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是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谭同学在广东农村沉潜七年做田野调查的成果，通过为一个个活生生的农民作传，展现了一个与人们的想象很不一样的中国农村社会。
[ 中国很多农村研究因受欧美影响太深，学者们对农村并不真正了解，提到农民就是刻板的形象，比如打工、留守、麻木、自私。 ]
[ 而在深入农村进行了七年田野调查的谭同学看来，即使看似日益“空心化”的乡村社会，依然沉淀着复杂多样的农民 ]
眼前这位皮鞋上的灰看起来从没擦过的矮胖老头，“文革”时竟是远近闻名的造反派头头。上世纪80年代初期，豪爽活络的程守义迅速跟上形势变化，开始做生意，成为村中最早一批大老板，此后一度又纵情声色享受。他随身带了一个U盘，里面是他找“小姐”的过程。“原来我很‘马列’的，现在变成这个样子真是恍如隔世。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人生简直就像一场梦。”
尽管2014年谭同学就结束了在广东中等发达地区乡镇和村庄的田野调查，但相熟农民的身影至今还在他脑海里跳跃。在村中，像“能人”程守义这般经历跌宕起伏的村民固然是极少数，但他不时展现的人生悖论，在前后访谈的150多位村民中，几乎都有不同程度展现。
“哪怕再普通不过的农民，交谈久了都会发现，他们说话就像哲学家。”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如今身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的谭同学说，他不忍心把村民们的经历切割成碎片，分散到各个角落，所以决心效仿《史记》，为这些村干部、农民老板、乡村知识分子、普通农民作传。这是一种相对新颖的人类学调查写作手法。与学术界大多仅有一年时间的田野调查也不同，谭同学的调查前后历时七年，是当前为数不多的农村深度调查之一。
于是，在新著《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下称《双面人》）中，他们不再是副镇长眼中毫无特色的“群众”，也不再是大众话语体系中一言以蔽之的“沉默的大多数”。通过农民群体自1949年至今，所面临的乡村生活传统与历次政治运动及现代经济社会转型的交融和冲突，展现了一个层次视角都丰富独特的中国乡村社会。
能用“异化”理论自我理解的农民
2007年，尚在中山大学读博士后的谭同学来到粤西桐县渡桥镇程村。这是一个保存相对比较完好的古村落。族谱记载，村庄建于明永乐年间，有程氏大宗祠和大量明清、民国时期的祖屋。村民自称是北宋理学家程颐的后代。
刚进程村，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就横在谭同学面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因为介绍他来的村干部平常喜欢假公济私，不太受村民喜欢，村民对谭同学也有些回避，他只好在村委会住了两个暑假。直到2009年国庆节之后，就像那位副镇长所言，发现“阿谭”原来是“无公害产品”，做调查纯粹是“满足读书人的好奇心”，他才在一位村民家租下房子，访谈僵局也得以完全打破。
74岁的程守义的出现，让谭同学此番田野调查呈现出不同的色彩。那是2007年底，谈及“文革”时有人提及，做过副村支书的程守义是重要人物，不仅带着村民参加武斗，还进了县“革委会”。“我以为是个很威风的人。”谭同学说，第一次接触时却发现他的外表太不起眼了，衣服也皱巴巴的。与村民唯一不同的是，外出不会穿着拖鞋。
程守义2000年前退出生意场时，资产变现已有800万。对于访谈，他刚开始也很谨慎，仅聊了“文革”期间的经历。次年熟悉起来，又详细说了自己如何从生产队开小差做木工，进而卖牛肉、养鱼致富的经历。到了2010年，他显然已将谭同学视为朋友，兴致勃勃地讲起交“女朋友”的过程，甚至还把出去玩的照片也翻出来。
“完全没想到他是个如此戏剧化的人。”回忆起程守义，谭同学至今还记忆深刻。这个从小爱读书的“造反派”和“大老板”，竟然能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解释自己的变化，“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变成了物，比如我现在看看和那些‘靓女’的录像，就会问，那个人是我吗？”
“中国很多农村研究其实受欧美国家影响很深，有些学者对农村并不真正了解，提到农民就是刻板的形象，比如打工、留守、麻木、自私。”谭同学说，程守义的出现让他意识到，看似日益“空心化”的乡村社会，依然沉淀着复杂多样的农民。此后的田野调查中，他便更加留意关注村民性格的复杂性。
比如再普通不过的程守宽，和妻子勤劳一辈子，但总是在“挣扎”，“每当家庭稍有点起色，很快就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压得喘气都喘不过来”。不过，他却是村中少有的性情豁达、说话幽默的人。2012年夏天，和谭同学聊天时，他说：“人在世上，命运好不（相）同，都是本性决定的。比方我，本性就是老实巴交。拍马（屁）的事不会做，在大集体那个时候就吃亏……本性这样，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做事情，那命运也就朝这个方向发展啦。”
谭同学说，正是农民这些看似矛盾的地方，在面临社会改变时，能够转化为继续将日常生活过下去的动力和应对办法。“因此中国农村有些基本东西是不能破坏的，尤其是经济上作为社会保障的土地功能要确保，这是底线。”
乡村知识分子的“钟表店启蒙”
谭同学本科和硕士学的都是政治学。在政治学界，一个俨然不需要证明的观点，就是农民政治上缺乏民主意识和素质。“读硕士时我一直疑惑的就是，既然都认为农民不适合搞民主，那为何村民自治试点又要先从农村做起，而不是大学呢？”
在程村待了几年后，他发现，这其实是个很大的误区。“以前很多人认为，农民缺少政治民主素质，那我们就教育他们，而不是去反思村民自治、选举、民主监督等体系是否有问题。”
原乡村教师程守德，是谭同学多年田野调查中最难忘的一位乡村知识分子。“他对政治也有惊人的敏感性和预见能力。但很可惜，从未走向政治的道路。”
与小说《白鹿原》中被陈忠实理想化的乡村知识分子朱先生不同，程守德一生中相当多的精力都花在试图改变生而贫寒的命运上。1970年代，为了养活妻儿，他几次计划去香港谋生，但考虑到执教的学生没有举行期末考试，临时改变“逃港”时间，终因边境管控加强作罢。此后，他又辞掉16年工龄的民办教师工作，去学修手表，失去了转为正式教师的机会。如今，年老的程守德热衷宗族事务，参与修族谱、祭祖等活动，还重新练习毛笔书法，学习作对联，掌握红白礼仪知识。
程守德的弟弟程守智高中毕业，也是公认的“知识分子”，对村庄公共事务尤感兴趣。他当过邻村村长，让村民喝上安全的泉水是其至今仍被提及的“民心工程”。后来，修路时农民土地被征收，为了维护村民利益，他不惜与镇长当面对质。在随后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程守智明显遭到排挤，但他依然喜欢就村中公共事务发言。“没见过这么爱管闲事的人。”村民们这样说他。
在程村，性格达观温和的程守德非常受人尊敬，他开的钟表维修店尽管因手机普及生意早就萧条，但意外地成为类似“广场启蒙”的场所。程守智和另外一些关注时局的村民，总喜欢在此喝茶，针砭时事。他们尤其关注公务员的腐败问题，激动时唉声叹气，满脸通红。这时候，程守德就会递上一支烟，或者倒茶，将对方打住，“看开点啦，有个好身体要紧，其他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啦”。
谭同学说，“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是眼下乡村普遍的社会现象。这是因为日常生活变好的同时，农民对生活又充满种种不满，比如以经济状况为主要标志的社会阶层间差距过大。甚至连那些原本在乡村经济生活中保持优势地位的农民，也会多有抱怨。“所以我们的制度鼓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就会出来。比如程守智，他其实很想做村干部，但换届时乡干部有意识选了另外一个更听话的人。”
乡建应适度与农村社会原有关系网络结合
在人类学领域，谭同学有丰富的田野调查经历，他在湖南、湖北、贵州、江西、河南都做过田野调查，也开展过农村实践，涉及合作经济、老年人之间的合作等。《双面人》完成后，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今后再参与农村实践，方向将侧重于农民作为生存底线的土地保障以及农村社会管理。“现在农村的社会建设并没有真正做起来。一些政府部门把社会建设简单等同于社会控制，以为到处安装摄像头就完事。农村也应该引入社工。”
“程村调查很深的感受就是，不管是国家还是知识分子或者民间组织，推动乡村建设时，适度与农村社会原有关系网络相结合，效果会比较好。现在很多关于乡村的理念都来自西方，但中国原有社会传统与西方毕竟不一样。”比如女性权利，很多民间组织在农村的维权都容易陷入女性和丈夫是敌对状态的漩涡。“如果按照非常西方的理念，女性维权应该找派出所、法院等。问题是，乡村社会中，主要的性别不平等或者家暴并非很厉害，官方机构人手也有限。盘活家门口的资源效果会更好。”
谭同学还提及对农民上访问题的研究。很多学者受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影响太深，在一些研究案例中，中国农村似乎化身为民主斗士。“但实际上大多数时候农民会抗争后就认命。就像程守智也准备上访，写过两封信，没有效果后就算了。”
“认命”的念头，在程村年轻人中也很普遍，谭同学认为，这就是当前乡村社会普遍的“犬儒”心态。程村的大部分年轻人初中毕业后都去珠三角打工，也清楚地知道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农民的年轻人就这个命，还能有什么好的打算？”一位初三的少年对谭同学说。他们喜欢在手机上看小说，但从不看金庸，因为“历史太沉重”。谭同学为此大为触动，还专门下载了男生们热衷看的官场“穿越”小说研究。但那些小说情节千篇一律，被程守德身家上千万的儿子鄙视为“尽是一些屌丝一样的空想”。
谭同学进一步指出，当前很多关于中国农民的观点，其实都是站在俯视农民的角度，所以很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就像这几年春节前后，各种返乡记录会在互联网上流传，掀起舆论争论。这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人变了。“鲁迅在《故乡》中写，戴着银项圈活泼可爱的闰土变成了木讷的中年人。但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闰土的变化其实是同一种文化下生命周期的变化。真正发生变化的是鲁迅，是他出去之后再回到家乡，眼光变了。”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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