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皆其来有自，这里不仅存在“两个三十年”的关系问题，而且还存在“三个三十年”的关系问题（1919—1949年、1949—1979年、1979年至今）。我们应该更为自觉地建构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观，以理解中国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历程。对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旨在揭示“两个三十年”之间承前启后的关系以及如何将前后“两个三十年”所代表的发展维度并举兼容。
为此，2016年10月8日本刊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东亚研究中心在奥斯汀联合举办题为“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的第十四届开放时代论坛，来自美国、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近二十位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讨论，其中多数为正在由荷兰博睿（Brill）学术出版社出版的Rethinking Socialism and Reform in China英文书系（《开放时代》精选本，计划出15卷，首卷已正式发行）编委会成员。论坛期间举行了该书系的首发式。与会者从中国革命、城乡经济社会、治理、妇女、媒体、外交等角度全方位检讨了六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路径及其当代意义。
本专题为与会者根据现场发言内容整理出的一组笔谈。
土地改革与毛泽东时代的乡村社会政治生活
江旷
依照会议纲要，我和李放春讨论革命与土地改革。实际上李放春讨论革命，我讨论土地改革。当然，李放春也可以讨论土地改革，我们一起研究土改长达十五年。第一次见到放春的时候，我得知世界上还有第二个人在研究土改，我顿时感到一种威胁，因为我认为他是在抢我的饭碗。但是时至今日，土改被证明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无数的学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土改。我是一个文化史学者，所以我研究土改的时候依赖的是文化学视角。我认为土改叙事在整个土改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叙事模式并不起源于土改，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模式的雏形：激烈的阶级斗争引导农民走向解放。但是在土改中，这种模式才最终形成。很多文学作品，譬如《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白毛女》都是土改叙事的范例。土改叙事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作品，在很多展览中我们也能找到它的痕迹。我播放的照片展示了1952年武汉的一个展览，照片中的讲解员是邓子恢。通过邓子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地主残忍地剥削农民，对农民实行超经济强制，无情地挥霍农民的血汗；帝国主义伙同封建主义压榨农民。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勇敢无畏的农民兄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地主阶级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就是我所谓的土改叙事模式，它的基本框架就是，农民是善良的，地主是邪恶的。这种模式并不仅仅存在于纸面上。在20世纪5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深受其影响，并且深入农村试图去实践这种模式。我准备今天的发言材料的时候，意识到这种叙事模式在改革开放的时候仍然深受欢迎。1978年有一部小说，叫《翻身纪实》，仍然使用这种模式：农民苦大仇深，地主十恶不赦，共产党深入群众组织阶级斗争，最后农民获得解放。
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曾经编过一本书，叫《中国的土地改革》。这本书仍然建立在土改叙事之上。杜润生认为，土改并不仅仅是一场伟大的经济变革，同时也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变革，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阶级结构。他在这本书中完全接受了土改叙事的基本框架：农民苦大仇深，地主十恶不赦，阶级斗争引导农民走向解放。有趣的是，在解释“翻身”这个词的时候，杜润生全盘照搬了韩丁的理念。韩丁的《翻身》同样也是土改叙事模式的范例。我们今天教授土改史的时候仍然会让学生阅读《翻身》。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它曾经激励我研究中国历史，但是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与史实不符的地方。这本书反复描述地主的种种劣迹，但是几十年之后，当一些非常优秀的学者，如黄宗智，去调查韩丁提到的这个村庄的时候，却发现当地根本不存在任何地主。书中的某些内容实际上是韩丁在土改叙事的影响下构想出来的。
我认为应该通过研究档案来探究土改的历史。土改叙事并不能反应农村的真实情况，很多工作队却试图在农村实践，这就造成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贫困、阶级关系和暴力。
中共高层领袖始终认识到土改并不能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他们很清楚在农村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富给农民分配。在土改侵犯富农利益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明显。刘少奇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土改的目的不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而是改变农村的土地所有权。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很多被打上地主标签的人实际上家徒四壁。他们曾经家境殷实，但是土改之前已经一无所有。在我所搜集的案例中，有个人说：“我已经无家可归、一贫如洗，只能寄宿在破庙里。”但是他仍然被算作地主，因为他曾经阔绰过。中国农村当时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极度贫困，即便是把能分配的财富都分给农民，也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基层组织的腐化又进一步恶化了这一问题。在农民协会中，一些刚刚才尝到权利滋味的成员已经开始将斗争果实占为己有，有些人开始大吃大喝。我最喜欢提及的一个例子是腊肉。一个农民协会获得了数百磅的腊肉，这些腊肉全部被协会占为己有。一些贫农甚至企图瓜分中农的财产，在土改叙事中，土改可以令农民“翻身”，所以没有分到财产的贫农开始垂涎中农的贮存。
第二个问题是阶级关系。土改并不单单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冲突，中农和贫农之间也存在严重的矛盾。一些农民协会曾经完全被中农掌控。调查人员误以为贫农是农会领袖，但是实际上这些贫农仅仅是所谓的“开会专家”。中农指派他们去开会，他们也仅仅是体现中农的意志。这些矛盾导致农民很难团结一致。另一方面，很多地主是很和善的人，并不是每个农民都期望血腥的阶级斗争。很多农民可以接受比较温和的阶级斗争和土地改革，但是这些在当时近乎禁忌。在一个村庄中，农会主席试图保护一个地主，因为这个地主是他亲戚，曾经在自己生病的时候为自己看病抓药。他说，这个地主是个医生，是个有用的劳动力。在很多案例中，农民和地主的关系都非常融洽。
第三个问题是阶级斗争。很多时候，农民对于需不需要阶级斗争、需要什么样的阶级斗争没有清晰的认识。这种情况下本应通过说理斗争让农民清晰认识，但是因为在土改叙事中，农民可以通过土改获得财富，实现“翻身”，所以他们往往会选择暴力土改。在四川大足，情况尤其糟糕，人们认为应该发动群众，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榨取地主的财富。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不但地主受到虐待，中农也难逃厄运，因为贫农在地主家中已经找不到可供分配的财富，很多人不堪折磨被迫自杀。
总而言之，我并不认为土改是一场悲剧，也不认为它是恶行，的确存在很多恶贯满盈的地主，也的确有很多农民在土改中受益。但是，我认为，从一个文化历史学家的视角来看，土地改革中的很多问题实际上起源于土改叙事的特殊结构。
作者单位：美国图兰大学历史系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开放时代》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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