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的分析
一、导言
（一）研究背景
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的关键时期，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导的改革措施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新动力的关键。与此同时，优化需求结构，发挥消费在需求侧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非常必要。此外，消费的水平和构成是度量福利的最重要的指标，因此，理解消费行为及其变化，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消费水平不仅仅是度量人民生活的主要方面，更是今后拉动经济增长的未来方向。关注家户的消费函数和消费态势，了解不同群体的消费模式，并找到可能抑制消费的制度性问题，成为重要的议题。
（二）有关消费形成的理论和经验探讨
应该说学界始终在讨论消费形成的理论基础、形成机制并进行着对于拉动消费的途径的相关探讨，而且也分别从户籍和保障制度两个方面都做出了一些相关实证分析。然而，将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与之挂钩的养老保障制度这两个相联系的方面综合起来考察其对于家户消费的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相对薄弱。本文在测算本地和外来家庭消费倾向差异的基础上，从预防性储蓄的角度重点考察户籍的不同如何通过可获得养老保障水平的差异对于家庭消费产生影响。这对于如何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设一体化保障体制以便进一步拉动消费潜力具有一定的现实和政策意义。
（三）人口流动模式、社会保护与消费模式
首先，在不考虑流入人口个体特征的情况下，原本生活在农村的人口流动到城市以后，将使城市常住人口的构成发生变化。由于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在消费水平和模式上存在差异，如果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消费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那么，人口流动而产生的城市常住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会导致不同人群之间消费倾向的差异。其次，人口流动的模式由劳动力流动所主导，这种流动模式具有高度选择性，即只有那些个人禀赋符合劳动力市场需要的劳动力才能流动。老人和少儿等抚养人口，则由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不足，成为留守群体。而以劳动力流动为主的高度选择性的人口流动模式，则更加剧了人口结构在城乡之间的不平衡。由于不同人群在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上的差异（Du and Wang，2011），即便城乡人口的消费模式没有差异，这种选择性的人口流动模式由于改变了城市的人口年龄分布，也会带来总体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变化。因此，带来城市本地家庭和外来流动家庭消费差异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与人口的年龄构成相关的消费特征差异（李文星等，2008；王金营等，2006）；另一方面由于预防性的储蓄的需求会挤占当期的消费需求（臧旭恒等，2000；凌晨等，2012），社会保险作为预防性储蓄的方面也会造成消费差异。正因为如此，本文以下的经验分析将利用住户调查资料，关注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本地居民之间消费模式是否存在差异，并依据笔者所能掌握的信息，在年龄结构和社会保险所带来的预期保障两个方向上尝试理解造成这种消费模式差异存在的原因。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和研究方法
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后简称CULS）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组织实施的针对城市住户的劳动力调查。2001年至2016年，该调查一共进行了四轮。2016年的第四轮调查在上海、广州、福州、武汉、沈阳、西安6个城市实施。调查最终收集到的有效样本包括城市本地家庭3897个、9753人，外来家庭2581个、5695人。CULS问卷包含了丰富的信息，涉及个人及家庭的基本特征、教育、就业、收入、消费、技能、时间配置、社会保护以及主观态度等。本文重要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与户籍相关的家庭所享受的养老保险水平对于消费模式可能产生的影响，因此如何测度养老保障程度成为本文主要的指标。这里主要考察3类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农保）的效果，我们以家户成员享受的保险的实际给付水平作为预期收益，计算家庭生活保障的平均水平。为了观察农村流动家庭和城市本地居民家庭在消费模式上是否存在差异，本文以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模型为基础，并参照已有文献对于消费函数的分析对两个群体的消费弹性及基本消费的情况进行研究。从基本的变量统计上可以看到，本地居民的年龄分布在整个生命周期上更为均匀，农村流动居民的年龄更集中于20～35岁左右的区间；本地家庭人均收入略高于农村流动家庭，但差异不大；两个群体在总消费上差别不大，扣除大额消费后农村流动家庭的消费低于本地家庭。
三、户籍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初步经验证据
（一）户籍对消费的影响机理
如前所述，消费模式的差异之所以与户籍制度相关，可能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如果农民工和城市本地人口处于即期收入分布曲线的不同区域，那么，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存在，这两个群体可能存在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不过，只要收入决定与户籍制度无关，并不能说明边际消费倾向的这种差异是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其次，即便即期收入相同，永久收入的差异也可能导致消费模式的不同，因此，一旦决定永久收入的因素与户籍制度相关联，例如社会保护制度，那么户籍制度将成为影响消费模式的决定因素；第三，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改变了城市的人口年龄结构，已有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是消费模式的重要决定因素，例如所谓的“退休消费之谜”实际上反映了年龄结构对消费模式的影响（Banks et al.，1998；Bernheim, et al.，2001；Hust, 2008）。
（二）两个群体的消费模式差异
为了初步刻画城市本地家庭和外来流动家庭在消费模式上的表现，我们首先拟合两个群体的消费函数。可以看出，对于全部消费来说，外来家庭拥有更高的基础消费，但对于不包含与住房相关的花费来说，外来流动家庭的基础消费是低于城市本地家庭的，这应该源于大多数外来流动家庭没有在当地拥有自己的住房，因而需要支付房租等支出，而更多的城市本地家庭拥有住房因而不需要相关支出。从消费倾向上看，无论是对于哪一个消费定义，外来家庭均拥有更低的边际消费倾向。从拟合的二次型消费函数上可以看出，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提高是逐渐下降的，这对于外来流动家庭更为明显。
四、消费模式是否和户籍相关联？
我们进一步通过不同的设定来观察消费模式变化和户籍制度的关系。如前所述，户籍制度对消费模式的影响可能主要通过两个路径：其一，与户籍相关的制度安排，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对消费模式可能会产生影响；其二，由于劳动力流动成为人口流动的主导模式，导致了流入地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并对消费模式产生影响。由此可以推断，如果这两种路径的确是户籍制度影响消费模式的主要因素，在控制了户籍导致的社会保障差异和年龄结构后，户籍变量在消费决定方程中将出现显著的变化。
首先，观察户籍制度对家庭全部消费的影响。相关回归结果显示，消费水平随收入增长呈非线性的变化关系。外来人口的初始消费水平高于城市本地人口，但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城市本地人口。模型控制了家庭的年龄结构后，发现本地家庭和外来家庭的消费模式的差异进一步加大，外来家庭拥有更高的基础消费以及更低的消费弹性。进一步加入了养老保险指数、养老保险指数与外来户口以及养老保险指数与收入的交互项后，模型的结果显示，养老保险的系数为正，养老保险和收入的交叉项系数为负，养老保险与农村外来户口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也就是说养老保险有助于消费的提升，并且对于收入较低的家庭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即外来人口与城市本地人口的消费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年龄结构和户籍相关的制度性因素相关。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发现是否稳健，我们将所有与住房相关的大额消费如住房首付、月供、装修、租房等支出依次从家庭总消费中剔除，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同样的模型设定估计上述几个模型。这样不仅使消费数据更接近于平滑的日常消费，也使得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消费项目的可比性更强。估计结果显示，养老保险指数的系数依然为正、养老保险和收入的交叉项系数依然为负，且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但养老保险指数与户籍交互项的系数仍然不显著。也就是说，在剔除住房相关花费后，养老保险对消费仍然有提升作用，尤其对于收入较低的家庭。
鉴于这样的结果，本文再次尝试以上述模型为蓝本，但并不再分离户籍相关的消费差异中的绝对值部分和消费倾向部分，在模型中只保留户籍虚拟变量，去除掉户籍和收入的交互项变量估算模型，仅观察本地家庭和外来家庭的消费差异的绝对值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出，对于包含住房相关支出的全部消费而言，外来家庭的固有消费更高；在控制了年龄结构以后，外来家庭的固有消费更低，也就是说如果外来家庭拥有和本地家庭同样的年龄结构，那么外来家庭的总体消费水平会更低；在最值得关注的加入一系列社会保险相关变量的模型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于全部消费还是去除住房相关花费的消费而言，如果享有与本地家庭同等的养老保险的覆盖，外来家庭较低的消费水平会有所提高，养老保险的预期收入有助于本地家庭和外来家庭两个群体在消费模式上的趋同。
五、动态变化: CULS3～CULS4
值得说明的是，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CULS）是从2001年开启的一系列调查，已经分别在2001年、2005年、2010年和2016年进行了4轮调查。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消费模式在不同时段上的表现和变化，我们采用2010年进行的第三轮调查数据进行同样的测算和刻画，用以与2016年的状况加以比对。
（一）养老保险情况变化
可以看到在2010～2016年间，本地家庭的养老保险无论是在水平上还是覆盖率上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提高的幅度并不大；然而，在此期间，外来家庭的养老保险水平从0.23提高到0.6（相对指标，本地家庭在2010年的取值设定为标准值1），覆盖率更是从0.17提高到0.51。也就是说，虽然在养老保险方面本地家庭和外来家庭的差异仍然十分巨大，但是，这一差异也在逐渐的改善中。
（二）消费模式变化
对于全部消费，如果区分绝对消费和消费弹性两个部分，本地家庭和外来家庭的消费模式差异在2010年和2016年间变化很大，具体体现在：2010年，外来家庭具有更低的基础消费，但消费弹性更高；而在2016年，可能源于住房等相关消费的大幅提高，外来家庭的基础消费更高，而消费弹性更低。如果不区分基础消费和消费弹性只观察本地家庭和外来家庭消费绝对差异的话，对于扣除掉住房这样的大额消费的消费而言，总体而言，2010年到2016年间外来家庭的消费模式已出现了与本地家庭趋同的趋势。
（三）养老保险提升消费效果的变化
本文更加关注的是与户籍制度相关的社会保险对于家户消费模式的影响效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相应的测算结果表明，在2010～2016年间，养老保险对于消费的提升效果是显著提高的，养老保险指数的系数为正且显著变大；养老保险对收入较低家庭的消费的提升效果是增强的，养老保险指数与收入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且绝对值也有所提高。2010年，养老保险对于外来家庭的消费水平提升效果更强，然而这个对于外来家庭额外的提升效果在2016年已不再存在。
六、结论：消费模式转变与扩大消费
户籍制度对中国劳动力流动模式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其消费模式。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改变了人口在城乡间的分布，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蔡昉，2018）。与此同时，这样的人口流动对消费模式的变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已有研究关注农民工消费的问题（王美艳，2017）。而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个人的社会保障不可携带，在同一地区的户籍差异也带来了家庭消费差异。本文聚焦人口流动模式对城市常住人口的消费特征的影响，利用丰富的住户调查数据，对外来流动家庭和城市本地家庭的消费模式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估算和分析。
分析和测算结果表明，如果不考虑住房相关的大额支出，外来家庭的消费水平显著低于城市当地家庭，造成差异的部分原因是两个群体不同的年龄结构。除此之外，不拥有城市当地户籍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养老保障的获得上显著低于本地人口。而恰恰这一关系到未来预期收入的养老保障对于消费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通过对人口流动模式和社会保障体制的矫正，可以优化消费结构、扩大消费的潜力（包括基础消费和消费倾向）。这也可以从本文对2010～2016年情况的动态分析结果上反映出来。分析结果表明，在此期间，虽然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在社会保险的获得、消费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始终存在，但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的享受情况已有较大改善，消费模式也略有趋同，且社会保险对于消费的拉动效果也日趋显著。因此，可以期待更深化的户籍改革制度的推行，消除与户籍相关的保障制度方面的障碍，进一步缩小不同群体间的消费模式差异，通过消费的提升带来贡献经济增长的源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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