积极。他们在日常工作及与落伍积极分子、腐败堕落分子的斗争中表现积极，因而在运动中往往被提拔为乡村基层干部，或者被吸收加入党团组织。如商水县一区五里堡乡，在民主建政运动中，“首先把土改运动涌现出来并经过考验、审查培养的积极分子，加以启发教育，新发展7个党员……召开乡农协委员会，讨论选举村干部的办法，最后投票选举，当选13个人中(有)3个党员、2个团员，6个积极分子，被选者都很好，工作积极……”
2、积极分子阶段性特点。在土改的不同阶段，积极分子具有不同的特点。一般来说，急性土改时期的积极分子往往由贫苦农民构成，属于党———国家发现并着意培养的结果。这是因为当时局势不稳定，积极分子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当时的积极分子较少，往往是具有一定社会阅历的中年男性农民，而且较为勇敢，俗称“穷人头”。如，1948年春被当地国民党政权杀害的商水县姜庄区闫桥村的闫兴安、闫士望、闫林等7人、张桥村的张书甫以及孙庄的18名积极分子等，都属于勇敢的贫苦农民积极分子。
剿匪反霸清算到正式土改时期，局势稳定，这时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数量较多，男女老幼均有，尤其出现了大量的妇女“诉苦积极分子”。如商水县城关区三里长乡的诉苦会上，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大娘老大爷，下至十几岁的孩子，纷纷诉苦，表现积极。从阶级成分上看，仍以贫苦农民为主，但由于当时以诉苦为发动群众的主要手段，强调动员苦大仇深的农民报仇伸冤，因此也有部分中农积极分子出现———“发现积极分子要扎正根子，必须是贫雇农及贫苦知识分子，其次是中农，不能是地主、富农及地痞流氓”。
经过多次群众运动的洗礼及乡村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到土改复查与民主建政时期，贫雇农积极分子的队伍进一步扩大。如，商水县周口镇经过第二次民主运动，“通过发动群众、进行各种阶级和政治教育，提高了一部分群众的觉悟，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积极分子，通过运动，积极分子增加到869人，占总人口20004人的4.34%，其中男327人，女542人;共培养党员对象43人，男30人，女13人;发展团员64人，，男44人，女20人……”这一时期，中青年积极分子被进一步培养，加入党团组织。如在商水县砖桥区1951年6月入党的46个普通农村党员(除去担任乡长、乡农协主席的党员)，全是贫雇农、中农，其中40岁以下的有37人、占80%，46人中担任基层干部(包括民兵、村代表)的有26人，占56.5%。
一般来说，伴随着乡村革命进程，可以发现积极分子的数量由少到多，组成上由中年男性农民到各阶层群众，进而在革命的巩固阶段，青年农民构成积极分子的主体这样一个变动过程。
三、积极分子阶段性变动的原因及其影响
土改期间积极分子之所以有阶段性的变动，既与党———国家建构乡村秩序、推动乡村革命进程的手段与方法密切相关，也和党———国家建构乡村秩序的理想与积极分子个人现实理性之间的矛盾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
1、积极分子阶段性变动的直接原因。积极分子阶段性变动的直接原因是积极分子的生成与淘汰机制。
(1)积极分子的生成机制。刘少奇曾论述了积极分子问题:“在一切群众中，通常总有比较积极的部分及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部分。在最初时期，积极分子总是比较占少数，中间与落后状态的人总是组成为广大的群众……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教育、团结与组织积极分子，使积极分子成为群众中的领导核心。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为了组织积极分子而去组织积极分子的，绝对不能是积极分子从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中孤立起来，而是为了要经过积极分子去吸引与推动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群众……”
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共产党往往组织武装工作队随正规部队进入解放新区。初入乡村，一般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办法发动群众。开始扎的根子，就是积极分子，再利用根子去发动周围的人。就这样，像水塘里丢一块石头一样，以一个点为中心，波纹向四周扩散开去。在扎根串联、向外发展的过程中，一些表现突出、能力突出的积极分子得到发现并被着意培养。如上文提到的商水县城关区朱塚乡王道平村的农会小组是在1949年午征挤黑地中，由上级工作队扎根串联组织起来的，他们响应上级“要想翻身必须组织自己的力量”的号召，决定由积极分子王国昌、张秉新等积极分子向外村发展，找到知己者。张秉新是朱冢村的女婿，他先让自己的媳妇回娘家动员家里人参加农会，接着自己进一步去做工作，最后由他的亲戚再去串联其他人参加农会。县委认为这个方法好:减少农民顾虑、根子正、组织发展快，是农民串联农民的办法，是点面结合的办法，也是群众路线。
随着群众的进一步发动，在群众运动中主动涌现的积极分子逐渐多了起来，除了一贯积极的“职业”积极分子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专业”积极分子，如交公粮积极分子、生产积极分子(劳动模范)、禁毒积极分子、反会道门积极分子等。
总之，或通过工作队的培养、或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大量的积极分子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据1953年3月的一份资料显示，商水县总人口约64万，积极分子7471人，约占总人口的1.2%。
(2)积极分子的淘汰机制。积极分子的生成与淘汰紧密相连。在群众运动的过程中，一方面有大批的积极分子涌现出来，另一方面，也有许多积极分子由积极转向消极或者没有从一种积极转向另一种积极———即自然淘汰，还有的当上民兵、农会会员或基层干部后，因贪污腐化、斗争不积极，不合上级要求或不合群众要求而被淘汰———即斗争淘汰。
首先是自然淘汰。自然淘汰往往源于潜在的积极分子或积极分子出于厌恶风险、达不到预期收益(或感到吃亏)而不愿成为积极分子或保持持续的积极。如，在1949年剿匪反霸时，贫苦群众不敢接近工作人员，惊惧不安。工作队在一区三里长村扎根串联苦主李石头的娘时，她说:“光说叫诉苦，解放军还走不走?要是走了，史文相的后人那么多，恐怕要报仇，像史大顺的老婆(一样)，落个枪毙。”即便是参加农会等群众组织的人，很多人心里还是有些嘀咕:“八路军能站住(脚)吗?中央军来了咋弄呢?”商水县一区干河涯乡在土改后的的民主运动中发现以前的骨干积极分子、在任的乡村干部15名有退坡、消极思想，如民兵中队副刘文义，不工作，光生产，说:“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咱都搞啦，这次复查也该歇啦，让人家搞几天。”乡委员吴绍云说:“天天在外跑，回家老人骂;搞不好工作，上级批评，群众咕哝，三面受气。啥活都耽误了，不干啦。”
其次是斗争淘汰。与自然淘汰相比，大批的落伍积极分子是被斗争淘汰掉的，这也是党———国家重组乡村社会基层政权组织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发现、培养新的积极分子的过程，也是洗刷、淘汰异己分子、变质分子的过程。以商水县土改重点乡三里长乡王教庄为例。1950年7月以县委书记为首的土改工作队进村之后发现以前组织的农会缺乏阶级教育，不能领导群众向当权派进攻，形成勇敢分子趁机发洋财，中农离心，贫农孤立，地主阶级挑拨离间的局面。于是工作队重新访贫问苦、扎根串联，通过夏征、生产整顿农会组织，发现培养新的积极分子，教育干部群众，提高其觉悟。又如商水县委的复查运动总结认为:“经过全县范围内大规模的宣传、讨论雷玉思想，进行回味诉苦，结合挖根、对比教育，扭转了干群松劲麻痹思想，提高了阶级觉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1个重点乡，清洗出身不纯及贪污、作风严重恶劣干部1099名(其中区干部1个、乡干部207个、村组长891个)，解决了干部群众关系，树立了雇贫农在农村的领导权……”应该说，被清洗的上千名乡干部、村组干部，即是落伍的积极分子。
2、积极分子阶段性变动的内在原因。党———国家重构乡村社会秩序的方式及其理念与积极分子的个人理性的矛盾，乃是积极分子阶段性变动的根本原因。
(1)点面结合的工作方式与群众运动的动力机制。党———国家在解构和重构乡村社会秩序的具体过程中，往往采取的是由点到面，点面结合，波浪式发展的方法。比如，剿匪反霸、土改、土改复查与民主建政等，皆有全县和区、乡的工作重点，具体到一个村庄，更是要先扎正根子，组织积极分子，以便重点突破。即先由点到面，然后再逐步深入———这应该是源于人力资源和时间成本的约束，同时也是一个合理化的工作方法问题。这就决定了上级工作队在任何一个点上的工作时间都是有限的，但同时又必须是反复的，即乡村社会改造的过程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因为乡村社会改造的过程是一个外力作用的过程，具体到一个村庄，上级政府、工作队是权力机构和执行机构，由他们选中的根子、发现和培养的积极分子们在短时间内串联组织起了农民协会、妇女会、民兵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掀起轰轰烈烈的斗争，乡村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正如陈益元所指出的:“这种改变(土改对乡村社会的重构)……的发展并不平衡。它说明工作队权力的介入，能在有形的层面获得成功，但要真正从根本上使农民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完全转入到党所认定的道路和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当中，由表面上为声威和权势所压，而内心并不甘心的旧有权威，也有前面经由运动涌现出来的骨干、积极分子，在运动后产生了要求发展自己生产的因素所致。”
因此，这种在工作队的外力介入与昔日的乡村社区边缘群体渴望财富、政治地位的冲动相结合，斗争锋芒直指一小撮旧权威和富有农户的斗争高潮，在工作队撤出村庄之后，群众的斗争往往又陷入低潮。所以，每次新的群众运动开始，新组建的工作队一进入村庄，首要的工作便是重新访贫问苦、扎根子，再次发现与培养新的积极分子，带动群众起来整顿组织、整顿干部，进而完成新的任务，达成新的目标。其实，上级工作队每一次的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都是对既存秩序的解构与重构———当革命最终要触及农村中掌权者的利益时，革命就必须依靠农村中不掌权的群众来推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过程，而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在整顿组织的过程中扩大了组织，在整顿干部的过程中，经过大浪淘沙，把一些不纯分子、贪污腐化堕落分子清除出干部队伍，更重要的是，经过一次次的革命实践，革命伦理逐渐在乡村社会内部弥散开来、党———国家与乡村社会以及乡村社会内部在不停的磨合中逐渐相互适应。
在一次次的动员群众、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性的动力机制:工作队与积极分子的双向合力互动。由各级党委、政府下派的工作队担负着部分政府公共管理的职能，肩负着党———国家改造社会的任务，他们是理想的实践者、社会改革的领导者、推动者。但他们毕竟是来自乡村社会外部的动力，本质上是外在于乡村的东西，如果没有来自乡村内部的呼应，必然会是来时如疾风暴雨，去后似烟消云散。就像急性土改的失败一样，来去匆匆。那么，这个乡村内部的呼应者就是前赴后继的积极分子群体———支前积极分子、诉苦积极分子、斗地主积极分子、午征秋征积极分子等。当然，积极分子也是一个动态概念，有历次群众运动一贯积极的积极分子，也有某次群众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这是一个数量或潜在数量非常庞大的群体———贫下中农有多少，潜在的积极分子就有多少，而且其门槛甚低:只要有符合工作队要求的积极态度和踊跃行动即可，他们与工作队的积极合作使其成为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桥梁，又以其群众身份而成为群众中的领头者，他们对群众运动的促进作用和在群众中的示范效应是群众运动成功的关键因素，乃至政权巩固的关键因素。正如商水县民政工作总结中所说:“要在工作中注意培养骨干，有了骨干政权才能巩固，刀把才能真正拿到人民手里。”
(2)革命伦理与个人理性的矛盾。在反复持续的群众运动中发现、培养新的积极分子以巩固运动成果、推动群众运动继续发展的机制中间有一对矛盾值得注意:积极分子参与的个人理性动机与党———国家要求的持续积极、大公无私之间的非完全吻合。如，参加农会的积极分子往往出于一种现实利益的考虑:“解放军站住了，咱不就翻身了吗?”“财主瞒地少出粮，咱们得和他算账。”“大春天没啥吃，参加农会能分粮。”“参加农会能把以前荒年贱卖给财主的地回过来”……总之是出于翻身的目的、合理负担的目的、要地要粮的目的等。而党———国家并不讳言这一点:“要求农民起来支援革命，就不能不考虑满足他们的物质利益。”问题是，土改后，积极分子已经没有明显的、合法的利益回报，而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至少要花费时间成本，这对于刚刚获得土地、摆脱生存危机、急于发家致富的贫雇农(尤其是一些家庭主要劳动力)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因而，积极分子的消极现象难以避免:“李四喜思想”的呈现，反映了土地改革达到分田目的后，一批出身社会底层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在把握政治上升与实现自身利益两者中的两难困境;“李四喜”现象是这种潜在利益的表面化、显现化而已。
其实，积极分子的消极现象应该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它源于革命与乡村的内在紧张:即革命伦理与乡村传统伦理的冲突，对干部大公无私的要求与落后的小农家庭经营生产力水平的冲突，革命的自觉性要求与低水平的革命道理认知水平的冲突乃至国家意志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即当时小农家庭经营的生存困难的经济基础使大公无私的积极性无法内化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至少，也是因利诱(分田地、翻身)而起的积极分子与政治地位上升并不能带来经济利益明显好处的矛盾。
党———国家认为积极分子的消极现象是农民的小生产者的自私、狭隘意识所致。克服的办法是学习、批评教育、检查、适当照顾家庭困难等。其实，也就是通过群众运动来发现培养新的积极分子，对老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斗争与淘汰———这既是推动群众运动的一个动力机制，也是群众运动的目标与结果之一。
3、积极分子阶段性变动的影响。伴随着群众运动过程中积极分子的不断涌现与淘汰，不但给党———国家塑造的运动型社会运行机制提供了动力，而且通过积极分子的参与与录用，给基层干部队伍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以确保其在符合党———国家目标与群众意愿之间的可控制性的动态平衡，因此，充分发挥积极分子的作用成为党———国家推进社会改革与完成各项中心工作的高效手段。但是，作为革命运行机制的积极分子的革命阶段性变动，也内在地包含着背离党———国家初衷的、与革命目标相冲突的负面影响。
(1)对社会生活常规化的冲击。群众运动不可避免的以其非常规化的行为对现存秩序形成冲击，积极分子与乡村基层干部的频繁变动，这与社会生活的常规化和政府各项工作的连续性的客观要求形成了矛盾。如上文提到的商水县土改重点乡三里长乡王教庄，土改工作队进村调查发现，由于干部变动频繁，工作脱节，换一次干部，了解的情况都不完全一样，即使发现问题也不能及时处理，群众有顾虑。
(2)积极分子代际冲突。历次群众运动中规律性的新的积极分子涌现与旧积极分子的淘汰，势必造成新旧积极分子的代际冲突。如商水县三区宋王乡在土改复查中，上级工作队入村即经过诉苦发动新的积极分子对旧的积极分子、村组干部提意见。村农会组长老黑光睡觉、不工作，说:“我分的四亩地拿出来，再出1石2斗麦算完，我还担我的菜挑子”。又说，“土改时，耿队长说，好的不要多、只用三五个(积极分子骨干)，架鹰、架兔，不架稀屎鸭子。现在我说句话批评我半天，直没劲。”结果形成先进、后进两边的对立。又如商水县一区干河涯乡，大刘庄老干部刘永安，刺激刚由积极分子提拔的新干部胡其度说:“我干的早啦，劲头用完了，你新上任，心劲大，以后啥事不用找我，你办吧。”背后则说:“看他新上去，有劲啦，那一点做错了，一脚将他踢出去。”
(3)部分人过分积极、热衷斗争，造成其他基层群众的不安。指导积极分子行为的统一意志的意识形态不能有效调节利益差异，内在地要求平均主义。一般来说，积极分子往往是旧社会最苦、最穷的人，正是基于对旧秩序的不满才响应党———国家的号召起而积极革命的。问题是，家庭富裕程度的差别并非由土地一个因素决定，即便经过土改，仍有一些贫雇农较之村庄其他农户更穷。但是，多次的群众运动与积极分子的示范作用使他们形成了不合理的预期:他们往往急切期待继续斗争，从而获得物质财富。土改结束之后，有的贫农以为“穷光荣”，仍有靠吃斗争饭和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普遍反映“中农、富农地多，这不还是穷的穷富的富吗?”一些贫农不积极搞生产，念念不忘继续吃斗争饭。1953年春荒期间，商水县委工作队调查发现，四区“大多数贫农劲头不大，有吃斗争饭的思想。如，该区罗庄乡小罗庄村全村有40户人家，一家做生意的也没有，工作队同志问:‘你咋不做小生意啦?’罗应本等说:‘做啥生意呀，卖柴货每趟能赚多少钱?出远门天落雨了咋办?净多招麻烦事，政府总要想办法的。就是斗争有劲，搞地主啥也干啦’。有些想吃斗争饭的贫苦户更是积极，如该乡南街村贫农私下把两户中农划地主已经划好了，剥削账也算出来啦，东西分给谁、分啥都弄好了。如，贫农孙现忠说:‘今年斗争了，就能度过春荒啦，就是这些中农，共计15户’。”一部分人的吃斗争饭思想，引起另一部分人的惊恐不安，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积极性，以一区五里堡乡为例:“柴庄柴玉瑞说:‘光说上粪、上粪，胜上我地里吗?到秋后还不知咋着，就是我的，打了粮食还能分几个?’大张庄富裕中农张德令，土改时被抽出五亩非法买进的土地，土改后他怕再次改到自己头上，就大吃大喝，天不明就背着粮食上化河集，卖了吃点、喝点，再买点拿回来，又怕人家说，到天黑才回来。有的想献地、出粮。富农怕二次土改，怕说有剥削，光睡觉不积极生产。如，大张庄张万仁说:‘不知什么时候地分给别人，种它干啥’。于是光睡觉，也不往地里送粪”。
四、结语
不管是出于理想信念还是功利目的，土改期间不断涌现的积极分子群体应该体现了党———国家推动乡村社会革命手段的适用性。积极分子的阶段性变动，既是扩大动员和参与的产物，又是扩大动员和参与的动力，从而形成一种不断复制与自我强化的以党———国家为中心的社会整合与凝聚机制。正如有学者在论及科举制度时所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科举制度不仅与地主阶级的形成与强化他们的力量有关，并且把财富、地位和权力领域的三个最重要的集团(即地主、儒生官吏)凝聚为一个有机的统治阶级”。而积极分子的阶段性生成与淘汰，也是一种政治选拔录用机制:“成为一名积极分子一般是政治录用过程的第一步，而且大多数新干部和党员都是从积极分子中吸收的……在最低级别上，党选拔积极分子承担初级单位的领导责任时，积极分子和干部的角色可能是相互重叠的”。伴随着反复群众运动的积极分子涌现与淘汰、吸收、选拔，必然形成一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干部科层体系，那么，这种最底层的选择、选拔、录用方式，形成与强化了贫雇农、中农与党———国家的联系，进而形成一个有机的统治阶级，有助于社会的总体性整合。
但是，由积极分子提拔上来的乡村基层干部运动过后的消极、退坡及其被淘汰，却又显示着个人理性与革命伦理的冲突、革命理想的激情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矛盾、革命手段与社会生活常态的矛盾，从而显示出具体村庄内突如其来的革命下产生的积极分子的某种“本土化”的困难。那么，如何把外生条件下产生的积极分子转化为一种内生的主动自觉，保持其积极热情长盛不衰，乃至如何广泛的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还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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