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乡村生活场的表达
尽管自打工潮兴起后，就有农民工返乡创业，但创业的脚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急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课题组对3026个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大型调查显示，1990年以前返乡创业的只占4%，1990-1999年返乡创业的占30.6%，而2000年之后返乡创业的则多达65.4%，而这其中2010年前后又占有着相当比例。
可以说，2010年前后，农民工返乡创业同当年打工潮一样，成为一股小小的潮流。创业实践都已成为小潮流，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则更多。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对1145个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有返乡创业意愿的农民工高达64.6%，而他们的平均年龄是35.24岁。
为什么在这样的时间，为何如此高的比例，何故又是在这样的年龄里？是什么激发了这种渴望？
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因素有很多，传统的解释上有现代化的理论关照，即在外打工期间现代性的的增长而孵化创业意愿，催生创业实践，还有情境结构性视角的多元分析，即政策环境的利好和金融危机的倒逼。而从乡土生活场来看，事实上情况如何呢？
打工并非创业的“孵化器”
就像孵化器能够孵化出企业那样，不少人认为农民工打工的工厂是天然的“孵化器”。之所以有这种认识，缘于一种简单的现代性俘获的认知，即认为农民工在城市中打工，获得了经济收入、技术和管理经验，并认为这些要素正是他们返乡创业的基础资源。
而事实上，打工收入、技术和管理经验不但不一定能够孵化创业实践，就连创业意愿都不见得能够孵出。可能正好相反，打工远离妻子父母的孤独、艰苦生活环境、流水线枯燥的工作、无娱乐休闲时间甚至不公正待遇才是打工真正孵化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因素，而不是资金技术。从不少返乡农民工脱口而出的“打工真没意思，都是出憨力的活，又不自由”不难看出这一点。
从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来看，来自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创业类型中个体工商户和家庭规模经营占了79%，创业资金来源62%来自亲戚朋友借款。由此观之，无论是打工收入还是学习技术都和创业基本关系不大，对于管理经验，流水线上的农民工都没机会走向管理岗位，经验更是无从谈起。
如果非要说打工孵化了创业，那可能是打工是青年农民工离开学校走向社会的一段可长可短的桥梁，打工是青年农民工的成人礼，在经过洗礼和磨练才像大人那样思考真正的需要。
政策的诱致性仍未显著发力
无论是当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潮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还是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业”大势下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都是国家从宏观层面推出的稳定就业，支持创业的政策措施，具有指导性和原则性。而变成具体的政策工具需要各地各部门拿出见效的举措。而事实上，职业技能培训，创业教育并不匹配农民工真正所需，甚至在全国总工会的调查中，有不少农民工是很反感培训的，再说对于整体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枯燥币并不一定和他们胃口。而至于支持创业的政策，诸如简化登记、税费减免、用地便利、创业贷款、放开行业限制，更多的是对应开办企业的创业需要，而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只有20%的返乡创业是开办企业，也就是说对于农业多种经营、开个门店、搞个运输、个体经营的创业类型，政策的优惠并不能精准的匹配返乡农民工创业需要。
优惠政策中，最实用的要数5万元的小额贷款。据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湖北蕲春的调查显示，“不少创业者使用过这笔资金，并不主要，大多数创业者较少依赖正规金融机构，他们主要依靠自有资金，亲戚朋友借款，甚至一种农村商人的特殊资金来源形式——向上游供货商赊账”。
而如果全然否定政策措施的效应，绝对是不厚道的。近些年农村基础设施大力改善，农村面貌和消费水平都有很大提升，公共服务和创业环境也都空前好转，这些都是引归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大环境好气候。
那什么才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和实践更加隐匿的因素呢？我们回到真切的乡村生活场。
“打工—返乡”完结生命轨迹的不美好“示范”
打工经济兴起后，农民的生命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传统生命历程转变成“打工—返乡”的新的人生轨迹。打工几乎成为农民的必经人生阶段，而返乡也成为农民工的必然生命归宿。
因为没有实现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制度化的生活状态以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而最终回到原点，上世纪80、90年代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纷纷结束了在城乡穿梭摇摆的生命历程，回归乡土。数以亿万记的老一辈农民工用他们完整的生命轨迹——“18岁以下：读书阶段、憧憬务工；18-25岁：尝试务工，结婚生子；25—45岁：专心务工，积累资本；45—60岁：瞻上顾下，渐退舞台；60岁以上：离工返农，养老带孙”——向新生代农民工展示了他们未来几乎看得到的并不那么美丽的结果。伴随着这种结果的是“告老还乡，没有荣光”、“ 打工打工，到头一场空”的慨叹。
父辈农民工的“打工—返乡”的完结生命轨迹没有任何悬疑，真切并有声有色的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抉择。相比较父辈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对扎根城市更加渴望，对返乡务农更为不甘，对从事高强度流水线、建筑工地打工生活更不情愿，对像父辈那样“到头一场空”更为恐惧。
“我可不想像我爹那样，打工一辈子最后还是回来种地，即使将来不能在城市立足，我也不想回去靠种地吃饭，想想他们那样就害怕，真不如赶紧回去搞个小生意，总比年纪大了啥都没有强”（个案1：武汉木村，30岁，深圳打工，男）
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言，渴望却又扎根艰难的现实情境下，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农民工仍需按照上面所述的“打工——返乡”的生命轨迹返乡。而与其到老发现身份证上的年龄已经高于工厂的要求或者发现自己已经不适应工厂流水线而被辞退后回归土地，“提前返乡”即主动在务工一段时间后返乡创业就成为打破了常规的年老返乡的规律，改写“打工—返乡”生命轨迹的最优选择。
面对父辈农民工“打工—返乡”的尴尬示范，新生代农民工生成创业意愿并实践既是对在城市非制度化生存状态的反叛，也是对在城市中无法扎根的自我调试，更是对“打工—返乡”这一理想型农民工生命轨迹本身的自我突破。
打工祛魅中舆论场话语的转换
在打工这种农民生计模式刚刚兴起的那个年代，外出打工对于广大留守农村的富裕劳动力来说是充满奇幻色彩的经历和想象，最早外出的一批外出打工者几乎成为农村人眼中的时代弄潮儿。尤其当他们通过打工获得比那些留守家庭过上较好生活的时候，他们身上的传奇色彩和能力自然而然都会在村庄中流传开来，大家都会投上艳羡的目光。在笔者小时候的记忆中，村里90年代外出到沈阳收破烂的农民工每次过年回来，村民都不约而同的围过去，听他讲述大城市的车水马龙，看他展示当时被认为精美稀奇玩意。“城市打工挣大钱”的浪漫想象不胫而走，妇女们开始捣鼓自家老公跟着出去，甚至发生妇女撺掇老公出去打工，老公不舍得离家而吵架闹离婚的现象。
而2000年以来，打工成为普通农民最基本生存方式之后。城市生活的艰难、打工生活的艰苦、工厂挣钱的不容易全景真实的展现在所有农民眼中，打工的传奇色彩和对城市的烂漫想象都烟消云散，继而“打工是挣钱，挣得都是血汗钱”的真实评述代替了“城市打工挣大钱”的浪漫想象。
“开始听周围人说城市打工好，挣大钱，自己抛妻弃子就跟着去闯荡了一下，结果发现那吃的住的真跟个家里养的猪都不如。倒不是被欺骗了，可能是农民穷惯了，尝到一点甜头就觉得满足才会认为打工挣大钱的，其实都是血汗钱啊” （个案2：黄冈宋村，35岁，武汉打工，男（据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蕲春调查））
在打工去除浪漫想象之后，变得人人可为之后，对打工者有能力的评价话语在近几年悄悄的被“***打工回来搞了个小生意，比打工强多了”的话语更替。出于对家庭完整性的考量和打工真实情况的体认，以及父辈打工者的人生经历后的慨叹，让新生代打工者开始不再迷信打工，甚至是痛恨打工。
以笔者所在村庄为例，近两年由于出现了几例靠返乡创业挣钱的“典范”，家家户户父亲都以他们为榜样教育子女，妇女都以他们为话题给老公吹耳旁风。就连笔者这样一直在外读书工作的村庄编外人每次逢年过节回家都能听到村民对那几家返乡创业典范的议论和羡慕。
“你看丁庄丁国强的儿子和儿媳妇，听说在家里搞了个可以网上卖东西的营生，还都是卖给国外，也不知道卖啥东西，但听说每个月都挣上万块钱，跟坐办公室的一样，打打电脑就赚钱了，就是没那脑子，跟杨庄杨友谊一样，在集上搞个服装店也挣不少钱吧，总比打工强”。（个案3：亳州杨村，村民议论）
就如当年打工是有头脑敢闯荡的表现一样，现如今“回来搞个小生意”成为农村新的成功标准，打工已经得不到村庄共同体舆论的认可，村庄舆论开始诉说那些返乡创业者的成功故事。个体行为主要来自周围人群对是否参与行为的看法，尤其村庄舆论更是具有萦绕改变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力量效应，“返乡创业”的想法冲动自然而然的扎根于他们心中。
乡村社会价值系统中的社会竞争
在农村封闭的乡土地域内，有着基于地缘而相对稳定的乡村社会关系和价值意义系统，村民都会在日常关系中成就自我。在这套价值意义系统中，家中出“大学生”、“当官的（医生老师银行）”、“当老板的”是非常有面子的事情。而在农村中，大家都争面子，都想家中能有那样的人，这才能让自家在村庄的社会关系中获得面子尊严和社会地位，才能“让人家看得起”。
在农民职业具有极大代际传递可能的农村社会，“出个当官的（医生老师银行）”、“出个做生意的”是农民打破代际传递魔咒，获得比其他农民更有尊严面子和社会地位的理想途径。
想“当官（医生老师银行）”高等学历教育是基础，所以“出个大学生”替代性的成为有面子的事情，家中出个大学生就算在村庄的社会竞争中占了上风，成为获得尊重和羡慕的事情。
近些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农村大学生在绝对数量上是增长的，每个村多多少少出了一些大学生，这让他们的家庭在农村的社会关系中暂时地获得了荣光，收获了面子尊严。
尽管曾经一段时间，大学生花费巨大，毕业后并不一定能够找到好工作让学历教育失败的家庭短暂回归了心里平衡，并在打工比上大学挣钱的比较重获得一定的比较优势，甚至形成“读书无用论”的酸葡萄艳羡。但随着两者生命的延展，打工者的体力和青春随着年龄消逝而逐渐返乡归田，而大学毕业生随着工作时间的积淀逐渐在城市立稳脚跟，打工在跟读大学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我读完高中没考上大学，我从一起找到大的却考上了，当时脸上好没光啊，父母也整天唠叨我，说从小一快长大的，人家考上我没考上觉得我丢人。想象确实，人家读大学时候，我海南在蔬菜水果市场搬运，但我想想那绝对不是常法，一辈子那样下去还不得憋屈死，干了几年后，我就在亲戚带领下回来在大型超市里承包了水果蔬菜摊位，现在一年至少挣30万，还买了PASSAT(帕萨特),过的一点不比同学差啊，再见面也不觉得没脸面了” （个案4：十堰谢村，32岁，海南打工，男）
学历教育的失败者所能够获得一种逃脱农耕生活，超越打工体验，稳定可预期的生活际遇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做生意挣钱。“可能打工是能挣到钱，但不像读大学那样，打工不是一辈子的事”。“返乡创业”是那些新生代打工者得以和昔日的玩伴并驾齐驱的最有效方式，也是有面子的高价值展示。
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和实践是受多重因素影响而生成并作出的，是村庄生活场价值意义系统和个体家庭、市场理性共同形塑的农民主体“实体理性”结果。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拉近劳动和生活的关系，改善农村整体境况乃至推进新型城镇化，活跃县域经济都有积极影响，但也要注意到他们创业的盲目跟从与市场风险的无情摧折。
（作者简介：王志恒，1986年生，安徽亳州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现为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大办公室秘书科干部；谢廷廷，1984年，湖北十堰人，内蒙古农业大学本科，现为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团委干部）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