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西晋末年永嘉丧乱到隋朝统一南北，北方地区文学的发展是如何从遭到巨大破坏的境地逐渐走向复兴，成为通向隋唐文学的关键一环的?南朝文学的北传，曾是这个问题的常见答案。然而，纵观整个十六国北朝文学发展脉络，外部因素并非是推动其文学力量复兴的根本原因，它的内在生机是在其本土的乡里社会中孕育的。乡里坞壁对西晋末年文学的存续之功，北方乡里社会中的中下层士人与胡族政权之间的文学互动，三长制推行后繁荣的乡里私学为北朝培养的大量寒族士人等，是这一文学发展机制中较为重要的几个要素。乡里社会塑造了北方文学，它的“底层性”所凝结的精神价值，是其超越南朝文学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乡里社会/乡里士人/文学力量/底层性
从十六国时期到北魏前期，北方地区的城市反复遭到战乱的破坏。“还居乡里”是当时史料中的一个高频词，它意味着人们从城市中退出，回到乡里社会的生存空间之中。还居乡里后，人们依然会从事私学讲授、校订文籍、文咏自娱等文化活动；而另一些此前居于乡里的中下层士人，则通过与胡族政权合作走到历史舞台的幕前，成为推动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新的主体。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旧都的重建为文学发展带来了新的社会空间，吸引士人从乡里社会来集中。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时期，这一趋势更见加强。与此同时，乡里社会之中的文化传承并没有中断，它仍然是朝廷发生政治动乱、军事政变等不安定事件之后的“还居”之地，也是向城市输送人才的根据之地。可以说，十六国北朝的特殊政治、文化环境使得乡里社会始终是北方文学发展的稳定的栖息地。
从乡里社会的视角来看待十六国北朝文学的发展，将引出一系列的问题。本文通过总结乡里社会对十六国北朝文学发展的几个关键作用，来概括性地阐释从西晋末年以来遭到严重破坏的北方文学发展结构，究竟是如何在“还居乡里”之后逐步走向复兴，又对文学本身产生了怎样的重要作用。
一 “还居乡里”：西晋末年北方文学的存续
自西汉时起，文学发展的主要社会空间是城市。长安、洛阳和邺下曾是诸多文人的集结之地，也是重要文学作品的产生之地和描述对象。但是，一场持续了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以及紧随其后的“五胡乱华”结束了文学在北方地区的城市发展之路。太安二年(303)，张方乱洛阳，西晋政局急转直下。这一年，陆机、陆云为成都王司马颖所害(《晋书》卷五四《陆机传》，第5册，第1480页)，诗人孙拯亦死于狱中(《晋书》卷五四《陆机传附孙拯传》，第5册，第1481页)。左思携眷远避冀州(《晋书》卷九二《文苑传·左思传》，第8册，第2375页)。张载在长沙王司马义请为记督之后即“归还乡里”，其弟张协则以乱屏居草泽，“属咏自娱”(《晋书》卷五五《张载传附协弟亢传》，第5册，第1524页)。至如其他文人如王嘉、郭文等相继选择隐逸于山中。永嘉五年(311)六月，王弥和匈奴刘曜的军队攻入洛阳：“(刘)曜等遂焚烧宫庙，逼辱妃后，吴王晏、竟陵王楙、尚书左仆射和郁、右仆射曹馥、尚书闾丘冲、袁粲、王绲、河南尹刘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帝蒙尘于平阳，刘聪以帝为会稽公。”(《晋书》卷五《孝怀帝纪》，第1册，第123页)洛阳可谓遭到彻底的摧毁。永嘉七年(313)，晋孝怀帝被刘聪毒杀，与他一同遇害的，还有不少从洛阳逃亡而来的旧臣和拥立者(《晋书》卷五《孝怀帝纪》，第1册，第123页)。建兴元年(313)晋愍帝在长安建都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晋书》卷五《孝愍帝纪》，第1册，第132页)，许多大臣及其家族，在西晋与胡族的对抗战争中死去：曾经日食万钱仍云无下箸处的何劭一族夷灭殆尽(《晋书》卷三三《何曾传》，第4册，第994页)。潘尼避于成皋坞壁之后病死(《晋书》卷五五《潘尼传》，第5册，第1011页)。挚虞流落荒野，捡拾橡果充饥，最后悲惨死去(《晋书》卷五一《挚虞传》，第5册，第1419页)。而幸存下来的文人，从此销声匿迹，隐没于更为偏远之处。
关于北方地区文学力量流散的方向，人们以往更多关注的是南渡之“中州士女”(《晋书》卷六五《王导传》，第6册，第1746页)。文学史关注南渡者更多，是因为在这批有避难能力的士大夫中有着较多的文学精英。事实上，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留在了北方，至少有大批流民是“东徙辽左，或西走凉州”。而在胡族统治者所占领的地带，大量的北方士人委身于类似战争夹缝的坞堡之中，“聚居田野、山间，唯依坞以务农自给”。
乡里坞壁除了必须保障坞壁内人们的安全以外，也充分考虑宗族内部文化传统的延续。大坞壁中往往重法明礼，甚至有“兴举学校讲授之业”之举。西晋末年的坞主要么是武力强盛的堡坞主，要么是“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熟谙封建统治术的士大夫”，或者二者合一。如庾衮自八王之乱后从洛阳回到家乡，领“禹山坞”。庾衮“学通《诗》《书》，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他在这个坞壁中建立了一些礼仪制度(《晋书》卷八八《庾衮传》，第7册，第2283页)。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了庾衮所撰写的《保聚垒议》二十篇。这属于兵家类的书籍，纯文学价值可能不高，但它能说明在坞壁之中同样可以进行创作。坞主李矩有两则短文存世，皆戎旅间作。一为书信《敕郭诵》，只存数语，乃军旅文辞，无意于词藻雕琢；另一为四言祷辞《祷子产祠》，云：“君昔相郑，恶鸟不鸣。凶胡臭羯，何得过庭。”(《全晋文》，第2086页)东晋建武二年(317)，李矩打算夜袭刘聪从弟刘畅，但士卒有所恐惧，于是以巫师在子产祠中祷告，并扬言“子产有教，当遣神兵相助”，以振士气(《晋书》卷六三《郭默传》，第6册，第1709页)。虽然用词直露无文，但亦可显示作者的慷慨郁愤。
当时流民坞壁之中还有西晋旧臣刘琨和卢谌。永嘉元年(307)被封为“并州刺史”之后，刘琨在并州地区招纳流民反抗胡族，具有流民坞壁坞主的特点(《晋书》卷六二《刘琨传》，第6册，第1687页)。期间，刘琨的侄子卢谌自刘粲处奔刘琨，二人多有唱和。刘琨在《重赠卢谌》中撰写了一段序言，慨叹“今是而昨非”，反思少年壮志时“远慕老庄”“近嘉阮生”时的虚无，而在“国破家亡，亲友雕残”的现实面前，“块然独坐，则哀愤俱至”。序文中提到自己“不复属意于文，二十余年矣”。这或是因为客观的战乱环境所致，或是因为战乱时期主观上不再有诗兴——其中原因虽然杂陈，但无不与乱离相关。乱离之中，北方文学开始反思并挥别玄虚的精神生活，从此着力于对于现实的深切关注；而南朝文学则是继续在玄思的道路上探索，沉溺于陌生、毓秀的南方山水给他们带来的惊奇。刘琨的这些反思，其实关系到南北朝文学的分野。另外，还有《重赠卢谌》诗则写到了作为流民坞主带着人们连夜逃亡的故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52页)。卢谌的《答魏子悌诗》中谈到坞壁乡曲之恩义，落笔时情感深重，体现了流民坞壁复杂斗争形势给当时文人带来的情感冲击(《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84页)。这些诗歌皆与当时战争地带坞壁夹缝中的生存紧密相关。
在末代乱局中，以凉州为中心河西地区对西晋文学的存续独具特点。当长安受到巨大破坏时，“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独凉州安全”(《资治通鉴》卷九○《晋纪十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册，第2842页)。河西地区暂安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文化之存续。河西又有乡里社会空间上的优势，那里不但是坞壁的起源之地，也是晋末坞壁分布最为稠密的地区。河西文人多来自河西著姓，河西著姓多出于乡里坞壁。如阴氏、宋氏、氾氏、令狐氏、索氏等诸大姓，多居于敦煌。作为坞壁首领的坞主，实为乡里豪强。前凉时期的凉州社会，正是通过这种宗族聚居以及相互往来，形成了一个互相师承、彼此教授的文化发展机制。这个体制在晋末乱世不但没有打破，而且因为一些士人自京师返回凉州乡里，而进一步加强。如索紞少游京师，受业太学，“善术数占侯”，“知中国将乱，避世而归。乡人从紞占问吉凶，门中如市”(《晋书》卷九五《艺术传·索紞传》，第8册，第2494页)。又有敦煌人氾腾，“举孝廉，除郎中”，去官还家后散家财，以琴书自适(《晋书》卷九四《隐选传·氾腾传》，第8册，第2438页)。返回凉州地区的士人，对于乡里社会中的文化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凉州本土势力之间互相依赖，其乡里社会的文化传承机制，保证了凉州地区实现文化发展之自足。晋末凉州乡里著姓参与扶持了晋愍帝政权，前凉时期长期使用西晋建兴年号，自居为西晋遗民。受此影响，凉州地区的文学也颇具遗民特质，保留了西晋时期的一些文学传统，且贯穿了整个“五凉”时代。
西晋末年的坞壁之中还产生了一些民歌，主要分为歌颂坞主和描述参考的坞壁战争生活两类。如永昌元年(322)，民间为抵抗刘曜的流民坞主陈安作《壮士之歌》(《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第9册，第2694页)。建兴元年(313)祖逖北伐，至中原后，集耆老置酒宴，座中人为之作《豫州歌》(《晋书》卷六二《祖逖传》，第6册，第1696页)。因坞壁作为人们避乱的场所，常常发生小型军事防御战争。如《隔谷歌》曰：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2157页)这首诗反映了一位困在隔谷坞城之中、弹尽粮绝之人的绝望与恐惧。前赵时期，困死坞壁是较为多发之事，《隔谷歌》所描写的情况正是当时史实。《十六国春秋》载有王广故事，可与《隔谷歌》相参看：
王广，永嘉之乱聚族避世，仕渊为西扬州刺史鲁阳侯(一作并州)，及聪嗣位，蛮贼梅芳扇动山夷攻围广城一百二十日，外救不至，粮食罄绝，鸡犬雀鼠靡有……城陷被禽，孑遗将士相枕而死者五十人(一作五千)。这其中描述的惨烈场景，几乎和《隔谷歌》所述内容别无二致。在这种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民歌，同样是西晋末年文学获得存续的表现。
总之，西晋末年有一大批文学士人逃亡乡里。在失去过去氛围热烈的创作环境之后，在乡里社会的空隙之中艰难生存的文学士人之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较为沉寂。有的文人即便有所创作，也很可能因为这种封闭的环境而无法留存和传播自己的作品。然而，文学力量转移到乡里社会这一现象，既是整个西晋文学时代的句号，也是下一个文学时期的开始。
二 十六国胡族政权与入仕乡里士人的文学互动
胡族统治时代的到来，直接造成了北方乡里士人作为政治新贵之崛起，“他们在晋朝官位一般都不高，属于世族地主的中下层”。他们往往居于乡里，和胡族政权保持若即若离、时密时疏的关系。他们与胡主之间的文学互动，为北朝文学的本土复兴起到了促进作用。
前赵刘氏父子的文学才能与学术修养是受到公认的，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僭伪诸君有文学”曾论及过刘渊父子的文学修养，钱穆先生也讨论过刘氏父子一门承袭东汉之旧传统。而唯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他们的学养、文才，与并州乡党关系很深。刘渊虽然是屠各杂胡，但实际上是晋阳乡人，刘氏部落“虽分居五部，然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他获得文化教养的经历其实和这个地区的普通乡里汉族士人没有太大区别。他自幼在上党游学，师从私学讲授者崔游，经史无不综览。在崔游门下，他还结交了两个同窗：朱纪、范隆，曾与他们议论汉代历史人物，颇有识见(《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第9册，第2645页)。这些乡党人物，后来成为刘氏所立之前赵政权中的第一批文人，比如朱纪担任过刘渊第四子刘聪之太傅。刘聪年十四而通经史，并“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第9册，第2657页)，或许与这位太傅的教导有些关系。刘渊青年时两次质于洛阳，在那里曾通过同为并州乡党的屯留崔懿之和襄陵公师或等人结识了晋阳籍的王浑，与之交往甚密，构成利益关系。王浑后来又为游于洛阳的刘聪树立声望。刘聪登位后，委任“王育为太保、王彰为太尉，任为司徒，马景为司空，朱纪为尚书令，范隆为左仆射，呼延晏为右仆射”(《资治通鉴》卷八八《晋纪十》，第6册，2784页)，这些人物无论胡汉，皆为并州乡党。刘聪杀晋怀帝时，回忆早年曾经造访时为豫章王的晋帝的经历：“卿为豫章王时，朕尝与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于卿，卿言闻其名久矣。以卿所制乐府歌示朕，谓朕曰：‘闻君善为辞赋，试为看之。’”(《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第9册，第2657页)这里的“王武子”就是指王浑的次子王济，可见刘氏与晋阳王氏两代之间皆关系深厚。刘氏早期正是通过并州乡党中的大族来与西晋政权建立联系的。然而，总体来看，由于在战时无暇经营文学，汉赵时期的文学作品留存较少，除了一些公文文字之外，赋颂和诗歌基本没有留下它们的具体篇名和内容。军事色彩浓厚的刘氏政权，虽然启用了并州乡党中的寒素汉人，但并不真正依赖他们，更没有拉拢乡里大族，因而其文学传统延续性较为微弱。但是，刘氏政权对乡里士人的启用，开辟了这一时期胡汉士人合作的源头，这一合作基础正是乡党关系。
作为曾经被贩卖到并州境内的羯人，石勒创立石赵(又称后赵)政权时原是没有乡党基础的，是因其个人才干而成就了一番霸业。带着阶级、民族仇恨而起义的石勒，好杀王公贵族。对于所启用的少数旧族士人，亦不是很重视。如河东裴宪虽迁尚书，为撰朝仪，但是“在朝玄默”“但以德重名高，动见尊礼。”(《晋书》卷三五《裴秀传附楷子宪传》，第4册，第1051页)石勒政权中的旧族士人，有文学作品存世者极少。石勒政权偏爱来自中下层的寒素士人。上党人续咸(《晋书》卷九一《儒林传·续成传》，第8册，第2355页)、京兆人韦謏，都是石勒从前赵政权中获得的。韦謏善于切谏，所著之书“皆深博有才义”(《晋书》卷九一《儒林传·韦謏传》，第8册，第2361页)。徐光十三岁被俘、为其喂马，“光但书柳屋柱为诗，不亲马事”。他的文才显露之后，逐渐为石勒所识(《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第9册，第2741页)。其后领命与宗历、傅畅等撰《上党国志》《起居注》《赵书》等。《赵书》是记载后赵史事较早的材料，比崔鸿《十六国春秋》早得多。徐光后因劝石勒杀石虎而下狱，在狱中“注解经史十余万言”。由于石勒重用寒素士人，其本身地位也较为低微，因而石勒政权文学发展水平并不高。从现存作品来看，石勒之书令仿佛口语，大部分篇幅较为短小，即便是篇幅较长的如《下令论功》，全篇也十分平易(《晋书》卷一○六《石勒载记下》，第9册，第2736页)。这可能主要是因为石勒本人并不识字，而这些文章是由士人根据其口述而整理的。石虎登位之后，群臣庆贺青州得石虎，“上《皇德颂》者一百七人”(《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上》，第9册，第2773页)。这一百零七人中，当有相当一部分是汉族士人，但是相关作品已佚。总之，从残存作品看来，石赵政权的文学发展水平是胡族政权中最低的，但是他们拔擢了大量的寒素士人，这对北方地区文学力量的复兴亦有其功。
西晋末年，乡里宗族在投靠诸种军事力量以作为乱离时期的庇护时，为名誉计，一般首先考虑的是西晋汉族旧臣，其次是称臣于晋的少数民族政权，而最不情愿出仕的则是西晋仇敌之胡主，以免“无事复陷身于不义”(《资治通鉴》卷九一《晋纪十三》，第4册，第2889页)。前燕慕容氏居于辽东，有着振恤河北的传统，在西晋败亡之后仍以晋臣自居、承认东晋政权的合法性，遂为流亡士人所接受。慕容氏招抚的大量晋时旧人，也是为了获得他们的认可。自建兴二年(314)之后，前来逃亡的人不断增加：“是时中国流民归廆者数万家。”至慕容皝时，前燕政权为这些流人重新设置了县郡(《晋书》卷一○九《慕容皝载记》，第9册，第2826页)。因此这些宗族在之后的迁徙中也不容易发生大规模流散(23)。于是，北齐时期的《关东风俗传》中才有了一幅这样的宗族聚居的图景：“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从长远来看，北方宗族力量的复原、发展和壮大，与慕容氏所设置的侨郡关系紧密。受此流亡士人大量侨居之影响，慕容氏政权中的儒学风气也忽然转盛。当时，慕容皝赐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他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 (《晋书》卷一○九《慕容皝载记》，第9册，第2826页)。这些考试制度使得慕容氏政权中的汉族士人开始拥有正常的向上渠道。慕容皝还仿照中原官制建立了一个官僚体系，以封弈为国相，韩寿为司马，裴开、阳鹜、王寓、李洪、杜群、宋该、刘瞻、石琮、皇甫贞、阳协、宋晃、平熙、张泓等并为列卿将帅，其中部分人是慕容氏最早收纳的士人的后代(《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第9册，第2817页)。从其种种举措来看，也不难理解钱穆先生为何说“慕容氏于五胡中受汉化最深”(《国史大纲》，第280页)。而慕容氏对于北方文学力量的存续与复兴之功，也是值得表彰的。大量文人在前燕政权集中，遂致文学创作阵容庞大。在与东晋的外交往来中，慕容廆曾“并赍其东夷校尉封抽、行辽东相韩矫等三十余人疏上侃府”(《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第9册，第2810页)；封抽、韩矫等三十多位士人而为一疏，可见麾下文人之盛。此疏文采宏富，代表了当时北方流亡士人的文学水平，其陈亡国之痛甚深，字字潸然，透露了当时北方流寓士人的普遍情感。而批判南朝此时的政治风气，语气委婉柔和，亦颇有气度(《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第9册，第2809页)。曹道衡先生评价说“已带有骈文的气息”(《十六国文学家考论》，《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第340页)。慕容皝时期的《与庾冰书》(《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第9册，第2821页)，同样是出自集体文人之手。这些外交文字，可以视作南北文学交流的早期表现。
十六国后期的前秦和后秦政权都是经历了长期汉化之后方才获得北方大部或者局部领土控制权的。氐、羌在十六国历史上较为著名的一些豪贵，几乎都是在关东出生的(《十六国时期的民族形势与社会整合》，第47页)。苻坚八岁，“请师就家学”(《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9册，第2883页)，这与刘氏政权中求学于乡里不太一样。苻坚之弟苻融，“时人拟之王粲”，“尝著《浮图赋》，壮丽清赡，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赋，临丧不诔，朱彤、赵整等推其妙速”(《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附苻融载记》，第9册，第2934页)，可见朱彤、赵整有类苻氏贵族周围的文学侍从。苻坚、姚苌政权先后在长安定都，对于关陇及其周边之乡里士人加以重用，重新振兴了关陇地区的文化凝聚之力。前秦名臣王猛，本是靠贩卖畚箕为生的乡里士人，晋末大乱后隐居于华阴山“敛翼待时，候风云而后动”(《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附王猛载记》，第9册，第2930页)，也可以视作是关中士人。居于坞壁的河东蜀人薛强“幼有大志，怀军国筹略，与北海王猛，同志友善”(《北史》卷三六《薛辩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册，第1323页)。他们在此还交结了氐族吕婆楼父子。吕婆楼即是后凉创建者吕光的父亲，是他向苻坚推荐了王猛(《资治通鉴》卷一○○《晋纪二二》，第7册，第3163页)。吕氏也是略阳人，与苻氏之间关系十分深厚(《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第10册，第3053页)。在与苻氏政权相对抗的过程中，姚氏政权也吸引了一些希望在政治上能够实现抱负的关陇及其周边地区的乡里士人。尹纬在苻坚政权中是郁郁不得志的文人，后来“扇动群豪，推苌为盟主”。这里的“群豪”，应该也是在这一时期前后不断向关中地区回迁的秦雍流民。这之后，尹纬还吸引了一些其他地区的关中流民回到长安：“纬友人陇西牛寿率汉中流人归兴。”(《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下附尹纬载记》，第9册，第3005页)后秦政权取得优势后，甚至于一些早年流亡到南方的关中士人，也开始谋求机会回到长安：“京兆韦华、谯郡夏侯轨、始平庞眺等率襄阳流人一万叛晋，奔于兴。”(《晋书》卷一一八《姚兴载记上》，第9册，第2980页)这三个流民队伍的首领中，韦华和庞眺其实都是关中人。在关中士人的支持下，苻、姚政权统治期间长安作为文化发展中心的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苻坚时《关陇人歌》云：“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这首歌谣产生的背景是“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9册，第2895页)。长安的繁荣，一度使得上层文人有回归西汉鼎盛时期的历史感，举办的一些文学活动有明显的模拟汉代君臣赋诗的倾向。如梁熙遣使西域之后，朝献者送来马匹：
坚曰：“吾思汉文之返千里马，咨嗟美咏。今所献马，其悉反之，庶克念前王，仿佛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马诗》而遣之，示无欲也。其下以为盛德之事，远同汉文，于是献诗者四百余人。(《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9册，第2900页)又有东晋太元七年(382)：
坚飨群臣于前殿，乐奏赋诗。(《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9册，第2909页)参与这场诗会的秦州别驾天水姜平子被苻坚擢为上第，可见当时胡主与在朝的关中乡里士人文学互动之热烈。
姚兴在位时后秦社会安定、“郡国肃然”，文化发展也臻于全盛(《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第9册，第2979页)。当时长安城中儒者学生动辄数万人，和刘曜时期在长安立学校“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姚兴政权的中坚阶层，都是出自关陇各地乡里的士人们。这些人大多皆有文学才能，甚至参加过胡主所主持的儒、释讲论(《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第9册，第2979页)。姚兴的周围还有一批以赋作来作为讽谏方式的文人，如京兆杜挻著《丰草诗》以箴，冯翊相云作《德猎赋》以讽(《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第9册，第2983页)。基于此，《隋书·经籍志》对苻、姚政权的文化发展给予了很大的肯定，曰：“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07-908页)长安作为文化中心的恢复，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了成功，也因为它形成了一个吸纳乡里士人前来出仕的平台。
从以上情况可见，十六国时期几个主要的胡族政权与汉族士人的合作各有特点，而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所启用的北方地区中下层士人，大多来自于乡里社会，或为胡主之同乡乡党，或为胡主收拢之乡里士人。因为这些乡里士人的文学水平本身并不高，所以他们对于文学价值的理解也有别于西晋时都城的一流文人。随着他们的出仕，他们的文学价值观念也就被带入了文学史发展的主流之中，为塑造北方地区文学的基本面貌奠定基础。
三 乡里私学与北朝文学力量的复兴
北齐史学家魏收曾概括北魏末期文学的状况是“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魏书》卷八五《文苑传·温子昇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69页)。这个从历史回望角度得出的结论，虽然本来意在批评北魏末期文学发展的水平与南方距离仍然甚远，但它也从侧面说明当时北方地区出现了一个颇有人数规模的文坛。这是文学史发生的重要变化。
这场变化，首先是相对于北魏前期的文学低潮而言的。北魏平城政权建立之后一段较长时期内，文学发展受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而陷入荒疏境地，而崔浩国史案发生后对多个北方大族、河西大族产生株连和震慑效应，使得北魏文学的发展因此陷入一个空前的低潮状态之中。十六国时期以来胡族政权与入仕士人那种文学互动模式，在此时受到干扰。然而，此时都城的政局动荡，并没有影响到北方文学力量产生的土壤。北方大族大多依托乡里成为强宗，力量强大，已绝非西晋末年还居乡里时力量单薄、夹缝求生之状。他们在乡里社会的学术文化交流与传承，都是如常进行的。
北魏前期在乡里社会实现了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天安元年(466)，北魏正式在乡里设立官方的乡学，这项工作与乡里户口检括几乎是同时进行的(《魏书》卷六《献文帝纪》，第1册，第127页)。检括户口的工作逐步完成之后，北魏在太和年间正式颁布了“三长制”(《魏书》卷七《孝文帝纪》，第1册，第161页)。“三长制”是以《周礼》乡约制度为制度蓝本，以家、户为中心而又与均田制、新租调制共为一体的新型乡村基层行政系统，它是半血缘、半地缘性质的新兴乡里组织，它的开放性远比乡里坞壁要强，因而为基层社会内部的交流带来了便利。“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岌从宦之徒，不远千里”的乡里私学游学局面，即是基于此。当时乡里私学风气极盛，“《诗》《礼》《春秋》，尤为当时所尚，诸生多兼通之”“《论语》《孝经》诸学徒莫不通讲”(《北史》卷八一《儒林传》，第9册，第2706页)。乡里私学中的经术研究水平很高，一些私学讲授者为海内所宗，吸引士人前来游学：“魏承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刘)献之。”(《魏书》卷八四《儒林传·刘献之传》，第5册，第1850页)又如徐遵明是一位典型的从“游学”者变为私学讲授者的乡里士人。十七岁时随乡人毛灵和等诣山东求学，后至上党又师从屯留王聪，受《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便辞，游燕、赵，改而师事张吾贵。受业一年，又复离开(《魏书》卷八四《儒林传·徐遵明传》，第5册，第1855页)。对于乡里私学，北魏政府一度进行打击，甚至颁诏严禁乡郡私立学校(《魏书》卷四《世祖纪》，第1册，第97页)。但即便如此，北魏官方极力扶持的太学、国学和州郡之学，反倒时断时续，若有若无，博士多，学生少，与乡里私学一师座下动辄数千人的教学规模相比，堪称凋零。但是，日益增长的地方吏治人才之需，与汉化加深后在“创制立事”上对先进汉族文化的渴求，使得北魏政府不得不正视已默默发展将近百年的乡里私学的存在。北魏政权先后通过“征士”、州郡选举等制度，从乡里社会中择取人才。而且，在乡里私学中受业的，大多是寒门士人。
乡里私学培养了大量人才，北魏采用的以察举为主的九品中正制却十分滞后。于是出现一种“才学”与“姓氏”之间矛盾突出的情况：“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前尚书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为怨。(崔)亮乃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滞者皆称其能。”(《魏书》卷六六《崔亮传》，第4册，第1850页)赵翼《陔馀丛考》卷一七载：
六朝重氏族当时风尚，右豪宗而贱寒畯。南北皆然，牢不可破。高允请各郡立学，而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者为学生，先尽高门次及中等。魏孝文帝以贡举伪滥，乃诏州郡慎所举，亦曰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里之选……宋弁为本州大中正，世族多所抑降，反为时人所非，张缵、李冲、李彪、乐运、皇甫显宗之徒，欲力矫其弊，终不能挽回万一。但其下又用小字注曰：“缵为吏部，后门寒素皆见引拔，不为贵门屈意。”(《陔馀丛考》，第317页)
张缵、李冲等引拔寒素等事，说明寒人在对社会体制做积极的抗争，以获得出仕机会。事实上，北魏社会的确为寒人提供了远较南朝宽松的政治环境，北魏的寒人政治地位相对较高，有不少人担任品级较高的官职，甚至有寒人升迁至宰相的例子，唐长孺先生据此认为“寒人的兴起在北不在南”。这些“寒门士人”，其实多为乡里士人中的中下层阶级，他们是洛阳都城中新兴文化力量的主要构成者。
当时，还有一些无法获得出仕机会的寒门士人因文章才华而受到鲜卑贵族接引，为其服务。如：“京兆王愉好文章，颇著诗赋。时引才人宋世景、李神俊、祖莹、邢晏、王遵业、张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馆而礼之。”这其中的祖莹、邢晏也曾进行私学讲授，是较为著名、有作品存于史传者的文学家。又如“清河王怿……以忠而获谤，乃鸠集昔忠烈之士，为《显忠录》二十卷，以见意焉”(《魏书》卷二二《清河王怿传》，第2册，第592页)。这里的“鸠集昔忠烈之士”达二十卷的人，应该也是身在洛阳的远方文士。鲜卑贵族与乡里士人之间关系密切，而并不一定只限于一般主客的关系。当时的鲜卑贵族，也有从师于乡里儒师者。如元彝兄顺，“九岁师事乐安陈丰”，“撰《帝录》二十卷，诗赋表颂数十篇，今多亡失”(《魏书》卷一九中《任城王云传附彝兄顺传》，第2册，第481页)。
在洛阳的乡里士人群体，经常以同乡关系结为群体。如魏末的重要文人崔挺、崔光、邢峦和宋弁是起自同乡，他们识于童稚之中，“并谓终当远致”。《魏书·崔挺传》中提到“散骑常侍赵修得幸世宗，挺虽同州壤，未尝诣门”(《魏书》卷五七《崔挺列传》，第4册，第1265页)，这其中具有褒扬之意，而从侧面可见当时结交“同州壤”之权贵，应当是习以为常之事。同时，崔挺对于同乡则加以赈济，“崔光之在贫贱也，(崔)挺赡遗衣食，常亲敬焉”。崔光在世宗登基之后曾经为李彪上书，其文对李彪之事迹大加表彰(《魏书》卷六二《李彪列传》，第4册，第1397页)。他们之间甚至相互推荐，如宋弁的职位就曾是崔光推荐自代的：“黄门郎崔光荐弁自代，高祖不许，然亦赏光知人。未几，以弁兼黄门，寻即正，兼司徒左长史。”(《北史》卷二六《宋隐传附情孙弁传》，第4册，第937页)可见，洛阳城中一些文化士人的声名，往往缔结在深厚的乡里关系的基础上。
魏末齐初时的文人温子昇，是一位典型的受益于乡里私学的士人。他的老师崔灵恩和刘兰都是著名的私学讲授者。温子昇起初也是来到都城的普通乡里士人，大约在二十岁时，他充当了广阳王元渊的“贱客”，在马房给王府里的诸奴仆讲解书籍。其后作《侯山祠堂碑》，被名儒常景看到，称他为“大才士”，由此名声鹊起，被誉为“博览百家，文章清婉”。熙平元年(516)，温子昇通过北魏选官考试进入到仕途，而这次选官有着明确的标准，即选的是“辞人”。由于这一次选举规模较大，录取之人也较多。“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子昇与卢仲宣、孙搴等二十四人为高第。于是预选者争相引决，匡使子昇当之，皆受屈而去。”(《魏书》卷八五《文苑传·温子昇传》，第5册，第1875页)此后，温子昇开始成为台省之中专职于文笔之人。温子昇后来能够成名，固然与他独特的个人才华深有关系，而他从一个乡里士子变成都城文人的道路，在当时又是具有普遍性的。
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四声论》对从洛阳到邺城时期的文学风气给予了高度评价，就是说，孝文太和盛世成为北朝文学向“气韵高艳，才藻独构”方向发展的转折点，这仿佛是之后北齐文学发展的准备。及北魏迁都邺城的东魏乃至定都邺城的北齐，北朝文学更是步入了“声韵抑扬，文情婉丽”的境界。都城之中繁荣的文学现象，与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乡里士人是分不开的，是他们构成了北方地区文学力量自西晋末年以来的本土复兴。
四 “底层性”的超越：乡里社会为北朝文学凝结的特质
北朝乡里社会之中，除了大姓高门中的上层乡里士人发挥了文化作用，那些中下层乡里文化士人同样对推动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士人，大多是在乡里私学中苦读，或者又在乡里劳苦的躬耕生活中度过早年岁月。当他们来到都城，士人群体交往之欢欣，政治时局之变幻莫测，以及末世亡国之酸辛等等经历交错而来，构成了此时乡里士人复杂而饱满的人生。北朝文学特质的生成，和乡里士人在从乡里到都城的人生际遇中所凝结的对自身更为深刻的情感认知有密切的关系。北魏末期的文坛已经开始流露出对于《离骚》去国怀乡等情感表达的欣赏并且熔铸于赋作之中，如李谐的《述身赋》等作品皆是其例。
到了北朝末年，这种对于人生生存空间变化的情感，为一种强烈的功名之心和得失之心所取代。这种功名之心和得失之心，给北朝文学作品带来更为充沛的情感和宽阔的视野。建立在充沛情感基础上的文学气质，是北朝文学在艺术品质上能够超越了南朝文学的根本因素。这种超越，可以视为“底层性”的超越。由北齐入周、隋的卢思道具有浓郁的“底层性”。他的《劳生论》中，陈述了自己在乡里社会中栉风沐雨、备尝艰辛的躬耕生活。卢思道的学诗经历，也在北朝文人中具有很大的典型性。他在文学上的启蒙老师，是一个为乡里撰写碑铭墓志的乡里士人。由于在文学学习上的不满足，他之后又游学到京城，师从当时的北地三才之邢劭、魏收。卢思道为人“通悦不羁”，故而在出仕的过程中颇遇挫折。卢思道人生际遇中较为平顺的两次经历，都是因为参加了都城中的文学聚会。一次是在文宣帝崩后的挽歌竞技中，成为独撰八首、超过众人的“八米卢郎”，另一次是周武帝平齐之后，“授仪同三司，追赴长安，与同辈阳休之等数人作《听鸣蝉篇》，思道所为，词意清切，为时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览诸同作者，而深叹美之”。而卢思道不甘以文学获得名声而已，在因母疾还乡之时，参与了同郡祖英伯及从兄昌期、宋护等举兵作乱，事败后一度面临死刑(《隋书》卷五七《卢思道传》，第1397页)。这种对于政事的积极参与，也反映了卢思道急切地希望获得功名的心理。这种心理在南朝士人身上并不多见，这或许是因为南朝门阀制度根深蒂固，寒人或者门第衰落的士人很难获得进身有关系，而在北朝乡里士人却能够拥有获得选举机会来到都城改变命运的机会。然而这样的机会不是人人可以得到，故而在这种追求过程中，又会产生强烈的得失之心。故而，我们能够在北朝末年的文学作品中深刻地感受到他跌宕起伏、阔大悲凉的情感。卢思道写《听鸣蝉篇》时，正是北齐故国亡没、客寓长安之时，诗歌中提到的“故乡已超忽，空庭正芜没。一夕复一朝，坐见凉秋月”正是流离写照。而他的情感没有停留在这种故国之思上，而是更多地谈到自己在长安中继续人生追求时所遭遇的迷茫和艰难。他联系史事，其实是将自身的境遇，放在了与古人相比较、对话的时空之中，而他最终得出来的结论是躬耕、归隐(《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2637页)。这种写法笔法跌宕、境界浑融，实为隋唐时期歌行、古诗阔大气象的最初萌芽。
北齐时的造像碑铭《临淮王造像碑》属武平四年之作，署名作者临淮王娄才乃是娄昭之子，是鲜卑贵族。这篇造像碑文，对临淮王之造像功德颇有溢美，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些句子，气势已开了初唐“四杰”登临之赋的风气，颇有抒发情志之语，而对福报祷告之事较为疏略，与普通村民的造像碑铭写法有别：“其能阐清化于将沦，振玄风于已坠，千年一有，非我而谁?”(《全北齐文》卷九，第3881-3882页)文章结尾，亦有灵动飞驰之势，曰：“毗楞宝冠，带左而驰耀；钵摩肉髻，据右而飞光。望舍之迥处星中，须弥之孤映海外，仅堪方此，何以尚兹?”(《全北齐文》卷九，第3881-3882页)这样举目宇宙的傲然之气和阔大情怀，是过去北方文学中所没有的，也是南方文学所没有的。那么，这就说明，在当时的文学土壤中，已经开始在酝酿生成一种新的文学精神。碑铭结尾云：
前长史解叔宝、司马李元骥、别驾宇文幼鸾、治中崔文惠及诸僚佐等，并餐□下筵，赞成高义，状鳞波之递得，剧风毛之互举，恐炎凉遽徙，缣竹难存，便勒美于贞石，庶永永于乾坤。(《全北齐文》卷九，第3881-3882页)文中所列前长史解叔宝、司马李元骥、别驾宇文幼鸾、治中崔文惠这几位文人，官职都很低，他们很可能是来自于乡里社会的中下层乡里士人，有类于温子昇早年所任之“贱客”。这篇碑文所表达的精神，是颇具底层性的人生奋发精神，因此它很可能并非是娄昭之作，而是出于这些与之同游的底层乡里士人之手。事实上，北朝末年的很多文人当中不乏出身小吏者甚至籍籍无名者，而并不像是在东魏和北齐时温子昇、邢劭和魏收等人一样，掌管国家文诰，一时显赫。这是当时文学史暗暗发生的一场转变。像薛道衡这样在文帝朝“拖青纡紫”的“一代文宗”，在北朝后期到隋代文人群体中并不多见。即便著名文人卢思道入隋后也不过只是担任武阳太守这样较低的职位。因此“自恃才地”而“官途沦滞”，创作了《孤鸿赋》，“刺事态之炎凉，慨人生之艰虞，颇多感愤”(《隋书》卷五七《卢思道传》，第5册，第1398页)。与卢思道同样起自乡里、命运相类似的人隋、北齐文人，还有孙万寿、辛德源和李孝贞等。这类沉沦下僚的文学士人，在北朝后期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他们的情况，与唐初的一些身处下层但文名颇壮的文学士人十分相似。例如一生坎坷的骆宾王，又如早年不过是县尉的李颀，以及出身校书郎的綦毋潜等等人，皆属下层。这种文学才能为中下层士人所掌握的情况，其实正是北朝文学发展机制是以乡里社会为基础所造成的。文学发展下移到普通士人或者中下层士人当中，是文学史发展的积极趋势，它意味着文学创作将要从台阁出去，从此告别贵族文学的创作模式，成为个人化的歌咏。《临淮王造像碑》与《孤鸿赋》这样的作品，与初唐四杰的同类作品已经颇有精神上的相通之处了。
总之，与南朝相比，北朝末年著名的诗人并不多，留存下来的作品也并不算多，总体的艺术水平也达不到南朝文学艺术之高度。但其胜过南朝之处，正在于此时形成的文学特质，对隋唐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远。北朝乡里士人从乡里到都城的人生过程中获得的功名、得失之心，是此时文学作品中表达得最为丰富的情感。这种功名之心，往往表现为对社会民生之深刻关切和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宏大心愿等，格局阔大。而且，在学习南方文学艺术的过程中，北方文士始终有自己的鲜明立场。邢劭《萧仁祖集序》就提出：“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元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南江北，意制本应相诡。”(《全北齐文》卷三，第3842页)承认文学的进化，肯定地域的差异，这种观点，代表了北齐文人于模仿之中求新变的共同趋向。颜之推同样反对那些因为“一事惬当，一句清巧”这样的“小意思”而对自己的文学作品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认为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优劣评价，应着眼于全篇之“兴会”和“性灵”(《颜氏家训·文章第八》，第238页)。这些自觉的反思，其实反映了北人对南朝文学风气中所存在的那些问题的充分警觉。吴先宁先生曾总结说：“文艺思想中关于热诚地关注世道人心的主张，关于作家应揽一国之心以为己心，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从而以一己性情之正和真发而为文，使社会群体感动共鸣的主张，确实是伟大作家产生的基本条件。而这些基本条件，恰恰就存在于北方文风之中，在‘讹而新’‘失体成怪’‘逐奇失正’的南朝文学中是找不到的。”北朝文学重“质”，是让它保持了蓬勃生命力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也深刻影响了之后隋唐文学。
本文采用概述的方式，选取了十六国北朝文学中的一些典型文学现象，来梳理并总结北方地区文学力量跨时代的复兴过程和该过程最终形成的文学特征。基于本文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反思：为何南北朝后期文学发展形成了“南衰北盛”(《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第234页)局面?过去一般认为，北朝文学是“衰落”的，它是通过对南朝文学的“模仿”，并且通过军事力量吸纳了南来士人，才逐渐转向兴盛的。而事实上，北方地区的历史发展遵循了它自身的道路，在近三百年的民族融合和历史变革过程中，产生了能够使文学发展更具有延续性的发展机制。这个发展机制，吸收了魏晋文化传统的营养，也吸收了胡汉融合时代诸多社会变革激发出来的新的质素，为十六国北朝文学的发展注入了“内在生机”。乡里社会源源不断地产生优秀士人，将他们输送到重建的城市。这种在乡里社会中繁育出的巨大文化再生力量，使得北朝文学的发展秩序，可以适应战乱，适应异族统治，适应意识形态的变迁而不断获得存续和重生。而在南朝，一旦南方地区的人们无法抵抗来自于北方地区的军事压力，整个南方地区的文学发展体制也就随之崩溃，士人北徙，文学力量转而凋零。而北朝文学从乡里社会中生长出来的以儒教为本、重视个人情感之表达等文学价值观念，最终在隋唐文学发展过程中也占据了主流地位。
作者简介：蔡丹君，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发表过论文《西汉甘泉祭祀仪式的文学影响——从“采诗夜诵”到甘泉诸赋》等。
参考文献：略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文学遗产：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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