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研讨会”总结发言
会议进行了两天，如果大家不觉得时间太长，允许的话我就说一点自已的看法。
90年代初期，我与现任中国社科院院副院长蔡昉教授共同参与过扶贫项目，参观过一些地方，做了些调查和交流。那时候就提过，我们现在搞的主要是市场经济，但扶贫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为什么这样说呢？可能有些人认为不对啊，我们脱贫主要靠的就是发展产业促进经济增长。在国际上谈到我们国家扶贫的时候，一致公认的是：从结果上来看是最好的，从过程上来说未必。这是因为我们将多数人从普遍贫困的境况中解脱出来，主要依靠的是经济增长，而不是国家特定的扶贫对策。
我们讲的贫困，首先是收入问题。而收入是从哪来的呢？收入分配取决于三个方面：第一你有多少资源； 第二资源利用的程度如何，包括数量和质量和用途； 第三你的资源利用得到的报酬如何？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你的收入高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在初始资源上的分配有很大的差距，有的人父母给了他们很多财富，有的人父母给了他们很好社会关系，有的人父母给了他们很好的机会。你可能只有人力资本，人家除了人力资本以外还有资产以及其他收入。因此不管是经济资源、自然资源还是人力资源，大家的起点都是不同的。在这种状况下，市场经济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群体间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扩大，所以贫困必定会发生。如果市场供不应求，扩大生产就能够提高收入，这时贫困就不一定必然发生，只是出现有人收入高，有人收入低的状况，人们的贫富差距扩大。但是在目前产能普遍过剩的状态下，就会有一部分人失业，一部分人力资源得不到利用。此时，市场经济的结果带来的就不仅是贫富差距扩大，还会造成贫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产品长期供不应求，可以同时看见产量增加，价格上升的现象，而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有句老话叫谷贱伤民，你一增产，价值就会下降，生产一过剩，市场经济就会导致贫困。
其次是资源流动的问题。市场经济的效益就在于资源的流动，资源一般是由报酬低的地方流入报酬高的地方，而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所在地区一定是报酬低的地区。我们扶贫要做的则是指让自然、经济、人力等资源从报酬高的地方流向报酬低的地方。产业扶贫想要发挥作用，就要遵循比如生产要卖的出去、要出效益等规律。从本质上来讲，这依然是要让资源从报酬高的地方流向报酬低的地方。至于怎么流，则有两种方式：一种政府出资补贴其中的报酬差距，同时依靠发挥个人的情怀、道德观念等主动参与；另一种是行政的方式，要求各个部门对接帮扶，使得资源从报酬高的地方向报酬低的地方流动。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提高外部的干预，外部的干预从哪里来？来源之一是政府，习近平总书记说这是共产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这关乎党的使命和政治目标。伦理道德也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我们不能依赖这个东西，不能指望所有地方、所有企业如此。讲到产业扶贫，怎么选择产业？选择什么？谁来选择？谁有能力选择？在一个地方有在另外一个地方则没有？什么人去选择其实是涉及人力资本问题。所以怎么去提高外部愿意去干涉的动力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谈到这里，讲一个老同学的故事。昨天会议交流的论文讲到“做一个不走的扶贫工作队”，讲到非功利扶贫的事情，我就想到了他。我的这个老同学1978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到南师附中任老师。他退休到云南支教，刚去时被当地人拒之门外，因为他并不是上级派来的，别人不知到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后来因为他出示了一封南京一个街道的介绍信，当地人才接待了他。他进村以后，首先是给学生上课，讲学，接着把自己退休后的住房公积金拿出来建了图书馆，学校找了间空房子，他拿自己的钱打了书架。图书馆没有编制，他自己兼管理员，除了中午吃饭时间，下午下课以后就自己当图书管理员，做一些借书登记的工作，也找了一些学生志愿者帮忙登记。后来又给学校了建了计算机房。到现在已经干了9年了，中间有一年帮贵州有个村筹办希望小学，一年以后他又回到了云南。两年前我去住了三个月，当时只有他自己住在原来的校舍，其他教师都搬出去了，因为那个校舍已经是危房。除了上课之外，他做的事情很多，做学生的思想工作，跟青年教师谈心，帮助青年教师解决问题。在聊到学生哪家学生穷，哪家学生有什么事他如数家珍，好像他自己是班主任一样。
当地有的学生是留守儿童，一个小女孩养了一只羊，到了过年，叔叔要把羊宰掉，女孩不愿意。他就问小女孩为什么要养这个羊，小女孩说看到这个羊就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家。老同学就去跟小女孩的叔叔谈，说要顾及小女孩的感情；在小女孩父母回来的时候，又去跟他的父母谈，父母亲能不能有一个多回来看看或者在家里工作。
当地有个养老院，老同学组织小孩子过去，并不是要去帮忙干活，只是去聊聊天，或者就让小孩子在养老院里面玩。
老同学在那边十分受人尊重，他夫人身患癌症，手术后也去了云南。他告诉我他最大愿望就是希望他的学生里面有人能够去支教。但支教还有个问题，他带来的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国内外有很多志愿者跑来支教，他们帮助当地儿童打开了眼界，了解了更多的东西。这些小孩看到过他们的知识水平，教授的东西以后，对自己原来的教师就会不满意，而一旦小孩不尊重自己的教师，本地教师以后的工作就会很难进行。当地长期的教学主要还是依靠当地的老师。而支教的结果除了带来信息和知识，还让当地的小孩子看不起当地的教师。
这是我对扶贫的一点体会和感受。
作者简介:钟甫宁，南京农业大学钟山学者特聘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食品与农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顾问、江苏省经济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农业经济学会顾问、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高级专家组成员。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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