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人将“读书改变命运”当作一种信仰，读书也成为寒门弟子跃龙门的重要途径。但近些年来，随着大学生就业难或工资低成为普遍现象，一些农村出身的大学生可能比没读过大学的同龄人“混”得更差，一种全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农村盛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后李涛和同事曾在四川省芥县云乡雍村做过系统调查，发现当下社会上新一波的“读书无用论”并不是一个伪命题，其背后隐藏着一套复杂的结构逻辑。
7月29日晚，腾讯文化邀请李涛与网友就此问题进行线上讨论。以下为问答精选。
多方因素促使“读书无用论”兴起
问：读书无用论为什么这几年在农村泛起?
李涛：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因素不容被忽视：(一)中国“单位制”解体与“就业方式”改变，使缺乏社会关系网的农村读书人陷入就业困境，并影响村落社群对读书效用的传统观念;(二)中国不断开放的城乡人口流动政策，使得村落人有更多途径实现身份转换，读书的功用相对变弱;(三)乡校的大规模撤并使村落社会沦为文化荒漠，“读书无用论”思潮在底层流行顺理成章。
问：九十年代有一种说法“做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这一轮读书无用论和当年相似吗?
李涛：城乡二元制结构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差距，农村人要想尽办法成为城市居民，因此随着1978年中国高考制度的恢复，大量农村年轻人通过努力考大学，进入到城市中获得城市居民粮本而改变农民身份，显然这种阶层上流渠道的畅通使读书成为了极具功用性的身份改变方式，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1999年高校实行扩招以后。
尽管80年代因为城市市场的限制和农村经济的放活以及90年代初“下海潮”的兴起，“做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式的脑体倒置也催生了一轮新的读书无用论，但此时的读书无用论主要发生在城市和城乡结合部，对于身处封闭性村落社会中的人来讲，努力读书从而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跳出农门依然是其不二选择，所以在90年代中，“知识改变命运”一类的口号几乎成为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中最深入农民内心的公共话语。
但是今日，读书获得学历后的显性和隐性福利都似乎不明显，或者找了其他替代性的手段，读书的实用主义功效自然降低。再加上读书的成本日益增多，风险承担日益被家庭和个人所承担。
大学毕业生在找工作
问：大学生未必比没读大学的人“混”得好，这是常见的现象，为什么“读书无用”在农村成为问题，而在城市却并不显现为一个问题?
李涛：城市的不同群体尤其是城市底层群体对读书无用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比农村的问题轻，只是媒体更多谈到农村，会把农村天然地当成铁板一块整体讨论。
问：在调查中你观察到什么特征、什么年龄段的农村孩子更容易轻视读书的作用?
李涛：以四川样本村落为例，发现子女正在接受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比子女已完成教育的家庭更认同读书的作用。
这可能与两个方面的事实有关系：一是子女正在接受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对于教育的期许也会更高。子女已经接受完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不得不面临就业不易、收入不佳、地位不高等现实尴尬，曾经的期待越高，现在的失望越大，因此，对于教育有用性的认同度无疑较低。
二是子女正在接受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需要在家庭中营造读书有用的积极氛围，以使其能够沉心刻苦读书，而子女已完成教育的农户家庭由于教育之路已经走到尽头，需要刻意营造出蔑视教育功能的“反智主义”家庭氛围，从而使子女更好地摆脱书本规训以更好融入社会，防止成为眼高手低的书呆子。
问：网友们似乎都在从读书的“回报”上理解这个问题。越富裕的家庭，越认同“读书有用”吗?
李涛：还不是简单这样分布，但越贫穷确实越认同读书无用。我的田野研究发现，对读书无用性的认同度中，村庄贫困阶层认同度最高(62.32%)、其次为农村中产阶层(37.24%)、家庭年收入处于1万元以下的村庄贫困阶层认为读书无用的比例最高。
其实也说明农村人身份转变的途径增多
问：“读书无用论”的泛起是否也说明改变命运的途径增多了?
李涛：读书无用论某种程度上和自由流动机会增多也有关。 中国城乡二元社会分割与农村人口向城性流动限制的逐步放开，也加剧了村落中“读书无用论”观念的形塑。
数据研究，当前74%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愿意在城市长期居住但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而自由的人口流动政策无疑有助于农村人口实现此梦想，同时逐渐改善的农村公共服务 也使另外26%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愿意回村。
因此，村落中曾经只能寄希望于读书才能实现的流动理想，现在则有了多元化的替代性选择方案，农民的实用理性则会在这种“成本-收益”投资决策中从行为上强化“读书无用论”思维。
问：现在农村教育的现状是“城挤乡空”，乡村学校在城镇化过程中，不断被掏空。这会如何影响农村孩子对读书的态度?
李涛：不断被社区舆论标签和污名化了的底层乡校很难再有好的生源，被周围村民直呼为“民工预备培训学校”，使乡校在下一轮生源补给时情况更糟，并在中考升普高问题上日益陷入困局：成绩偏上和家庭条件稍好的农村孩子多会被父母送入县镇好的民办学校就读，剩余下来的成绩不太好或家境条件较差的农村孩子才严格按照“就近入学”原则进入乡校就读，成绩不太好的孩子因学业能力不足很难升入普高，而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即便学业能力较强但也终因经济能力不足很难真正入读普高。
因此，普高升学率难有突围，教学业绩下滑，农村学校很难在村落社区中赢得良好口碑。尽管国家政策总体逐步在弱化对学校升学率的评估，但毕竟只有入读普高进而升入重点大学，才能增强对“读书有用”的认可。
因此，社区村民以嘲讽的口吻嬉笑农村学校为“民工预备培训学校”，表面看是农村学校教学质量的失望，深层则是对底层命运难以通过农村教育实现改变的一种“自嘲”。
“读书无用论”的盛行实际在呼唤更高品质的职业教育
问：目前国家大力扶持职业教育，在发展得好的德国，职业教育被认为是一种实现社会合理分流的有效渠道。在中国呢，职业教育对于农村孩子的作用如何?
李涛：职业教育当然是实现分流，实现合理的阶层上升流动的好办法，事实上农村读书无用的潮流内在的是在呼唤有更高品质和回报率的职业教育的提升。
问：国家现在出台多项政策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这些政策对这个问题有何作用?
李涛：这有赖于更多的努力，一是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的关系，提升职业教育相比于其他学位教育的认可度，搭建立交桥实现职业教育和学术性教育的良好转换和沟通;二是提高社会的共识，同时提高职业教育的内涵和深度，将科研和学术、应用真正融入职业教育中，德国职业教育的类型可以学习，瑞士等国家的职业教育社会氛围更值得学习和培育!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多彩贵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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