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实际上我是从1992年开始就已经开始接触中国大陆的乡村教育，1992年我在香港建设工厂，之后我就跟几个朋友，在香港发起一个就叫“苗圃行动”，我们“苗圃行动”的宗旨就是促进中国基础教育。我们当时的目标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让适龄儿童完成九年的义务教育。第二个目标就是改善办学的条件，我们买课桌、椅到承建学校。第三个就是提高老师的素质。当时我们选择的服务点是在中部湖南地区，我们从1992年到1998年这6年，我们在湖南5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应该最起码建了可能超过两百所学校，资助了很多很多的小学生跟初中生和贫困的老师。我记得当时在1995年，我们其中一个捐款人，就是现在我的老板施永青先生他当时捐了几万块，我们将他的几万块都放在湖南的张家界桑植县一所贫困的学校，因为当年90年代建一所学校从我们之前的从百万到十几万都有，当时施先生捐的几万块我们就放在桑植县。1995年那时候，我们当时风头那么紧，也还是要去考察整个学校，我也邀请了施先生去考察这个学校。当时我告诉他，我们要从我们这儿坐27个小时的火车才到张家界，再坐两个小时才到桑植镇，他当时说没问题，你都能坐为什么我不能坐，所以我们就去考察了这学校。考察完以后，我自己就待在桑植县待了一个月，考察了40所学校，都是小学。整个从1992年到1995年，我考察的桑植的学校最起码都有100所学校。
所以我对农村的教育的情况，可能我不是学教育的，但是我在那里面我看到这些问题，我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所以当时我就感觉到桑植的农村的孩子上学难。但到2000年以后，国家的投入力度很大，尤其在危房改造这一方面投入大量的基金。还有，为了公平教育，搞了很多合并，这个合并其实也带来很多的问题。一直到2008年11月份，我到了施永青基金，基金当时跟我讲，他想做的是中国农村经济。当时我问他怎么要关心这一个问题，他说从1982年到2000年一直都有谈到“三农”问题，所以他认为“三农”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他希望能在“三农”问题上出一份力，还有希望通过我们基金的帮助，能施展贫穷农民的潜能，希望他能自己好好享受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从这一个角度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农村的发展，我们过去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的基金都是针对农村发展，我们做大量的基础建设的工作，比方说修路、饮水工程，我们在云南的交通是我们修得承载的公路都超过一百条公路，也是我去验收这些公路，看到年轻人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农村的年轻人看到他们的路修通了，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展，不需要到外面打工。
我们除了做基础建设以外，我们还有做了一些小额贷款。还有我们在农村里面，我们觉得中央要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要靠农民自己合作起来，来推动自己地方的发展。最近两年，我们开始做的就是除了经济的发展以外，我们开始做一些相关的服务，从教育、卫生到老年，我们都开始关心这一种服务。最近两年，我们每年捐赠的款大概是2000万，教育的部分不是太多，大概是10%。在10%里面，有一部分基金是我们自己有团队在自己的服务点里面跟政府合作，做我们的青华奖学金。我们要求获得奖学金的学子拿到我们奖学金要好好读书以外，也要他回到农村里面做服务，我们才会继续支持他。因为我们有自己一些NGO的教育项目，比如怀化乡村儿童启蒙教育的一个项目等等，还有就是有一些在青春迷茫的这些孤儿，因为他们是留守儿童，这些孤儿的陪伴的项目。虽然我们的投入基金不多，但实际上让我最牵挂的就是这些留守儿童。所以每次听到有留守儿童可能自杀、死亡、性侵，我都觉得非常难过。从90年代的上学难到公平教育，到现在的留守儿童的问题，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问题，留守儿童的问题我觉得比以前的问题更大、更严重、更难去解决。所以我自己一直想，我们可以做什么让农民不要到外面打工，可以留在乡村发展，可以一家人在农村里面过上幸福的生活。
所以我们还是继续努力，每次我们参加乡村文明论坛，我都觉得很开心，因为每次我们可以听到一些政府官员、师者，还有很多一线的工作人员分享他们自己的个案，从个案里面对我自己来讲有很多的启发。所以我预祝这两天的论坛能圆满成功，谢谢！
作者系施永青基金总干事、北京永青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本文系作者在第四届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的致辞，根据录音整理，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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