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伴随着其家庭的变化，亲子关系的良好发展是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因素和促进动力。文章分析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困难，比较村落文化和城市工业信息背景下亲子关系的特点和趋势，探究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亲子关系变化的原因，以期寻找改善农民工亲子关系的方法，促进农民工家庭的健康成长。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亲子关系
国务院明确指出“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①。政府明确表达农民工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部分，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必然要伴随着大量的农民工市民化。目前农民工数量多、工作和生活条件普遍不太好，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必然持续较长的时间。农民工市民化不只是农民工工作生活空间从农村逐渐转移到城市，实现职业转变，更重要的是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方面不断转变为城市市民，融入城市文化，实现全面发展的过程。家庭是既在社会之中又在社会之外的自群体，亲子关系是农民工家庭成员间的主要关系，亲子关系不仅影响着其家庭生活的质量，而且关系着家庭中每个成员的成长与发展。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工作生活及心理状态会影响其亲子关系。
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的困境
户籍制度使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难以得到家庭的支撑。农民工是基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从农民到市民的过渡性身份，他们往往是离家弃子在城市打拼，即便妻儿随迁，也因家庭条件窘迫，很难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交流和支持缺乏，容易导致身份转变过程的适应困难。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及城市流动儿童等家庭困扰集中反映出农民工对城市欲罢不能的无可奈何。
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差异让农民工难以体验到价值感。“农民工是进入城市工作的农民，是农民和工人的组合词，农民和工人曾经是身处不同空间、不同领域的两种不同的身份指认，但是却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新的身份，无疑是一种尴尬的身份。”②农民工是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变的开拓者，他们在享受着城市生活便利的同时，深深感受到置身城市环境后的生存奔劳、迷惘和无助。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诱惑和苦难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农民工付出很大的代价。在农业文明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农民工对乡土的眷恋之情、亲情乡情友情，让他们离开家乡后短时间内难以找到归属感和安全感。农民最主要的劳动对象是土地，生活在一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几乎可以自给自足的乡村文明中，生活简单而执着，一切农事几乎都在自己的掌控中；城市有完备的基础设施、多样的文体休闲运动场所、规范的交通物业管理，但要不时变换工作岗位和居住地，不断地适应工作环境，一切都是那么难以把控、难以得到他人的肯定。文化背景的变化让他们在乡村自我与城市自我的摇摆中难以体验到存在的价值感。
对城市的期待与自身准备的不足让农民工陷入精神困境。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不仅是身份、地域、生活方式的转换，更是自我成长、思想观念提升的过程。他们满怀理想、热情和坚持走出农村，急切想融入城市，但由于自身学历、文化、技能制约，就业竞争能力不高，就业空间小，往往只能选择一些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劳动，易陷入低人力资本低收入的境地。面临制度、经济、素质等方面的障碍，使他们虽然在空间、职业层面勉强融入了城市，但在心理上常常是乡愁与市恨交织在一起，自卑心理和孤独焦虑情绪明显，精神上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很多人陷入边缘人的尴尬。
乡村文明背景下和城市工业信息背景下的亲子关系
乡村文明背景下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就是父母子女关系，是父母与子女之间通过相互影响和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特定关系。它受社会政治、经济生产、文化教育的影响，我国城乡差别还很大，农村村落环境下的亲子关系体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以父母为中心的亲子关系。我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家庭是生产生活单位。家庭中，父母掌握着家庭的生产生活资料，承担组织家庭生产、统筹家庭生活的职责。这形成了父母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和对家庭事务的绝对权力，孩子们处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下的亲子关系，父母特别是父亲是家庭的中心，对子女拥有绝对权力，子女处于服从地位。强调家长意志，把听话、顺从、规矩定为好孩子的标准，孩子被打被骂被罚是常事，棍棒底下出孝子是突出的表现。“目前农村家庭教育方式仍然以体罚为主，较少使用说服、说理、启发等非暴力的方式。”③父母与子女的教育交往是单向的父母→子女的命令式，亲子间的双向互动性差，角色弹性弱，严父孝子，相互间的边界难以跨越。孩子容易形成服从的意识，在孩子个性化过程中形成较多的心理禁锢。
二是亲子间的亲密度低。相对于城市，农村由于环境、资源、教育等原因，生活比较简单朴素稳定。在孩子社会化过程中，父母是他们生活、工作、人生的影子，是未来的参照对象，亲子影响融入生产生活中，形式单一，内容简而易见，因此，“农村父母和孩子的行为交往频率低，亲子间的亲密度低，亲子依恋不强。”④告老还乡、叶落归根是农耕文明国人的梦想，或者说是农民把对子女的亲情与对土地对乡村生活的执着之情融在了一起，使得亲子间的亲密度显得相对要低。在孩子社会化过程中，往往显得父母的情感支撑力量不够。
三是父母对子女有较严重的偏爱。在农村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思想观念依然很浓，加上养老制度的问题，“在有男女性别之分的孩子中，农村父母明显偏爱男孩”⑤。主要表现在家庭资源分配、情感投入等方面。农村父母会把家里的财物资源更多地用在儿子身上，对儿子充满着更多的期待、流露出更多的接纳和认可。偏爱容易造成孩子们的不平等感，影响亲子关系和子女间的关系。
城市工业信息背景下的亲子关系。我国城市在工业化进程中得到不断发展，由于资金、人力、科技、教育、信息等要素的高度集中和组合，与农村相比，城市工业信息背景下亲子关系有以下趋势：
首先，子女在家庭中的主体地位得到突显。“城市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发展的趋势，促使家庭由原来的长者为尊转为以孩子为中心”⑥，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孩子得到的资源较多、关注关爱较多，在家庭中的主体地位得以突显。父母越来越注意孩子在家庭中主体作用的发挥及关注家庭情感，在孩子面前有一定的权威性，也有较充分的民主。孩子有更多自我表达的机会，可以对父母的某些作法提出反对意见，亲子关系基本平等。较多的资源条件和开放的家庭气氛，有利于孩子各方潜能的发掘和个性的培养。
其次，亲子间的互动多样化。父母与子女间的相互交往活动是增进亲子关系的基本方式。城市亲子关系的互动内容丰富，涉及认知、行为和情感，有生活、娱乐、运动、学习；互动方式繁多，有动态、静态的，有语言、行为的，有直接、间接的等等。通过亲子活动，形成亲子间平等、融洽的关系。亲子间的角色弹性较好，父母不仅扮演着孩子长者的角色，还是朋友、同伴等角色。亲子间的多样互动有利于良好家庭氛围建设。
最后，子代在亲子关系中的作用得到肯定。越来越多的家庭把孩子的出生和成长看成是亲代继续成长成熟的契机，通过对孩子的教育改变自己。在承担养育孩子责任和义务的同时，接受孩子的观点和某些意见，享受与孩子共同成长的快乐。孩子在家庭中的价值得到肯定，容易树立孩子的自信心，也能促进亲代的成长。
影响农民工亲子关系的因素
社会方面的原因。户籍制度的限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社会价值观的变化、社会多元文化的并存、信息的网络化等等，增加了农民工亲子关系调适的难度。由于社会复杂性的原因，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加大，往往容易将个人的不良情绪和挫折反射到对待子女的态度上；而其子女接受信息的途径多样化，信息容量大，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与父母有较大的差异。这些给亲子沟通带来了障碍。
农民工自身的原因。农民工从乡村来到城市，承载了很多来自乡村的个人成长历程的时空记忆和家族的历史记忆，对于城市他们是个“没有来历的不快乐的孩子”⑦。市民化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空间的变化，更是一个离开旧自我诞生新自我的过程。农民工在缺少家庭支持、缺乏价值感、多种精神困境下要完成自身的城市社会化。物质困境、精神背负，使他们在承担对孩子心灵关注和抚慰职责时显得力量不足、能力有限，常常使亲子关系疏离。
家庭的原因。在迁移过程中农民工及其子女更多地体验到社会、学校的排斥和不公，外界的相对剥夺对亲子关系有增进作用。进城，农民工家庭经济收入增加，家庭物质生活提高，但由于家庭经历的改变，家庭成员各自的生活学习时空不一样，家庭内部系统的调整，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内容丰富了，而情感关系变得脆弱起来。孩子对父母的经济要求变得更高，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孩子的期待更高；父母无法了解孩子的想法、满足孩子的各方面需求，孩子往往达不到父母的要求。农民工亲子关系的矛盾冲突明显，但仍有着共同的情感点，良好亲子关系的维护和完善有家庭基础。
孩子的原因。亲子关系是父母与子女互动、相互影响形成的，“孩子自己的特点和看法也对亲子关系起着重要作用”⑧。农民工子女基本能理解父母工作的艰辛，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减轻父母的负担，改善家庭生活状况。特别是子女跟随父母一方在家时，孩子往往会承担另一方的家庭责任，表现出自立、早熟，与在家的父亲或母亲的亲子关系更亲近。相比父母，孩子对现代社会的新思想、新事物、新技术接受得更快。但受父母时空距离和教养方式、学校教学内容方法、孩子主体意识水平等方面影响，孩子更多的表现为：与父母主动沟通少，“孩子们的烦恼不少，却从不主动向父母倾诉”⑨。“农民工子女传媒接触越频繁，越有可能在一个家庭内部产生‘现代性’与‘乡土性’的碰撞，从而使亲子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变得更为困难，影响亲子关系的和谐与稳定。”⑩另外，农民工多是多子家庭，孩子间的关系也会影响亲子关系，当孩子感觉到父母的偏爱后，容易对父母产生怨恨心理。
改善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亲子关系的策略
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是农民工及其家庭和子女不断发展的过程，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农民工及其子女市民化的促动力。探索解决农民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问题的方法途径时，改善亲子关系应该作为一个重要内容。
多渠道激发农民工改变亲子关系的主动性。根据生命历程理论，人总是会在一定的机会和制约下进行选择和行动，能动地建构和推进自己的生命历程，同时，每个人都会与他人发生联系，当个体的生活发生变化时，会影响到他人的生命历程。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改变亲子关系以适应家庭变化的意愿和行为不仅能让自己获得家庭亲情，也能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国家、社会、社区可以通过板报、报纸、杂志、影视和网络等，用知识宣讲、故事讲述、电影拍摄等方式呈现农民工家庭在不同背景下协调亲子关系的有效方法。特别是通过拍摄反映农民工家庭成长的电影、电视剧或公益广告，用鲜活的故事情节展现农民工家庭成员特别是亲子间有效互动的范例，让农民工在影片观赏中了解孩子不同阶段、不同境况良好亲子关系的参照标准，激活农民工改变亲子关系的主动性，自觉审视家庭和孩子发展不同阶段亲子关系的问题，理性思考解决家庭矛盾和亲子障碍的方法，自觉运用于亲子交往中。
通过家长学校提高农民工亲子关系调适能力。政府或农民工子女就读学校要重视农民工子女家长的教育，办好家长学校，传授家庭教育、亲子沟通的基本知识和方法，提高农民工家庭教育能力。加深对亲子温情的认知，改变亲子观念，构建两代人相互倾听倾诉的家庭生活文化，提高农民工教育子女、应对家庭压力和危机的相关能力，关注子女社会化过程中的亲密陪伴，以减轻他们各自的适应性困境。
通过学校教育教会孩子积极倾听和主动倾诉。在亲子关系中，子女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孩子对父母的理解，亲子互动中积极的倾听和主动的倾诉可以改变亲子关系。特别是在信息社会背景下，很多信息、知识、技能的获得，孩子是父母的老师。强调孩子的恰当言行是促进亲子关系良性发展的重要条件，有助于解决农民工家庭问题。一方面，学校可以通过人际沟通知识教育、感恩教育，把父母的艰辛当作教育的资源，教授孩子们换位思考，理解父母，感恩父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中小学教学方式改革，变以灌输式为主的教学方式为充分调动、发挥学生主体性的教学方式。改变孩子与成人交流时只是被动听讲，不会积极倾听回馈、不敢主动表达倾诉的习惯。在城市化、信息化背景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是最有灵性的一代，通过教育，让孩子们的智慧展现在亲子关系的调适中，促进父辈的成长。
随着国家各种政策和措施的不断完善，农民工亲子关系的观念不断改变，他们的家庭发展会越来越健康，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自主性会越来越强，而且成员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和谐，亲子关系会不断朝坦诚、开放、互动、共同成长的方向发展，使亲子关系真正成为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最温情的动力和享受。
【注释】
①“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
②⑦郭玉红：“越过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阵痛”，《延河》，2006年第8期，第50~52页。
③⑧郑世艳：“农村亲子关系的问题及其调适—以代沟理论为视角”，《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15~18页。
④朱俊卿：“农村亲子关系模式及特点研究”，《心理科学》，2004年第5期，第189~190页。
⑤陈素梅：“农村亲子关系模式及特点研究”，《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第11期，第33~34页。
⑥蔡秋红：“城市核心家庭亲子关系和谐状况研究”，《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49~52页。
⑨周宗奎：“亲子关系作用机制的心理学分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第46~50页。
⑩许传新，陈国华，王杰：“亲子关系：‘流动’与‘留守’子女的比较”，《中国青年研究》，2011年第7期，第64~68页。
（作者分别为钦州学院教育学院教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钦州学院教育学院讲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学校为主体的中越边境地区留守儿童关爱模式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BSH086）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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