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只在童年那头。
即使是童年那头，也并非一个诗意的乡土。
诗意，是原初事物在童稚心中生发的意趣，天然而自足。我文字里抒情的调性，当由此而来。故乡的人事，在心里转动、发酵，最终形成了一个个场景。我的书写，感情与理性处于持续的平衡过程之中，爱与憎的微妙转换，在不同时段的文字里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活在我心中和梦境里的故乡，不论是人物、土地、鸟虫、植物、屋舍，抑或是声息、色彩，似乎从未改变过，一直那样新鲜如初地存在着。记忆和想象重构的这个世界，就是我生命的伊甸园。
革命改变了一切。从人性到地貌，旧伦理、旧事物悉数消失，我们置身于一个陌生而奇怪的所在。我目睹了这疾风暴雨式的演变。在幼年，我热望新事物和新人性，汽车尾气于我的嗅觉而言，都有着饕餮般的享受。外面的东西，就是新世界的符号，那股神秘的气息，无休止地召唤乡村少年；官方推崇的英雄人物谱是另一种感召，纯洁、忠贞、燃烧的新人性，让我鄙视身边的人，内心渴望成为那样的人。社会把我们同时从土地和人性的土壤里拔出，无知地漂浮于革命的天空。
古老的事物渐次消亡。
庙宇、石碑、神像、牌位连同犁铧和耕作技术一同死去，坟墓被扒平，木结构的屋子被简易的混凝土结构替代，繁多的农作物只剩下了单调的品种，散布在地里的各种果树相继被斫伐，窑洞废弃，壕沟填平……权力在大地上开膛破肚，小路被四通八达的大路覆盖，宁静不复存在。他们洞穿了大地的幽暗，碾碎了大地的皱褶，将一切置于强光的照射之下，土地和人性被迫敞开，由此变得简陋和单调。农人们引以为自豪的种植经验、运筹能力等等品性，与他们命根子一般的牲口一样一文不值。追求产量和效率的科学和各色机械一起，摧毁了他们对土地的信赖和对自己存在价值的自信。他们失去了土地之根，也同时丧失了做人的根基。从此漂浮在空中。
事实上，在策略性鼓噪“穷人就是真理”的国度，暴力获得了作恶的合法性。在予取予夺的强权面前，所有的人最终都失去了土地，沦为一无所有的流氓。原有的土地伦理被颠覆之后，道德和人性随之而蜕变。以权力为原点的同心圆，决定了人的尊卑贫富以至生死。效忠竞争的结果，将人群分成了三六九等，有人上人，也有人下人。革命之后，名副其实的阶级才宣告产生。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等级。人与人的交往，泾渭分明，同阶级的都有惺惺相惜之情。从一个人的体态上，就可断定其社会地位。
至今想起来，我幼年所见多为窘迫和悲苦的脸，极少见到天然的笑容。为吃穿发愁，为孩子的前程着急，人们身处革命漩涡里，身不由己，生怕被不可阻挡的洪流所吞噬。革命的依靠者，那些“根红苗正”之人，跻身唯我独尊的统治阶层，成为滋润的既得利益者。凡跟公家沾边的，都一例趾高气昂，家眷亲属自然是一副鸡犬升天的得意模样。在那个疯狂、残忍、无耻的革命年代，每个人都在心里暗自斟酌：自己到底属于革命者，还是革命的对象？若是前者，你将如何抓住平步青云的机会？若为后者，你怎样才能保全卑微的性命？
革命一词含有不容置疑的权威和神圣，它使每一个权柄在握的官员，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任何对权力个体的不敬或非议，都有被打为“反革命”分子之虞。聪明的人紧跟上头，明智的人避谈是非，胆怯的人苟且偷生。自封为革命领袖的人的意志和情绪，主宰着一个国家民众的命运。
乡村毁于无穷尽的革命运动，因为土地权力和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农民成为蜷缩的看客，他们在祖先流传下来的土地四周徘徊，任其成为权力的玩偶。地貌翻滚，村庄变形，人心不古，他们面对一个全然陌生的处境，无力阻止，也无法自拔，沉沦是其宿命。各种以搜刮土地为目的的运动，最终造成了无数的流氓，在失去土地的人们脸上写满了悲哀：脱离了土地的束缚，他们只好成为无根的浮萍，自此与安宁、平和的传统乡村生活诀别。
我写的是自然乡村的终结。因为被连根拔起，人们不免成为漂浮物——遵从布朗运动规则的卑微“分子”，我着意于对人性蜕变的描述，古老的对土地的信仰，传统的礼仪，统统被革命的洪流所摧毁。我相信，对一个地主家族和一个村庄命运的观察，尽管微小，却自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仅仅想表明：我们曾经怎样活着，如今又如何生活着，由此可以推断我们未来的命运。
身处急剧变化的社会，我常常有眩晕感。我经常会想起童年，想起我曾在梦里乘坐的那列通向远方的列车。幼时曾经这样幻想：命运将载我到达一个未知的地方，那里有可爱的人和事物，人们庄严地劳作，自由地呼吸，愉快的享受，我和他们融为一体，天真无邪地活着，最后，怀着感激离开这令人悲欣交集的世界。
作者简介：老愚，1963年出生于陕西扶风，自幼在关中农村长大，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多年从事记者、编辑等工作，先后在工人出版社、南方周末、新浪网等机构工作，现为FT中文网专栏作家，获得2011年度亚洲出版人协会评论大奖。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倡导新生代散文革命，所编选的《上升——当代中国大陆新生代散文选》等书曾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为《暮色四合》图书的序言，作者有修改。）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腾讯思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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