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十八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国家战略，不是单纯地着眼于环境问题，而是要基于新的历史定位，创造“五位一体”的新文明。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需要修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实现社会的整体转型。转向生态文明，实现国家战略，并以生态文明的中国方案造福、引领世界，作为一种工具和途径，教育是重要的抓手和必由之路。文明的创新需要与之匹配的教育创新，教育作为文明转型的有效途径和工具之一，当务之急需要建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教育体系。
引领教育变革，要对时代和世界的发展趋势有明确而坚定的把握，并将教育视为“社会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基本方法”，“把教育与未来的社会发展连接起来，把受教育者应接受的教育与未来连接起来”，因此，建设生态文明，需要面向未来，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和方向；面向未来的生态文明教育也不是仅限于学校教育，要面向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形式和内容的生态文明教育，包括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非正式教育、社会教育和大众传播等，都需要贯彻、渗透生态文明的主题和内容。
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于2018年5月30号共同举办了“构建生态文明的教育体系”专家研讨会。现选取摘录部分专家发言在“乡村建设研究”公众号推送。
我想谈两点。先谈问题意识，然后谈解决问题的路径。
今天我们谈生态文明教育，基本背景就是形势比人强，包括温铁军老师说的时间空间。把时空坐标拉开、拉长来看，我认为只要谈新文明，就一定是生态文明。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文明体不能和生态良性互动的话，根本就不能够存续，就会成为历史，而不再是活生生的文明。
文明就是可久、可大的文化。首先是可久，就是可持续；还有就是可大，就是普适性。比如说非洲部落确实生态，但不可大。如果我们明确了“文明”的内涵，那么在人类文明史中谁文明程度最高，按照可久可大的标准，其实就应该是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文明程度最高的文明，但现代文明由欧美主导，导致近百年我们的思想、文化、制度体系全都被颠覆了。这在中华文明历史中不是没有，当年佛教东传也曾把我们的思想、文化颠覆过，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有三、四百年。也就是说，从中华文明史来看，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今天的颠覆不足为惧，当然我们会有一个漫长的吸收过程，它的文明精华我们确实要汲取。但是西方文明的根基在哪？这个问题温铁军老师做了很多工作，分析非常透，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根基在于不断有外界的资源和能源输入。如果说地球资源是无限的话，或者我们还能找到另外的地球，那我们得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还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在目前看不到可殖民外星球的机遇，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一定是有限的。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最根本的就是全球生态资源不足以支撑经济再粗放扩张。说这些，就是想说我们今天谈生态文明教育，我们的视野一定不要仅仅是在中国，我们的视野一定要是全球化的。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比起欧美更迫切，所以中国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此概念的提出，第一有我们的现实问题，第二还有我们的历史文化根基所在。
这是第一个问题，生态文明教育的问题意识，应该放在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中来看。
第二个问题，谈解决路径。
如果刚才给出文明的定义是可以接受，那么中华文明持续至今的原因何在。国际社会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的四个纬度，有生态的、有文化的、有经济的、有社会的，还应该有政治的。今天我们提“五位一体”战略总布局不是偶然，而是被形势所逼，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经济、政治、社会后面加文化、加生态，是势所必然。这后面有我们中国人认识社会的一个方法论，今天这个方法论没成为主流，但积淀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传统的中国人所认识的世界是整体的，这个复杂整体由五个相生相克的部分组成，形成一个稳定结构，这个稳定结构就是“五位一体”。用这个模型来理解中华文明的可持续性，或者说中华文明的生态文明性质，来理解生态文明构建，非常重要。
先从政治谈起。西方政治文明的根基叫民主或者主权在民，但传统中国政治形态叫主权在“天”。“天”是什么概念？用今天生态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演化着的天球生物圈，它是动态的。中国人谈天有三个意义，第一有今天一般理解的物理意义，第二有超越的形而上的意义，第三个还有人格的神灵的意义，今天我们还在说“人在做天在看”。如果要找中国学术传统的逻辑原点的话，就是“天”。我们讲的天道、天理等等，一切都源于“天”，“道”之大原出于“天”。“天”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逻辑原点，它整个学理体系的构成是由“天”出发，但是它的逻辑进路和西方的分析逻辑进路不一样。西方的逻辑进路是《几何原本》，把体分析成面，把面分析成线，把线分析成点，传统中国的学术训练是基于河图洛书，基于易经，把加减法与几何、天文整合在一起，我们是在那样一种构造性数学中来训练思维，这非常重要，这和我们说的生态文明教育直接相关，关系到我们怎么提供一套自身的学理体系和思想方法，这种学理体系和思想方法是理解我们的传统政治的基础，也就是理解主权在“天”的基础。谈政治，最关键的问题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西方政治是民主合法性一重独大，但是在传统中国政治里面，是三重合法性并存，包括天道合法性，也就是生态合法性，历史合法性也就是传统合法性，还包括人心合法，是基于三重合法性制衡建立的。文明的主体结构就是政治，西方的主权在民的政治架构是跟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绑在一起的。我们主权在“天”的政治架构是跟我们传统的德本主义的经济体制绑在一起的。
再谈谈经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的，整个西方工业化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就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尽量花少的劳动时间得到更多的产品。但传统中国的经济发展，它是以生态生产率的提高为核心的。【生态生产率=实现效益量/资源消耗量。其分子“实现效益量”=有效生产量-无效消耗量-有害生产量：实现效益量即通常所说的边际效用；有效生产量是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有效产品的产值；无效消耗量指一定时间内的积压消耗、大材小用消耗、非灾害淘汰消耗、灾害淘汰消耗等产品的产值；有害生产量指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有害于个人的（即质劣的）、或有害于社会的（即违法的）、或有害于生态的（即违天的）的产品的产值，相关于社会信用和社会秩序；分母“资源消耗量”指上述有效生产量、无效消耗量、有害生产量等对自然资源产品（生产原料、土地等）的消耗总和。“生态生产率”是一个整合性概念，统筹兼顾了经济生产中的正供给（有效生产量）、负供给（无效消耗量、有害生产量）以及必然导致的对环境资源的消耗和破坏；“劳动生产率”是一个还原性概念，把复杂的经济生产过程分割开来，无视经济生产仰赖的环境资源及相关的负面效应，只关注“有效生产”及相应的劳动时间。前者是追求群体“永续发展”（即天人合一）的量化体现，后者则是追求满足个体“感官欲望”的量化体现。】提高“生态生产率”，重在生态平衡永续发展的前提下来提高生活水平。按照这种观点来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传统中国经济不是没有增长，而是一直在增长，在同一块土地上养活的人更多，效率也相对更高。这个经济形态在制度上的根本保障是“产权族有”，而西方经济形态在制度上的根本保障是“产权私有”。“产权族有”与生态环境保护密切相关。“产权私有”则意味着可以脱离土地、脱离乡土。“产权族有”的核心是把整个宗族跟它的乡土绑在一块。这里不再展开论述。
再谈谈文化方面。我们谈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是道德仁义。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是“天人合一”之道，“天人合一”就是人与环境良性互动，德、仁、义都是为这“道”服务。最关键的是，这个“天人合一”价值观念后面，它的思维模式和学术体系的构建就是刚才谈的，以易经为基础构造整合而成的。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念自由和人权，源自于像霍布斯、洛克、卢梭等把人分析还原为原子化个体之后才确立的。只有理解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才能够真正地理解道德仁义它的生态方面的合理性和科学方面的合理性。
总之，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构建和生态文明教育的资源。当代的生态文明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紧密结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这个路径在三个方面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一，可以帮我们确立整个这套关于生态文明的科学体系的逻辑原点和逻辑路径，这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有的资源，当然这资源需要跟当代科学话语进行对接和转化。第二，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会可以给今天的生态文明构建和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丰富的历史借鉴。第三，今天中国面临层面不同的问题，如生态问题、文化问题，后面都指向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文明复兴的问题。把生态文明教育和中华文明复兴的目标结合起来，应是可以更多借力的一个方向。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乡村振兴研究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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