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的暴雨，产出无数段子。而在河北邢台的乡村，暴雨却让人哭泣。
今年的暴雨，在河南安阳、新乡与河北邯郸、邢台一带造成的破坏让人吃惊。这些地区的人们，这些年的主要敌人是干旱。但是，随着降雨的减少和生态的恶化，大自然对抗暴雨的能力，已经严重退化。而对基层政府而言，不但丧失了警惕，也不再有基本的防洪规范。
1998年的洪水，虽然媒体的关键词是“泄洪”，但是人们在现实中讨论最多的却是“保护武汉”，“保护蚌埠”，这种口号的潜台词，就是要放弃这些大城市周围的农村。这是几十年来一贯的做法，印象中，80年代的语文课本中，就有人们为洪峰安全通过大城市而欢呼的记录，因为那里密布着工业。
最近30年，在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的观念下，牺牲城市来保护农村这种思维，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为加强了。灾后的统计，经济损失与人命至少同等重要，或者更为重要，对官员来说，漂亮的GDP数据是他希望的成绩单。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根本性的事实：大城市人更密集，人命本身也更值钱，死后的赔偿也会更多。
当然，根据新京报目前的报道，邢台的灾难，可能并不是由于泄洪所致，而是由于“洪水穿城而过，河道突然变窄”。城市没事，但是紧挨着城市的乡村却遭殃了。和泄洪相比，这是更真实的城乡关系写照：城市建设对河道的影响，城市化所犯下的错误，最终却由农村来买单。
城乡关系，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政治政策中，更普遍地体现在一种话语体系中。农村，在城市化的宏大叙述中，已经完全丧失话语权。它是沉默的，偶尔出现在都市化的媒体中，也是被猎奇的对象。它处在被改变和被表达的地位，没有人真正关心农村想怎样，甚至农村人自己，也改变了几千年来“面向黄土背朝天”的与大自然相处模式，变成了面向城市。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这样的系统：它征召仇恨，并且体制化痛苦。他们把仇恨和痛苦，投注在内部的代罪羔羊以及外来敌人身上（同样是河北，乐亭人把仇恨对准了肯德基）。恶意与厌弃的官僚体系，在每个层次上利用这种仇恨和痛苦，把它作为一种国营独占事业，而社会秩序便是依靠这样的现实而存在。
农村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代罪羔羊”。当然，更具体地说，则是老人、孩子、残疾人，他们是弱者中的弱者——这当然是生物学上的。所有伪善的修辞都已失效，那些在体质上最弱的人，就让他们承受吧。
城市用水量激增，缺水的是农村。城市承受不了的暴雨，也必须农村来承受。发源于城市的污染，也已普遍转移到农村中。在华北，普遍的地下水污染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记住，这导致的是一个个“癌症村”，而不是“癌症楼”。
为什么哭泣的总是乡村？答案就在这里。但是，对城市人而言，邢台的悲剧，最多只化成一个转发或几个愤怒的表情。他们的痛苦转瞬即逝，不会超过周一。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微信号 乱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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