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当前及未来几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关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耕地保护、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民工市民化等方面问题，较少涉及新型城镇化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问题。因此，展开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阶层分化问题的专项研究，既是理论必然，更是实践应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阶层逐渐流动起来，并日益多元化
职业结构的变迁是农民阶层分化的启动器，农民阶层由此打破了原有单一、固定的传统身份，并向着多元、流动的方向发展。如今，农民除涉足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工业等传统行业外，还进军了物流、信息、教育、休闲旅游、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现代高端服务业，并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当前，源于职业结构变迁而形成的农民阶层大致可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乡镇或集体企业管理者、农村社会管理者等八大阶层。农民八大阶层的形成，不仅体现了城镇化对农民职业结构变迁的深刻影响，而且也形塑着农民阶层分化的外在态势。
国际上，农民阶层分化的途径通常是基于城镇化和工业化驱动，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一元化为产业工人，如欧美发达国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中国的农民阶层分化的最初驱动力并非来自城镇化和工业化，而是源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的变化和调整。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国家逐步放开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向城镇，从事非农产业，原来固化的农民阶层逐渐流动起来并日益形成多元化的阶层结构。既有通过升学、参军等途径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的，也有通过经商、撤村建居、土地征用等途径融入城市生活并获得身份认同的；既有“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工人和个体工商户，又有“离土又离乡”的外出务工者；还有“不离土不离乡”的乡村建设者和创业者，也有“离乡不离土”的农工或农商兼业者，等等。
当前，中国农村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农民阶层的分化也正处于转型阶段，表现出较强的不稳定性特征。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而言，农民阶层比较自由和开放。在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导向下，人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与机会，自主选择进入或退出某个阶层，或同时进入两个或两个以上阶层，进而兼具多重阶层身份。如一个私营企业主，可以是个体劳动者，还可以是农村社会管理者，农忙时也可以是农业劳动者。此外，中国农民受传统观念及其对土地收益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其阶层分化的不稳定性还表现为较普遍的“兼业农户”现象。这些反映出处于阶层分化过程中的农民，依然没有真正地、完全地脱离农村，与农村和土地之间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农民阶层分化的界限很难确定，边界比较模糊，极容易导致“阶层回流”。
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经历着三个环节，并顺次展开、依次递增，即“农民从职业转移起步，经历地域迁移，最后跃迁到社会身份的彻底改变”。然而，当前中国农民的职业分化已相对成熟，地域迁移也正在发生并有加速趋势，但农民身份的改变尚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中国农民身份的变迁往往与其家庭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中国近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家庭户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均高达90%以上。由此可推断，现阶段农民阶层分化受家庭因素影响较大，个体的阶层分化常常因家庭而趋向模糊；另一方面，起始于职业转移的中国农民阶层分化，其流动性较高，为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农民完全可以在各阶层间自由进出，这种变动不断的欠稳定状态，很难使阶层成员自觉形成一致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不利于农民阶层良性流动。
拓宽向上流动渠道，促进中农阶层崛起
第一，构建双维度分列前行的分化路径。社会阶层分化既是利益性的又是功能性的。中国农民阶层的分化肇始于1978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民阶层在市场化的经济大潮中，几经曲折，由原来高度一致的利益群体分化为基于不同职业及其收入的多个利益群体。这种由利益分化而引致的农民阶层结构变迁和农村社会转型，即为纵向维度上的利益等级性阶层结构分化。不同利益群体的纵向结构变迁，同时也是社会不同功能部分在横向维度上的分化与整合。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系统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子系统同时多轨运行。这种因功能不同而出现的农民阶层结构变迁和农村社会转型，即为横向维度上的功能性系统结构分化。由于中国目前处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阶段，社会结构也处于转型过程中，其阶层分化和系统分化尚不稳定和成熟。因此，中国农民阶层并不能如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双维度并轨前行，而是纵向维度上的利益等级性结构分化与横向维度上功能性系统结构分化的双维度分列前行。
第二，促进中农阶层崛起。所谓中农，是指基于土地自发流转，有机会实现20-50亩土地规模经营、且依靠农业收入居于中等生活水平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者。我们把这种由于土地流转而形成的农村社会结构新因子称之为中农阶层。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脱离土地的农民数量会越来越大，土地流转的频度及面积必将快速增长，进而承接流转土地的中农阶层也必然趋向壮大。据相关研究，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中有10%左右的中农阶层，并且这个阶层还在不断扩大，最终将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主流，推动着农村社会结构发展变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产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农阶层作为当前农村社会结构中的中间阶层，以其独特的社会禀赋及其在阶层结构中的特殊位置，在农村社会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释放的特有中间价值——“中农价值”，润滑和整合着分化的农村各阶层，维护着城镇化和市场化冲击下的农村社会秩序，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动力的基础力量。
第三，拓宽向上流动渠道。近年来，关于“阶层固化”的讨论不绝于耳，尤其是农民阶层固化问题，媒体和学界讨论较多。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结构趋向稳定与成熟，社会的机会资源及其配置方式和结构逐步稳定，其成员改变自身地位和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减少，成本却在增加；另一方面，历史遗留下来的制度性障碍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公平合理的制度及其体系仍在建构中，但社会各阶层仍然在自我“再生产”。当前不均衡的社会资本在其使用过程中极易形成“马太效应”，不断被“再生产”的农民阶层较难有机会获得更为优质的教育、就业等资源，其边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难以逾越，向上流动并进入社会上层的渠道收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农民阶层的良性流动将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增强农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心，促进农村现代化进程。因此，迫切需要改变目前农民阶层向上流动渠道收窄的现状，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形成充分而合理的社会流动。
注：本文系河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民阶层分化互动影响研究”（项目编号：SD151077）、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化河北省城镇化空间布局的战略重点与创新思路”（项目编号：HB14SH0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薛晴,河北工程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司治理与战略管理、城乡关系与区域发展;陈会谦,河北工程大学;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人民论坛网2016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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