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春节假期已经结束，这一次回乡之旅是不是又有颇多感触？老家是不是又变样了？对老家对童年对父辈的记忆还在吗？
春节假期，思想潮发布了“回乡见闻”的征文，获得不少朋友的支持。今天起陆续推荐其中颇值得一读的几篇，下文是第三篇。
本文作者吴燕飞是宁波大学学院科学技术教师。1978年生，在村小中读完一年级后，转到父亲工作的城镇继续上小学（因没有居民户籍，交了五年借读费），之后考上建德县的重点中学，杀过千军万马的高考独木桥，被宁波大学录取，最后留校任教。
无望的乡村
文|吴燕飞
看了刷遍朋友圈《返乡笔记：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又粗略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并在正月拜年时重新回到了我自己的老家建德农村。期间，上海姑娘为江西农村男友家的一顿年夜饭而发的帖子闹得网络沸沸扬扬。（编者注：最新消息显示，此帖已被证伪。）城乡问题的探讨在春节达到沸点。
我父亲作为老三届知青在六十年代响应国家号召（或说被迫）在建德长宁乡塘蛟村插队，并娶妻生子建屋，直到八十年代返城。因我们的房子建在农村，母亲的户口也一直在村中，每年我们兄妹的假期都在农村度过。为此，我在农村被当成城里人，到城里被视为农村人，虽给我造成长期的身份认知困难，却也成为我观察农村的特殊优势。
我们这个自然村除了父亲这个外来户，其余人家都姓方。八十年代初，人口最多时约300人，九十多户，但是孩子很多。仅1970-1980年出生的就有30余人。当时很少有人外出打工，最早离开村子的应该是邻家的两位哥哥，80年代村里首批大学生（现大哥在浙江某林学院担任领导职务）。
九十年代，有些活络的男人开始经营木材生意，此后村子面貌飞快变化。打工潮席卷乡村，村民近在杭州，远的跑到深圳广州，甚至有男劳力到新加坡打工了，男性干的大多是木工活，女性工种则更多样；不外出的人，也会在周边打工，乡镇企业也可以接纳一些劳力。种粮食的农民越来越少，九五年之后，不少人家开始种植草莓和吊瓜等作物，也有到大城市边缘承包土地种草莓的家庭。有几户则留在村里大面积种植，制售茶叶。有了打工和种经济作物的收入，村里大量建起了多层的砖瓦楼（洋房），代替了土木结构的老房子。在这十年左右，上大学的孩子渐渐多了，包括我家兄妹在内，有九人上了不同档次的高校。
两千年以后，有些收入可观的年轻农民在城镇购买房屋，脱离了村子。其他的青壮劳力除非过年过节也难在村里见到踪影。小孩子也渐渐少了，首先是接受附近三个自然村低龄儿童的村小(只有1至3年级)被撤，乡镇合并后，乡中心小学慢慢萎缩，最后合并入20公里以外的镇中心小学。
去年春节我再次回老家，村里基本是每家每户独栋“别墅”，房子主人在除夕前几天才回家，搓上几天麻将就又走了，留下老人带着孙子女。今年我没有再到村中，拜年是到30公里外的外婆家。但情况也差不多。村子的建筑很新很整齐，但已经没有活力。预计，元宵过后，就只剩老人和少数留守儿童在村里。平时，农村“386199部队”当家。留下的个别精壮男子，基本是能力很差的人，没有技能也不愿干苦力，在城市没法子混了才回去的。
农村将渐渐消失，首先是在沿海地区。原因之一，八十年代到现在的三十年间，“城市抽水机”抽干了农村的生力军。不论是我这样通过高考进入城市，还是有了一技之长在全国各地站稳脚跟的务工人员，生活的重心都是在城市，“老家”只是一个概念，年轻人不再回到土地。农村逐渐空心，这一过程还在不断加速。城市为啥要抽农村的水。究其根源是城市化进程，近郊农村已经被扩张的城市吞噬，索性连存放记忆的空间都已经被消灭了，失去土地的拆迁户则农民身份也连带被消灭。偏远农村受到城市化洪流的冲击略小些，只要贡献出劳动力，这些农村虽土地还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越来越少。
原因之二，人往高处走。就像不发达国家的精英选择移居发达国家，从相对闭塞的农村移居城镇不论对年轻农民自身或其子女都是更优的选择。国家鼓励农民到县城或二三线小城市买房子，也将加剧农村的人口流失。建设农村，关键不是建筑物的华丽，农村有的是新盖的楼房，关键是年轻人。
现在有人呼吁精英年轻人回农村建设家长，但有些人并非不想回去，很多时候是回不去了。在基层的民主选举中，参选的必须是有当地户籍的人口。回乡的精英即使是土生土长的，一旦脱离了土地，就再也不能落籍。回来开发个别项目是可以的，但要想参与地方政治，是没有指望了。
最后附上去年回乡时，随手写下的一首诗，题目《回乡》。
春节过后
依旧是
车轮
碾过石子
小雨
淋湿忧伤
小道通向
拆迁中的村庄
鞭炮过后
依旧是
麻将
连着牌九
好菜
配上好酒
期许稀释
无着落的怀旧
断垣残壁旁
仍然是
未完工的大楼
大红灯笼
照耀
飘零的标语
来吧，放下
想象中的江南
和矫情的乡愁
喝酒
喝酒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思想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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