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体制与产业优势
摘要:在农业产业化的推进过程中，一些处于相同宏观制度环境的地区，虽具有相似的自然资源禀赋且采取同样的产业组织形式，却在发展结果上大相径庭。市场体制视角关注政府与其他市场行动者联结的关系模式及其影响，强调其多样性特征，有助于揭示上述现象形成的原因和社会机制。基于此视角对汀市与汉市小龙虾产业的比较分析表明，政府产业发展战略与会意机制的相互配合导致了同一产业领域市场体制的地方差异。不同的市场体制则通过建构出明显不同的产业组织过程、市场结构、政策利用机会和创新能力强有力地塑造了地方产业的竞争力，从而固化并拉大了产业发展的地区间差异。产业发展中市场体制的效用发挥具有若干前提条件，在研究和实践中都应对此予以重视。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市场体制；产业优势；地方政府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产业化是中国农业从传统经济转为现代产业的重要途径。刚迈入21世纪，中央便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总结经验，采取得力措施，推进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0）。近十多年来，此项政策在中央和国家部委的重要文件中一再得到强调。在分税制背景下，地方政府既能从农业产业化中获得更多税收和上级财政专项支持，还能借此推动地方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因此，提高农业产业化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几乎是所有农业地区追求的目标。然而在产业链整合、价值链提升和竞争力塑造等方面，各地差异明显。在同一产业领域，一些地区虽然处于相同的宏观制度环境中，具有相似的自然资源禀赋且采取同样的产业组织形式，却在发展水平和结果上大相径庭。有的地区表现平平，而有的地区拥有独特优势、产业不断升级提档，甚至占据行业鳌头地位。这种地区间差异尤其是特定地方产业优势形成的原因并不明晰。我们试图基于市场体制视角来对此进行分析和解释。
发展优势历来是国家和地区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对于优势从何而来的解释却见仁见智。先发优势理论指出，先进入市场者能在技术、管理、资源、顾客锁定(消费者存在转换成本)等方面获得优势（Lieberman & Montgomery, 1988；Makadok, 1998）。而后发优势理论则认为，后发者通过“搭便车”行为模仿技术和发展模式，避免错误决策和失败教训，更加明确市场需求而获得优势（Lieberman & Montgomery, 1998; Boulding & Kirmani, 2003；林毅夫，2003）。在后发优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比较优势的甄别和发展型政府的因势利导是后发优势产生的根本原因（林毅夫，2012；波特，2012）。但鲜少被探讨的问题是：在政府存在层级差异且地方政府均有意愿成为发展型政府的背景下，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没能成为发展型政府？既有理论由于缺乏识别宏观—微观关系的因果机制，尚未能解释发展型政府形成的条件和机会问题。同时，发展型政府或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固然是刻画一种发展模式的有用概念，然而在概念的描述性功能之外，一个重要的前置性问题似乎更值得关注和研究：发展型政府对产业的扶持行为和产业政策究竟是如何作用于产业发展的结果的？这种影响得以可能的约束性条件和社会机制至关重要，但却缺乏应有的关注和分析。
尽管农业产业化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却基本上被当作一个经济问题，归属到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加以研究。这两个学科的关注点集中在农业产业化的诸种组织形式及其利弊、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以及产业政策的效益评估等方面（如聂辉华，2013；程志强，2012；张丽华等，2011）。已有研究虽然较充分地分析了农业产业化的经济过程、技术路径和市场策略，但悬置了市场和产业如何组织起来、如何拓展升级的政治和社会过程，甚少揭示政府和社会力量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结果使得农业产业化发展质量的地区间差异及其根源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释。本文舍弃将农业产业化视作纯粹经济问题的立场，以社会学视角将以往研究所缺失的分析维度带回到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中。
二、市场体制视角及其分析路径
（一）市场社会学与市场体制视角
社会学对市场现象的关注催生了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市场社会学。相对于现代经济学，国内外社会学研究通过强调市场过程的嵌入性和社会建构而凸显出其学科特色和优势（符平，2009）。如果说经济学家多是在模型的理想世界里观察抽象市场，那么社会学家则多是在田野的真实世界里观察具象市场；前者更多地采取理论的逻辑去解释实践的逻辑，后者更多地强调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之间的相互映照和往复推动；前者主张市场的一致性特征，后者则强调市场形成和建构过程的多种可能性。概言之，主流经济学家所处理的是形式逻辑意义上作为经济学对象的市场，而社会学家探讨的则是具体制度环境下作为经济对象的市场。
以往的研究揭示，地方政府极大地塑造了中国基层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市场活动、产业格局和经济绩效（符平，2013；杨善华、苏红，2002；Bramall, 2007；Oi, 1999），权力结构与地方政治精英的权力特征导致了中国不同省份之间及同省内部的民营经济发展差异（章奇、刘明兴，2016）。尽管偏向主流社会学的视角强调政府角色的重要性，但对为什么有些政府介入会成功、有些会失败的问题没有给出满意答案；而偏向主流经济学、强调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的理论也很难解释政府强介入下的成功案例。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理论关切和分析范式，为研究政府与地区产业发展差异的关系提供了启发。
新古典社会学提出了“比较资本主义”议程，试图分析多种资本主义模式的起源、特征及其动力机制，致力于证明资本主义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在市场的制度安排上具有较大差异，存在多种起源和多元秩序的（Burawoy, 2001；Eyal et al., 1998；Stark & Brusz, 1998）。一些比较政治经济学文献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多种路径，国家、产业政策、地方传统和文化等因素被认为塑造了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轨迹（Hall & Soskice, 2001；Campbell, 2004）。市场多样化的协调机制及其背后不同的政治理性和社会文化观念，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呈现出很大差异。其中，最著名的区分莫过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而即便同属于莱茵模式，不同国家也有明显的差异（Amable, 2003；Streeck & Yamamura, 2001）。不过，由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分析路径对诸多国家加以标签化处理和静态比较，缺乏历史的动态视角且忽视了其内部市场安排的多维复杂面向（特别是对于超大国家和经济体而言），因而无法对超大经济体或国家内部市场协调机制的多样性现象（Deeg, 2009；Lane & Wood, 2009）形成有效解释。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Tsai & Naughton, 2015；Nee & Opper, 2012），并未落入基于西方经验而构建出的某种特定的理想模式。前述各类西方模式的研究可提供的启发之处在于对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角色的讨论及其类型学分析方法。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受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股力量的共同驱动，既有来自顶层设计的方向指引，也有地方的先行探索实践。因而，即使宏观制度背景相同，不同地区在发展路径、速度和水平上也会呈现出差异。而一旦深入到产业内部去观察，会发现不仅经济活动组织起来的过程有地方差异，且地方政府参与其中的角色也很不一样。在本文中，我们试图通过市场体制（market regime）的多样性来解释不同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的差异性。
本文中的市场体制是指由政府协调经济的行为而产生的行动者互动关系模式及市场运作方式所构成的市场形态；在多元行动主体及其互动所构成的产业市场中，政府与其他市场行动者之间形成的典型关系模式及相应的独特市场运作方式构成了特定的市场体制。也可以说，市场中不同力量之间的结合方式（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关联），创生了不同的市场体制。正是由于不同的市场有着不同的市场体制（同一市场在不同历史时期亦是如此），市场协调的途径和机制于是具备了多种可能性，呈现出相当的异质性而非同构性特征。市场体制理论通过回归真实的经济世界，强调不同力量彼此组合的殊异方式及其影响，桥接宏观制度、中观结构与微观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有助于分析和解释同一制度环境下和产业内部的地区发展差异现象。本文将市场体制定位为描述和分析地方层面某一特定产业的理论工具。这也意味着，同一地方的不同产业或许会体现出不同的市场体制。
市场体制理论预设并强调了市场过程对非市场治理机制的嵌入性特征，政府则是非市场治理机制的重要主体。在比较政治经济学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研究中，政府被当作重要的行动者来看待和分析（Stubbs, 2011；约翰逊，2010；哈格德，2009；Mascarenhas, 2002）。而事实上，经济场域里的政府是同时作为行动者（actor）和结构性的约束条件而存在的（Gao, 2016）。市场体制可充分展现政府作为科层组织的这种双重属性。这一理论视角既观察和分析国家权力的代理者即政府究竟如何作用于产业发展，同时也关注政府作为一种约束条件如何通过塑造经济活动的组织过程，即讨论政府的双重属性如何交织在一起对产业发展施加影响。市场体制决定了政治运作机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产业理念以何种方式渗透进农业产业化过程。而研究需要考察国家支持农业产业的制度安排产生了何种机制，与此相关的资源分配和流动机制怎样塑造地方的市场体制类型并如何影响农业产业化的过程及结果。
（二）市场体制的理想类型与分析路径
市场建构和产业组织过程的差异体现出不同的市场体制。市场体制作为产业发展中的“结构”因素，界定了市场行动者之间有差异的关联模式，决定了产业的组织过程和市场拓展策略。正如有学者所言，行动者的社会位置、策略、世界观、惯习和他们的结盟方式决定着市场的结构和逻辑（吕鹏，2015）。将市场体制理论应用到对产业发展结果的分析，有必要区分产业中的市场体制属于何种层次和类型。由于本文关注的是省级以下产业发展的地区差异，且由于省级及以上政府并不直接与市场主体打交道，我们将市场体制的层级及分类限定在市县级，将省级及以上的政府与产业关系当作约束性条件或激励性的制度环境来讨论。
基于产业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其他市场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属性，可以区分出市场体制的两种理想类型：一是地方政府深度参与其中，根据产业发展需要主动改变体制机制、积极扩大职能和服务范畴，与其他市场行动者形成紧密合作关系的市场体制，可以称为“引领型市场体制”（后文简称“引领体制”）；二是地方政府较浅地参与其中，忠于科层组织原则和法定职责，除非有上级政府指令，否则几乎不增加对产业的公共服务，同其他市场行动者之间是相对独立的松散关系的市场体制，可称为“自发型市场体制”（后文简称“自发体制”）。市场行动者包括市场主体（企业、中间商、农户、合作社等）和非市场主体（政府、行业协会、技术专家、大学、科研机构等）两大范畴。在产品需要通过加工再进入市场的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同时联结农户和市场的企业组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政府无论是只起到创造制度环境和在职能范围内提供服务的功能，还是作为主导者深度参与其中，都将对农业产业化的路径和绩效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政府与企业构成了农业产业化中的关键行动者，也是需要重点分析的一对关系。
我们依据“制度—结构—机制—后果”的分析思路，为市场体制塑造产业发展结果的过程建构了如图1所示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此，市场体制作用于产业发展的分析路径可分解为三个环节的机制：（1）情景机制：制度环境如何诱导出市场体制的差异，两者又如何塑造了不同地区的发展理念（箭头A和B）；（2）行动形成机制：不同理念又如何导致了市场主体与非市场主体的不同行动与互动模式及其特点（箭头C）；以及最为重要的（3）转化机制：市场行动者在产业链建构、产业政策利用、产业创新等领域中的互动模式如何造成农业产业化的地区差异（箭头D），特别是如何创造出特定地区的产业优势/劣势。机制性解释追求的是在解释项和被解释项之间提供一种精细而紧凑的联结(Hedström & Swedberg, 1998)，把解释的方法定位为寻找和确认“导致某种社会现象经常出现的一组以特定方式相互关联的实体与活动，特别是行动者及其行动”（Hedström, 2005：2）。在上述三个环节中，政府和企业的行动及其互动如何产生宏观层面的结果，即微观到宏观的转换机制，无论是对经验研究还是理论研究来说都是最大障碍。而这也构成了本文比较分析的重点。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
案例研究方法不仅能为一般性理论的建构提供素材，也可对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复杂关系提供深刻洞察（阿尔斯通，2003：35）。社会科学在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中广泛运用了这一方法。中国的小龙虾产业已建构起完整的产业链，符合中央极力推进的现代农业产业条件，当下已成为第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发展的农业产业化典范。我们以小龙虾产业发展差异十分显著的两个地区为案例来回应前文提出的问题。
2007-2015年间，湖北小龙虾的产量和出口量均居全国第一，其产业主要集中在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江汉平原。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小龙虾是江汉平原上多数市县几乎同时起步的特色水产业，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为该产业在诸多市县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极佳条件。本文的研究案例是同属江汉平原且毗邻的汀市和汉市（均为化名）：前者是“中国小龙虾之乡”和“中国小龙虾加工出口第一市”，形成了“买全国（成虾、虾壳）、卖全球（虾加工产品、甲壳素产品）”的大产业（2015年该市小龙虾出口创汇1.4亿美元，占湖北全省的81.9%、全国的4成）；后者则获“中国淡水渔业第一市”殊荣，在小龙虾养殖产量上自2006年至今稳居全国地级市榜首。2015年，汀市的GDP为560亿元，人均GDP为58676元，常住人口95.8万；汉市的GDP为1590.5亿元，人均GDP为27689元，常住人口658万。
在种养、加工和销售的农业产业化模式中，种养是基础，而加工和销售才是通过农产品的转化增值实现农业产业化的关键。汉市借助养殖面积和规模在成虾产量上一直占据压倒性优势，可谓具备发展成为小龙虾产业化排头兵的先天条件。然而小龙虾的主要交易市场、产品精深加工、名优品牌和出口创汇集聚区却在汀市，而且汀市还主导了养殖模式、种苗繁育、加工和产品创新等诸方面的技术优势。概言之，两地虽然拥有非常相近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同样的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在产业组织形式上实施相同的“公司+基地+农户”及其衍生模式，加工企业采取同样的原材料采购和销售模式，但汀市的行业影响力和辐射力却远大于汉市，产业优势十分明显。因此，汀市和汉市两地的小龙虾产业为我们从比较视角回答本文问题提供了理想案例。作者于2015年10月至2016年6月间多次在汀市、汉市及相关政府部门针对小龙虾产业进行实地考察、深入访谈和座谈，实地考察包括企业、养殖基地和合作社等，访谈对象包括企业家、各级政府官员、行业协会负责人、学者和技术专家、养殖户、合作社负责人等60余人，并参加了湖北龙虾文化节系列活动。本文的分析资料主要来源于上述调查、参与观察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的资料数据。
四、市场体制与发展理念的差异塑造
（一）塑造市场体制的核心机制
农业产业化对于中国现代农业建设、经济结构调整意义重大，而21世纪以来中央关于农业的系列政策文件构成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中央关于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政策几乎都涉及特色农业或特色农产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5，2007）。从国家政策中不难看出，“扶优扶强”历来是国家推进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战略和政策导向，而突出农业产业（农产品）的“特色、规模、品牌、效益”则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一以贯之的发展理念。农业政策体现了政府的资源投入如何进行分配的基本方略。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则塑造了各级政府抓农业产业化工作的经济理念和产业偏好，决定了政府资源的流向和产业扶持的重点，即对特色优势产业予以政策和资源分配上的倾斜。虽然小龙虾产业完全契合中央和地方的诸多规划愿景和政策主张，但在政府资源约束条件下，产业与产业之间实际上也存在激烈竞争。
湖北省是全国淡水渔业第一大省，养殖水产品品种包括鱼类、甲壳类、贝类等等，涵盖数十个种类。小龙虾作为甲壳类的一种得以在省级层面被甄选成为重点扶持的特色产业，并获得超常规的政府投入，主要源于小龙虾产业已形成的巨大规模、经济社会效益以及在全国同产业领域的重要地位。近年来湖北小龙虾综合产值持续高速增长，2015年达603.1亿元，占全省渔业经济总产值的28%。从加工出口来看，湖北小龙虾出口量自2007年起居全国第一，2010年后开始稳占全国一半以上份额，2014年更是占到七成。从养殖来看，湖北小龙虾养殖产量从2007年开始占据全国第一（当年占48.9%），除2011年占比47.5%以外，近十年来产量一直都占全国一半以上。在养殖、加工、流通、餐饮等产业链上，该产业解决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小龙虾产业不仅具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加就业），地方政府所关注的生态效益（绿色环保）与政治效益（保障粮食产量）同样显著。小龙虾产业能在省级层面从水产业的众多种类中被识别和遴选出来并成为重点扶持产业，正因为其契合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府的产业偏好。问题在于，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各种扶持项目和政府资源，是如何流向更低一级的地区和企业的？尽管湖北水产界上下都形成了小龙虾是全省重点支持产业的共识，然而扶持产业发展的各种资源却不可能均衡地流向省级以下的诸多市县和企业。
“抓典型”作为政府促进产业发展、实现产业目标而采取的一种正式的行为手段和发展策略，与作为一种潜在的组织运作机制的“会意”机制一起，在上级资源的向下分配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能够获得更多资源支持的下级行政区域或企业，首先要能起到作为典型的示范效应。“树典型”和“抓典型”是政府推动某项工作的惯常激励方式。以往的研究认为，企业有各种机会获得来自政府“条条块块”以专项资金项目形式提供的实质支持，政府为表明项目“绩效”往往将项目投向“亮点工程”（史普原，2016；渠敬东，2012）。而“典型”被认为是地方简洁而形象地展示政绩的方式（冯仕政，2003）。这种观点从结果来推断很难辨别的行为动机，并不一定符合客观现实。“抓典型”实质上是政府的产业发展策略，其目的是通过典型的示范效应为其他地区或企业提供学习样板，通过典型带动整体发展。如主管湖北省水产业的主要官员所说：
（对于小龙虾产业发展）政府首先规划引领，起到一个引导作用。再就是典型引路，典型带动、部门联动，起到示范效应……从产业发展的态势上，树一个典型，带动一片，示范一片，形成规模效应，出发点就在这里。小龙虾产业布局，通过政府来协调、部门联动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进生产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在这个区域范围内，有不同的生产主体，那么根据他们的发展情况，重点扶持几家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的典型。（201603-LSQ）
政府的产业规划布局借助“典型”这一发展手段塑造了地方产业的影响力大小，同时政府组织内部的“会意”机制又影响到不同地方的政府和企业对其在该产业中自身地位和利益的理解及发展策略。会意是指在科层组织内部，下级对上级战略、政策导向及偏好的识别和领会，并在这一过程中界定自身利益，建构其与上级的相互关系，采取于己而言较为合适的行为策略。将自身利益界定为符合上级战略、政策导向及偏好范围的下级，会全力贯彻甚至放大落实上级意愿，即所谓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而在相反情况下，下级则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对策略和形式主义行为。在会意机制的作用下，经济社会效益突出且产业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特色优势产业区，要么已属于该产业的“典型”范畴，要么具备成为“典型”的条件，因而对上级战略的反应和实施更积极，来自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资源于是更为集中地流向这样的产业区；在其他也具备一定产业优势和效益的地区，如果地方政府和企业自知不属于或难以进入产业发展和扶持的“典型”范畴，其争取资源的动力以及做大做强产业的激励都相对较弱。如此，不同地方的市场体制便朝差异性方向上发展，各地方政府和企业在该产业领域里的发展动力和目标追求也会很不一样。
会意机制与政府产业发展战略的相互配合，是促成不同地区的市场体制趋异的原因。一旦地方产业被确立为典型，官员会从中获得制度上的激励，政府各部门对共同扶持该产业的集体意愿便容易形成。引领体制常常在这种条件下与之伴生。与此同时，会意机制使没被树为典型的地方政府洞悉到上级意图和上级政府的产业布局，因自知自身及辖区内企业无获重视和扶持的希望，会选择退出对外部资源的竞争（其注意力可能转向其他产业）。自发体制由此形成。汀市的小龙虾产业在过去十年间一直都是中央部委和省级政府树立的典型样板和明星产业，科技部、农业部等中央部门领导以及21世纪以来历任湖北省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都曾视察过当地的龙头企业，对汀市的小龙虾产业给予了充分肯定，而其他地区的小龙虾产业却未曾受到过高层如此强烈的关注。因此，汀市作为小龙虾产业发展的“典型”地区和领头雁地位对包括汉市在内的省内其他地区来说是毋庸置疑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会意机制进一步削弱了汉市在小龙虾领域“争当典型”的动力，致使其在该产业中的市场体制逐渐往自发体制的方向上发展。
（二）差异性的发展理念
由于“典型”不是正式制度的操作对象，典型的遴选没有制度化标准，但也并非毫无章法可循。特定地区的特色产业要成为被上级政府甚至国家认可的“典型”，除要具备规模经济和社会效益以外，专业化程度较高的龙头企业也十分重要。对龙头企业的扶持是“抓典型”工作方法的一种具体体现，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也都会分级评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而龙头企业最有可能同时提高农户收入和市场效益，带动农业产业化的整体发展。由于评定出来的龙头企业相对普通企业有更多机会获得政策倾斜和专项资金支持，发生在典型企业上的马太效应难以避免。
特定的产业发展理念作为一种经济意识形态，是区分市场体制的重要维度，也标示了市场体制的核心特征。汀市正是在会意机制和抓典型的产业发展策略下具备了小龙虾产业领域的引领体制，成为了典型地区和农业产业化的学习样板。这进一步强化了当地从上至下将小龙虾产业做大做强的意识——当地政府部门的官方说法是“全市形成了‘兴特色农业、抓龙虾产业’的共识”，产生了推动产业往纵深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方面，各级政府的分管领导和主管部门领导经常深入现场视察或调研，以召开现场办公会、指示、批示等形式支持小龙虾产业发展，并要求下级部门主动与市场主体打交道，协助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水产和农业部门之外的其他政府部门也都在主动寻找各自能为推动小龙虾产业更好发展所做的工作，创造产业纵向一体化和转型升级所需的各种条件。可以说，引领体制让当地自上而下都笃信“小龙虾、大产业”的产业构想，并积极付诸实际行动。
地方政府官员对政策导向和政治运作机制的“会意”，塑造了其产业发展理念。当意识到本地区及所辖企业很难获得上级的资源投入时，地方官员会倾向于相信并要求企业自己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官员不会将企业发展所需的平台和资源供给当作政府的职责。这种“市场自由竞争”的产业发展理念或有可能是地方政府为自身的行为策略而构建的正当性依据。尽管理念和行为动机无法证实，自发体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仍可从现实中的政府与企业关系及其后果中辨别出来。汉市水产局主要领导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自发体制的市场理念：“我很佩服李总（当地某小龙虾企业董事长）那种‘只找市场，不找市长’的精神，这样的企业才经受得起各种危机。尽找市长的企业都不会长久，很多都垮了”（201602-ZWY）。
自发体制的政府官员认为企业需要依靠自己打拼市场，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的是松散关系。引领体制中的地方政府与此不同，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了特定产业特别是龙头企业的项目业务代理者，积极为企业争取资源。汀市某龙头企业的副总经理说道：“（市）水产局好像成了我们公司的一个部门，经常通知我们申报什么项目，帮我们一起做材料，替我们包装”(201510-XQ)。
总之，政府的产业发展战略连同前述的会意机制和抓典型发展策略，导致两地在小龙虾产业领域的市场体制差异，也使多部门的资源和政策集聚到汀市的小龙虾产业中。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条条块块都有资源投入，以至于没有一个部门掌握了汀市小龙虾产业所获支持项目的全面信息。通过上述机制，扶优扶强的国家战略和各级政府共同的产业偏好使高层对农业优势特色产业的重视转化为了对典型地区和企业越来越多的政策支持和项目资源的集聚。
五、优势建构与发展趋异：市场体制的影响机制及效用
（一）市场结构与产业链建构
如果市场结构的其他特征差异不明显，纵向一体化和产品差异化程度就会是影响市场绩效的主要因素。尽管汀市和汉市的小龙虾产业都具备完整的产业链，但加工环节的纵向一体化和产品差异化程度却极为不同，主要体现为汀市的专业化程度和产品差异化程度非常高，形成了纵向一体化式产业链；汉市的专业化程度低，产品不仅同质度高且种类单一，形成的是市场交易式产业链，面临的本地竞争更激烈。根据前文所述，引领体制相比自发体制更注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典型示范效应，龙头企业也是当地产业获得外部资源的重要途径。在“树典型”策略的作用下，各级政府资源在龙头企业高度集中，产生了巨大的集聚效应，使当地加工产品市场整体呈现出“非巨人即侏儒”的市场结构。
分地区来看企业的加工规模，近十多年来汀市一直拥有两家大企业主导、众多小企业并存的市场结构，而汉市则经历了由一家独大到企业普遍规模较小的转变。在2009年前，汉市规模最大的加工企业DY与汀市最大的企业LK和HS在加工量和出口量上的差距并不大，这三家企业也都是国家认定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但到2015年，三家企业在小龙虾加工出口量上对比悬殊，DY仅为LK的12.9%、HS的40.0%。两地市场结构的变和不变都是市场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结果。
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对农业产业化经营有诸多扶持举措，不过真正有机会获得政府大力扶持的往往是龙头企业，且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资源摄取机会和能力要远高于普通企业。在政府组织内部，上级“抓典型”的对象包括下级行政区域和龙头企业，下级“抓典型”的对象则主要是龙头企业，因而引领体制里的龙头企业比自发体制里的龙头企业获得扶持的资源和机会要更多。不同的市场体制还影响着龙头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和公司战略，而专业化程度又是企业能否获得更多政府扶持的重要条件。汀市企业LK和HS在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协调下，一直采取专业化的发展战略，不断研发和推出新的加工产品，致力于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企业DY早年在小龙虾加工出口上占有很大优势，但由于该企业采取的是多元化发展战略，小龙虾后来未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方向（该企业的主要产品有包括多种鱼类和特色水产在内的九大系列，小龙虾只是诸多产品系列中的一个种类）。因此，市场体制和企业战略都不利于汉市的小龙虾加工企业获得优势。
过度竞争往往是降低经济绩效、导致优势产业没落的重要原因（刘志坚，2007；魏后凯，2003）。如何避免原子化的过度竞争给产业造成的损害，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对于资源高度集聚、企业高度集中的汀市而言，保持市场竞争活力的同时又避免过度竞争，是维系当地产业优势的重要条件。以往的研究揭示，地方政府对少数企业的“重点扶持”会导致产业内部过度竞争（汪和建，2013：171-258）。然而汀市的小龙虾产业反而借此规避了这种产业困局。在地方政府的直接介入和政策引导下，当地最大的两家龙头企业形成了互补的专业化战略和分立的竞争优势，从而避免了原初因为产品高度一致而存在的过度竞争。在加工领域，两家企业HS和LK从产品销售到政府扶持项目都面临直接竞争。在产业发展之初，这种竞争关系十分激烈。正是地方政府的介入促使两家龙头企业在产业链上形成不同的发展战略，这是地方政府促进产业良性发展所采取的关键策略。汀市水产局前任局长表示，当年为避免过度竞争，他提出了小龙虾产业的龙头龙尾关系，大宗的政府资源以企业所处产业链的位置为依据定向分配给两家企业。
（政府资源和项目等）给了LK，HS有意见。给了HS，LK有意见。我当局长的时候，我说你们不要每个项目都争，市里也不好摆平。这样吧，如果是小龙虾上游这块，苗种选育繁育的，就给LK……要是搞深加工的，LK不要想着，就是HS的。后来就把它上升到产业链的龙头龙尾，现在就很明确了。两家（公司）发展方向不同，产业布局分开以后，就是龙头和龙尾的关系。（我）就给他们分死，都不要争了，要争就争属于你的那一块去。（201510-WBY）
在地方政府的强介入下，两家龙头企业朝产业链的首末两端发展，形成的核心产业优势各有不同：企业LK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小龙虾苗种选育和繁育中心，主要获利途径是龙虾成品出口和苗种销售；企业HS则是全国规模最大、产品最全的甲壳素深加工示范园区，利用废弃虾壳加工而成的甲壳素及衍生制品成为企业越来越重要的获利来源。苗种繁育基地通过提高养殖产量增加了企业的原料供应。甲壳素深加工则不仅使“虾壳危机”变成了“虾壳商机”，而且正如一位甲壳素研究的权威学者所言，“可避免小龙虾产业越来越严重的产品同质化竞争”（201606-DYM）。由于育种技术和甲壳素深加工技术是汀市的先机优势和比较优势，所以两家企业都获得了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诸多扶持项目。互补的技术优势构成了两家企业协同发展的动力，而仍然存在的竞争则维系了市场的活力。因为两者同属全国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又都从事小龙虾产品的苗种选育、养殖、加工和出口（这些都是两家企业创始至今的传统项目），所以政府介入并没有彻底消除他们在产业链条上的竞争。
可见，引领体制里的地方政府形塑了主要企业基于不同核心技术的竞争优势，主要企业的优势分立创建了错位竞争的市场格局和纵向一体化的产业链，从而使其产业的市场结构朝着同时有利于企业和产业的方向上发展。其他市场主体也不同程度地从引领体制创造的大市场、资源（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以及当地的产业政策中受益。在汉市的自发体制里，地方政府限于职能范围内的业务服务，造成企业加工能力普遍较弱的市场结构特征，且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在产业链的某个环节具备独特优势，市场主体的利润预期也随之降低。总之，市场体制通过塑造不同的市场结构和产业链特征对产业发展结果施加了极大影响。
（二）市场体制与产业政策利用
从宏观上来说，国家治理模式和治理体系影响政商关系的发展（杨典，2017），而中观层面上不同的市场体制亦通过不同的产业治理模型形塑着微观层面具体的政商关系互动，并直接影响企业对产业政策的利用和资源摄取。上级政府倾斜扶持典型地区，其他地区能获得的资源就会减少。被扶持地区的企业借助各种扶持政策和项目资源而降低了经营成本、提升了竞争优势并能扩大市场份额，其他地区的企业则会陷入竞争劣势。引领体制中的地方政府会对被上级树为典型的地方产业或支柱型产业投入更多的资源，但对其他产业却可能倾向于要求企业依靠市场机制和自身实力做强做大，不会主动、积极地替企业争取来自中央和省级政府部门的扶持项目。结果是，非典型地区的普通企业，尤其是专业化程度低的企业很难成为产业政策的重点扶持对象。
比如，湖北省于2009年启动实施了“农产品加工业‘四个一批’工程”，扶持政策涉及财政、税收、金融、土地和服务环境等诸多方面（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2009）。汀市的LK和HS是水产品加工领域仅有的两家直接被写入了文件发展重点的企业，受此政策扶持较大。在汉市的田野调查中，几乎所有小龙虾加工企业都表示从政府那里获得的帮助很少，而这不仅影响了小龙虾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也波及养殖业。汉市的养殖户对政府也有怨言，因为当地大型加工企业的稀少导致他们的小龙虾在收获高峰期的销售变得困难起来。当地一家小龙虾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说道：
虾稻连作季节性非常强，产量高峰期不能消化，为什么我们县不能建一个大型的加工厂，解决高峰期老百姓卖虾难的问题……对于市场销售方面，为什么我们的龙虾加工企业不能做大？大家都牢骚满腹，就是政府的扶持力度不够，没有重视小龙虾深加工产业。（201602-LHW）
同时，从加工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到政府水产部门的负责人，又都在表达对小龙虾产业竞争不公平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不公平竞争最突出地体现在加工企业获得政府资源的机会上。当地一家小龙虾加工企业的董事长表示：
（我们企业）资金不够，省里的钱、国家的钱都点缀在这些大企业上，大企业不缺钱……为什么我们这边龙虾（养殖）这么多，而汀市那边加工那么好，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投入的问题。每年政府支持他们很多钱，我们还要去他那里借钱。他们补贴太多，我们基本没有补贴。(201602-CSN)
政府与企业之间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交流机制不健全的现象。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他们往往并不清楚可以申请哪些来自中央和省市的项目支持和优惠政策。项目和政策信息即使最终传达到了企业，也仍然存在获取不及时的问题。有些专项信息下发后需要企业在较短时间内备齐各种材料后申请，这时政府服务企业的沟通渠道和行政效率便很重要。在引领体制里，政府积极将各种政策信息及时知会相关企业，并竭力帮助符合条件的企业“用足”上级政策和项目资源。
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可以分为常规性扶持和非常规性扶持两种基本类型。常规性扶持主要包括项目资金类、人才技术类、优惠政策类以及政府机构对企业金融贷款的担保。对于来自上级部门的常规扶持项目，虽然引领体制的地区会获得更多，但其他地区也会有所收获。比如，2010年省政府决定从省级财政中新增6000万元作为小龙虾专项发展基金。由于这批扶持资金约三分之二用于良种选育中心、养殖基地建设、资源保护、病害防治、环境监测以及科技培训推广等公共物品供给，因此分配上虽对不同地区有所侧重，但仍属基本均衡。
然而，也有很多竞争性的常规项目是自发体制的地区和一般企业很难争取到的。以一项对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极为有效的扶持政策为例，2008年湖北省为应对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设立了县域经济发展调度资金（简称“调度资金”）。省级财政利用财政间歇资金，于年初通过调度方式借给市县财政，市县财政再借给重点企业短期周转，年底收回（湖北省财政厅，2010）。因为原料市场是个卖方市场，加工企业在每年4-8月需要大量流动资金收购小龙虾，故流动资金的多寡直接决定了当年的加工量（事实上多数企业每年都没有达到其最大加工能力）。调度资金实行的零费制对企业来说是零成本借款，因此相对于高融资成本而言，调度资金显然能极大地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引领体制有助于当地产业及其龙头企业充分利用这个政策。比如，汀市2013年争取到调度资金1.8亿元，统筹用于支持小龙虾等产业发展，汉市则无；LK在2012年成功申请并使用了调度资金1200万元，主要用于夏季收购小龙虾。而汉市企业YS虽然从2003年起便从事小龙虾加工出口（几乎与LK同步），但十多年来从未获得过包括调度资金在内的政府扶持。这方面的巨大差异导致企业间能力及绩效的差距越来越悬殊。2015年YS的出口量才825吨，仅为LK的16%。YS公司总经理在访谈中表示，在遭遇融资困难时，政企关系决定了企业获政府帮助的可能性大小。
非常规性的政府扶持不存在竞争，但往往支持力度更大，会迅速拉开企业之间的差距。在汀市政府的倾力支持下，龙头企业，特别是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往往既能从常规性扶持中受益，又有很大机会获得来自中央和地方以专项形式助力企业发展的政府扶持。会意机制在企业的政治资本和引领体制的调节作用下，增加了特色产业典型地区的龙头企业提升竞争优势的资本来源（非常规支持）。而企业获得非常规支持则通常以企业负责人的政治身份和引领体制为条件。
在汉市，虽然DY的董事长曾担任过省政协委员，但因缺乏地方政府的辅导支持或有意识的引导，企业采取的多元化发展战略导致其在小龙虾产业中的专业化程度很低，因此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荣誉并未使其获得发展小龙虾的特殊支持。2010年到2015年间，DY仅获得的一个专项也是与汀市LK等公司共同分享的中央财政支持现代农业资金。在汀市，LK的董事长是省人大代表，HS的董事长是省政协委员。他们的政治身份对企业获得非常规的政府扶持具有明显的正向意义。当地官员表示，这两家本土企业享受了原本只有外商才能享受的土地优惠政策，地方公安局将其列为治安重点保护企业，银行贷款不是企业找银行，而是银行倒过来找企业。两家企业的专业化发展战略、董事长的政治身份与引领体制相得益彰，为其从省级财政获得最大笔的非常规性扶持项目创造了充分条件（两家企业于2010、2013年各获1亿元的省财政支持，其中一家另获市政府以土地作价的资金支持1亿元）。
政府依靠极强的资源组织和动员能力，通过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安排的方式来主导、实现和推动与企业组织的行为互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背景（李汉林、魏钦恭，2014：358）。政府的这种能力对特定产业的发展结果能施加极大影响。不过，针对特定产业，基层政府的资源组织和动员能力会呈现较大差异，引领体制中的地方政府能力显著强于自发体制，这也使前者的龙头企业有机会享受到更多非市场性的资源扶持。
（三）产业创新与价值链拓展
推动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既来源于市场对外部资源的集聚能力，同时也在根本上依赖于产业内部企业的创新能力。汀市通过引领体制实现体制构架的创新，促成了当地一系列关键技术创新的持续产生和应用推广，从而拓展了小龙虾产业的价值链和可持续发展空间，是其得以占据产业优势地位的重要原因。制度创新通过提供更有效率的组织经济活动的途径而对发展做出贡献（尼科尔森，1992）。引领体制则为汀市的体制机制和产业创新创造了机会。
近十多年来，汀市地方政府持续扩大了对小龙虾产业的扶持、规划和服务功能，为壮大产业不断做出了领导体制和工作推进机制上的创新性改变。在体制构架上，汀市较早设立了称为“虾办”的办公室，2015年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几乎所有市直部门都是成员单位的小龙虾发展领导小组。由市编办核定领导小组办公室这个新设的市一级常设机构的编制，还将龙虾产业发展纳入各区镇处、市直部门年度考核目标。2016年，该市又新成立了龙虾产业发展局，再次提升了小龙虾产业在汀市的战略地位。可以看到，汀市一直在不断增强政府对小龙虾产业的规划、扶持和服务功能。同时，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汀市除了有龙虾产业发展促进会（协会秘书长由前任市水产局局长担任），还在养殖和餐饮等不同产业链条上成立了行业协会。这些社会组织是政府与产业互动的重要纽带。而在汉市，既没有专门针对小龙虾产业的体制机制创新，也没有成立相关的行业协会。
调研表明，小龙虾产业中大量创新行为的发生及其积极效应，都依赖于市场体制所塑造的产业的社会结构。引领体制缔造了加工企业、农户和政府之间更有效率的协调模式，从而为产业技术创新和价值链拓展奠定了基础。汀市小龙虾的养殖经历了从冬季农业到虾稻连作再到共作模式的演变。从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其基本线索：农民经验实践的创举“虾稻连作”模式使小龙虾变成了可大规模养殖的产品；政府通过产学研结合的途径推广并改进了养殖技术；激励性的产业政策，如支持农田改造并对符合条件的养殖户进行奖励或补贴，推动了新养殖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连片规模养殖。当地的技术专家表示，“政府统一规划、连片规模养殖很重要。否则的话，水源难以保障，并且不同农户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因为养殖品种要是不一样，小龙虾养殖对其他植物是有危害的”（201606-TZH）。龙头企业通过与科研机构、政府合作创新产业技术，再经过政府对新技术和新知识的推广，使地方产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而汉市仍停留在以野生寄养、粗放养殖为主的模式，采取人放天养的自然繁育方式，虾苗部分依赖从汀市购买。养殖技术的差异也导致汉市在养殖的单位产量上仅为汀市的一半。产业创新的乏力也导致汉市的加工产品较为单一、加工方式相对落后。
不同市场体制对技术创新和专家团队的重视及利用程度明显不同。汀市吸引了来自外地重要研究机构和高校的多位优秀专家，他们通过实验研究和技术突破，帮助当地不断解决小龙虾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难题。研究表明，在早期发展过程中解决了困难问题的企业通常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Stan & Vermeulen，2013）。汀市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离不开这种学习能力。就小龙虾产业而言，良种选育繁育是直接影响到整个产业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空间的重要技术。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该领域多位专家在当地成立了由他们负责的产学研机构、院士工作站，为汀市成为全国最大的小龙虾种苗繁育基地奠定了技术基础。在21世纪之初，正是地方政府官员的积极联系、沟通和为专家创造的良好工作条件，使原本要与汉市合作的一位顶尖专家最后选择了汀市。汀市在甲壳素及其衍生产品的精深加工上占据全国领先位置，其技术优势同样是通过主动寻找产学研结合的发展路径而实现的。
创新技术能否应用推广到产业实践，是技术提高产业绩效的前提。汀市政府通过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和实地技术指导，组织集体学习，及时将创新的养殖技术和模式及防病害知识等传递到了养殖户。但对于汉市而言，该市水产局主要领导表示，当地的农技推广站完全是废的（201602-ZWY）。而且，汉市由于在种养环节几无重大技术创新，因此在成虾产量上虽有规模优势，但单位产值和经济效益要低于汀市。对于养殖农户而言，有效技术指导和服务的缺乏导致其成本投入较大，利润相对较低。
由此可见，制度和技术创新在引领体制中以一种多主体协同实践的途径得以持续推进，是地方产业优势形成的重要机制。政企的密切互动提高了地方成功获取上级政府部门常规与非常规扶持的几率，使基于技术创新的产业构想变为现实。地方政府角色在汀市小龙虾产业优势不断提升的过程中显然具有独特意义。由企业、政府、民众、技术专家、合作社等构成的关联网络，使得初级技术不断创新，而政府介入则使创新技术得到普遍的推广应用，创新产品顺利打入国内外市场。在汉市的自发体制里，养殖环节基于自主摸索而实现的初级创新也只是通过农户之间的模仿机制在小范围内扩散，而加工企业由于缺乏创新所需的人力资本和制度支撑，创新能力远不如汀市企业。
六、结论与讨论
21世纪以来，农业产业化在各级政府的驱动下虽然大大提速，但地区间的发展质量和水平并不均衡。是什么原因使特定地方在特定产业上形成了独特优势，或者说为什么有的地方原本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却未能实现理想的发展结果？本文研究表明，会意机制与政府产业发展战略的相互配合既促使资源向特色优势产业区和专业化程度高的龙头企业集聚，也导致了市场体制的地方差异。市场体制塑造了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市场主体与非市场主体的关联形式、政府资源的流向以及非市场治理机制的作用空间，通过建构出明显不同的产业组织过程、市场结构、政策利用机会和创新能力而强有力地塑造了地方产业的竞争力，从而固化并拉大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地区间差异。
两地小龙虾产业的比较分析揭示，产业优势是以市场行动者的有效动员和组织为前提，在引领体制的运作过程中逐渐铸造出来的。在引领体制里，地方政府塑造了错位竞争的市场格局，实现了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整合。对产业发展所需条件的积极回应是引领体制的重要特征。自发体制条件下，由于市场行为缺乏组织、市场行动者之间关系疏离且产业创新乏力，产业发展的机会空间被大大压缩，其后果是降低了产业获得外部资源和形成更大市场的可能性。可见，即使农业产业化的制度环境、自然资源禀赋和产业组织形式相同且产业具有潜在扩张前景，市场体制的差异也会导致不同地区的发展结果显著不同。
尽管市场体制决定了地方政府、产业和企业所拥有的资源集聚能力及其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创新的优势，然而这种市场体制效应有其前提条件。讨论政府扶持究竟是一种破坏力量还是具有积极效应的问题时，有必要强调若干约束条件，避免从结果上来论证政府扶持和产业政策合理与否的功能主义解释逻辑。同样，分析市场体制之于产业发展的效用，也需对其发挥作用的前提进行探究。市场行动者的密切关联和配合增加了地方产业获得政府扶持的机会，但这实际上只是产业优势形成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尤为重要的是，引领体制通过产业技术和政府治理体系的持续创新而促成的产业链拓展和价值链提升，构成了企业竞争能力提升和地区产业优势形成的关键，也是政府扶持取得积极效应的根本原因。
同时，产业发展周期和产业属性也是影响市场体制效应的重要约束条件。对于具有潜在扩张前景且产业扩张高度依赖非市场的外部资源的产业，在其边际效用递增期，市场体制会极大地改变不同地区产业和企业的发展状况及其轨迹。在这一时期，政府实施不同的发展战略会导致起点相同或接近的产业和企业在某个时间点a后开始走向差异化发展之路（图2）。换言之，这期间政府介入和产业政策能否满足产业需求以及产业和企业获得的政府扶持状况，会显著影响产业的后续发展。当产业需要跨过关键的临界点（critical mass）才能进入到更高发展层次时，即拐点b没有到来之前，积极且精准的政府扶持对提升产业优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尽管汀市获得了相对于外省的后发优势和相对于省内其他地区的先发优势，但在小龙虾产业的拐点到来之前，其他地区通过跨地域的组织学习和制度模仿、企业间共同合作以及基于产业内的技术扩散，在实现追赶型发展的过程中亦有实现自身优势的可能。
在0到b阶段的政府介入可谓“雪中送炭”，而一旦过了临界点b，进一步的政府扶持将只是“锦上添花”。所以在产业的边际效用递增时期，引领体制是帮助产业和企业跨过临界点b而实现更大产业优势的重要前提。自发体制下的产业在这个阶段虽然会由于产业红利以及宏观产业政策的溢出效应而仍有所增长，但不仅发展缓慢，且与引领体制助力下的同产业之间的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大。当然，引领体制也并非总是有助于产业和企业发展，且当产业进入边际效用递减时期后尤其如此。当产业的产能相对过剩、市场进入萎缩期（即过了c点以后），引领体制会导致资源浪费和“僵尸企业”的产生，所造成的负面后果比自发体制可能要大得多。在这一时期，即使企业因之前的创新占据过领先优势——这也有可能造成企业形成对特定技术和产品的路径依赖，阻碍企业顺应市场变化实现进一步创新突破。一旦对行业和市场发展趋势反应迟钝，或不愿舍弃原先的行业主导地位而固步自封，进一步的资本投资和政府扶持都无法避免企业衰微。换言之，在某个时期有助于地方产业和企业竞争优势形成的市场体制，其促进企业发展的某些机制也有转化为阻碍产业和企业转型发展的力量的可能。
值得反思的是，引领体制之所以能在小龙虾产业领域发挥其积极效应，在于小龙虾产业自21世纪以来一直处于扩张期，且产业链的延伸和纵向一体化需仰仗非市场的外部资源投入，同时产业精英又大体均衡地分布在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中。除上述因素外，市场体制效应也与地方主要领导人特征、产业精英关系、地域文化等因素相关，需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加以关注。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社会学研究杂志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社会学研究杂志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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