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湖北B村的分析
【摘要】既有研究对“农村光棍”展开了较为充分的论述，但几乎没有研究者将其与当前的城镇化进程联系起来加以讨论。基于湖北B村的田野调查，农村光棍的形成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息息相关，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在体制和资本的双重作用下，农民虽然能够进城务工，但缺少在城市生活的机会与能力，从而削减了其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与城镇化相伴随的劳动力外流，客观上造成了农村社区的凋敝，凋敝的农村成为适婚人群缔结和维系婚姻的“推力”；“半无产阶级化”或“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拆分和肢解了农村原生家庭，从而使得夫妻双双沦为光棍；城镇化叙事下，个人观念发生了变迁，农村成为了一个“不被看好”的社会角落，并最终影响到个人的婚姻抉择。
【关键词】农村光棍；形成机制；城镇化
一、问题的提出
第六版《辞海》对“光棍”的界定是“地痞流氓”“单身汉”。刘燕舞结合农民的俗称和《现代汉语辞海》中的界定将“光棍”定义为因为各种原因而未能有妻子的成年男性。随着社会的变迁，光棍不再是男性的专利，女性光棍也在都市里大量涌现。本文根据研究实际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将“光棍”操作性地界定为出生在1970年及其以后的未婚成年男性，其中，事实婚姻被看成是“已婚”。
近年来，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为代表，学界对“光棍”的研究已产生了较多的成果。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循着结构性资源稀缺视角、婚姻市场女性要价、社会排斥理论以及男性情感交往能力等研究取径铺开。结构性资源稀缺视角认为，性别比例失调和农村女性外流（“女孩失踪”）是农村光棍形成的重要原因。婚姻市场要价则认为光棍之所以形成是因为男性难以承受女性的过高要价。社会排斥理论不仅将农村男性在身体、身份、经济、观念和社会关系上遭遇的排斥视作其沦为光棍的原因，而且还将其用作描述光棍社会地位的理论工具。然而，虽然社会排斥理论对于农村光棍之形成及其社会地位具有一定解释力，但其“社会排斥”主要局限在对村庄内部的排斥机制进行讨论。综观这些研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虽然指出了农村光棍产生的“结构”性因素和个体层面的原因，但是缺少将光棍研究直接置于宏观社会背景的探讨，尤其是城镇化对农村光棍形成的影响。
本文认为，虽然每个时代和社会都存在着光棍这一群体，但是每个时代和社会的光棍都面临着不同的现实境遇。正如帕森斯所主张的“外在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对行动者的影响”一样，光棍这一群体的形成往往受到了更为宏观的社会环境的结构性形塑。通过湖北B村的观察，笔者认为当前农村光棍的形成受到了城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集中在农村男性的进城困境、农村社区凋敝以及原有家庭解散（拆分型家庭结构的形成）和个人观念的变迁等四个方面。
二、个案介绍：B村的田野资料
B村是湖北省西部的一个山地村落，下辖6个村民小组。笔者主要对B村的一组进行了考察。B村一组共有14户家庭，人口总计51人，其中男性29人，女性22人。在15户家庭中，有光棍的家庭共4户，光棍人数计4人，光棍率为78.4‰。4个光棍中有1人曾结婚生子，后因离婚重新成为光棍，1人因为妻子病故而成为光棍，1人虽办过婚礼，但未领过结婚证，后因女方出走而成为光棍，另外1人不曾结婚。另有1人拥有事实婚姻，虽然未将其作为光棍计算在内，但由于未领取结婚证明，其婚姻不具法律效力。
B村自然风景秀丽，但处于山区，交通不便，虽然在前些年通了公路，但时隔多年村里的公路仍然没有硬化，至今仍是“黄泥巴”马路，遇到雨天几乎难以通行。村里几乎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唯一一所小学（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两个班级）在1997年左右被拆除，村里的小孩主要在距离B村约4km之外的另一村庄上学；没有广场和公共活动场所，村里召开会议主要在100m2左右的村委会进行；医疗设施不健全，整个村庄仅在村委会处配备了诊所，由一位专职医生运营；缺少必要的社区生活服务设施，村民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只能去更远的村庄购买。留在村庄的村民主要依靠务农获得收入，几乎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每户家庭占有的土地在0.4hm2左右。
20世纪90年代，不少村民开始外出打工，打工队伍中男性占据多数，且主要集中在钢铁厂、煤矿厂和建筑业等重体力和高职业伤害风险的行业。最早外出打工的男性在当时都挣到了更多的收入，然后回到家乡盖房子和添置家具。随着村庄劳动力的继续转移，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女性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但是年轻人（新生代农民工）并未像其父辈那样将钱带回村庄建设家园，而是更多地直接在城市消费，女性则越来越难适应重体力农活和繁琐的日常家务。
三、城镇化与农村光棍的形成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是较早赶上“打工潮”的一代人，他们或是已在农村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庭，离开亲人带着思念和希望走进城市的工厂或工地；或是尚未组建家庭，寄希望于进城打工获得更高的收入作为回家娶妻生子的资本。而出生在70年代之后的“80后”和“90后”等第二代农民工则更多地出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而选择入城，他们希望在城市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以及在城市里收获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但是，来自资本、体制和婚姻成本的力量几乎打破了他们对生活的美好想象，他们在城市工作，却无法承受在城市生活的高昂成本；他们试图回到农村老家实现自己的婚姻，但村庄已变成了婚姻市场上的一个不被看好或能被适应的社会角落。
（一）进城困境：资本、体制的反再生产性
一般来说，工业化会成为城镇化的驱动力，但中国的城镇化却未因为工业化的推进和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而实现质的突破，这主要表现在农民进城从事生产工作却并不能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潘毅教授等人认为，中国农民转变为工人，并在城市扎根形成自己的社区的这一“无产阶级化”过程，除了受到了市场力量的影响之外，更受到了体制力量的形塑。“为了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国家放松了对户籍制度的限制，允许农民工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与此同时，却没有为其完成城市化提供必要的条件，如住房、医疗及教育等集体性消费设施。”因此，在婚姻市场上，农村男性想要靠在城市安居来增加摆脱光棍命运的筹码无疑颇具难度。一方面，作为城市外来者的农民工如果要在城市安居还面临着户籍制度的限制，虽然现在在一些地区开始尝试打破二元户籍施行所谓居民户口，但在很多地区，想要获得当地的市民待遇往往面临着“居住年限”等各种要求；另一方面，资方出于压低成本的逐利本能，使得农民工的工资不足以支撑其在城市组建家庭或维续自己的婚姻，而权力对资本的约束缺失或默许加剧了农民工脱单失败的可能性。
案例一：ZDD，现32岁，2005年左右的时候在湖北宜昌市某钢铁厂工作，认识当地一位女性，并确定恋爱关系。ZDD与其女友之间感情比较好，恋爱几年之后开始考虑结婚的事情，于是ZDD领着女友回到自己的农村老家面见父母。后来，女方同意跟ZDD的婚事，但要求在宜昌购买一套房子。ZDD每月工资在2000~4000元，难以承担高昂的购房费用。后来经过双方协商，希望ZDD给女方父母两万“感恩费”，但ZDD仍然无法负担，故这段感情最终告吹。再后来，ZDD通过网络与一位同乡女孩认识，并很快结婚，领取结婚证。不过，在与女孩结婚不到两年的时间，ZDD便过早地经历了丧妻的痛苦，再次沦为一个光棍。目前，ZDD认识了有一个女孩，两人谈得来，已进入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女孩提出了“车子”的要价，而ZDD虽然长年在外打工，至今却是囊中羞涩，为了能够摆脱光棍的命运，ZDD正在努力地满足女方要求。
虽然在这个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到女方在婚姻市场里的主动地位、要价能力以及个人层面的经济因素等对农村男性是否成为光棍的重要影响。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是，ZDD在面对其第一个女友“买房”“感恩费”的要求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低廉的工资和城市对他们的排斥才表现出一种无能为力的尴尬。对于湖北宜昌市，虽然户籍制度对ZDD的进城制约力并不如其他大城市大，但是当时该地针对农民工实行的暂住证制度，客观上造成了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和真空，致使他们无法得到来自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正式帮助；而且，ZDD等农民工在城市的“过客”身份客观上造成他们难以融入到当地的社区生活之中，从而难以获得来自社区内他者的非正式支持。与此同时，我们也能从中看到ZDD在钢铁厂的工资实际上是难以支撑其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而这正是资本剥削农民工从而增加其脱单失败的可能性的表征。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却不能在城市获得相应的保障、支持和居所，削弱了其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
（二）农村凋敝：城镇化的成本与缔结婚姻的障碍
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村社区凋敝是作为城镇化的成本出现的，而其在个人层面的体现则是成为农民成功获得婚姻的障碍。孙立平教授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与80年代走向截然相反的财富聚敛过程开始发生，这种转变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社会的边缘地带尤其是农村和小城镇出现明显的凋敝是这一转变的后果之一。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村庄精英向城市转移，农村精英、资源不断向城市集聚，而不少村庄却变成“空壳村”“留守村”或“386199人员”的集中地。在湖北B村，“打工潮”席卷了整个村落，甚至是在小组人数最多的第五小组和第六小组，也已经没有几户家庭留在村里从事农业生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基本丧失了进行自我建设所需的人力资源，农业转变成了依赖于老人的“老人农业”，农村变成了“空心村”“留守村”，于是，农村社区日益衰败和凋敝下去。如前所述，农民工要在城市实现安居和生活的话，面临着来自体制和资本的双重限制，于是似乎回到农村老家组建自己的家庭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但是在当前的婚姻市场上，日益凋敝下去的农村已成为个体婚姻缔结和维系的“推力”。
案例二：CXH，现35岁，光棍。据村里其他人传说，CXH曾在宜昌某地跟随一位四五十岁的高龄妇女，这位妇女有自己的孩子，而CXH与她保持着事实上的夫妻关系，后来因为子女的反对而未能成功与其组成家庭。后来，CXH在打工的地方遇到了另外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曾经历过一段婚姻并有了自己的孩子，但离婚后孩子分给了其前夫，所以CXH就跟这个女孩结了婚。在村里举行过婚礼仪式之后，CXH并没有跟这个女孩领取结婚证。结婚后一段时间，按照当地的说法，女孩能吃苦，也很勤快，帮CXH父母做了不少家务。但不到一年的时间，女孩与CXH家人发生了一些矛盾，且对每天重复打猪草、养猪、干农活的生活模式感到很枯燥，对村里不方便的交通和生活服务设施感到难以忍受，遂最后选择了离开CXH，独自外出打工，于是CXH再次成为了光棍，直到现在也没有再次寻到自己的另一半。
农村社区凋敝之所以成为农民（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婚姻缔结和维系的“推力”，主要是源于三种机制。首先，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落后，给生活带来诸多不方便。对于年轻一代而言，由于接触过城市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更加现代化，因此面对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落后的农村，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排斥和逃离的心理。其次，农村就业机会少，从事农业生产难以回应农民增加自身收入的诉求，于是外出务工成为许多农民的不二之选。但是，由于举家迁移面临着更大的生活成本，所以很多时候夫妻之间的分工是一种基于空间分离的“务工—留守”模式，而这种分工模式会给留守在家的妇女带来一系列生理、心理和社会层面的压力。第三，农村社区凋敝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于一个家庭而言，男性劳动力的外出，使得留守妇女不得不独自面对代际之间的矛盾（如婆媳矛盾），很多时候因为代际矛盾处理的不恰当，或带给留守妇女过重的压力，而将这种代际矛盾转嫁到了夫妻关系上，从而可能带来婚姻的破裂。
（三）被解散的家庭：半无产阶级化下的光棍
无论是在先发的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后发的日本和韩国，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而在中国，农民工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发生了实质性的分离。换言之，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的农民工只能在城市从事生产活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其生活和繁衍则只能在农村完成，他们的无产阶级化是一种“半无产阶级化”或“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身来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由于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在空间上发生分离，致使其家庭结构变成了“拆分型”，即拆分型家庭结构。拆分型的家庭结构意味着夫妻双方将背负着思念、远离亲情和完整的家庭生活，并由于生理（性）和心理上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而处于紧张的状态。拆分型的家庭结构不仅给夫妻间的情感带来了挑战，而且往往在生理需求的驱动下发生“越轨行为”，如有学者提到过的“农民工临时夫妻”和“工地附近的性工作者”。越轨行为，尤其是在性方面的越轨行为往往触及到夫妻关系的底线，并导致一个家庭的解体，从而使夫妻两人双双成为光棍。
案例三：SH，现43岁，作为农民工大潮中的一名钢铁工人，一直只身在外地打工，曾经拥有过一段婚姻，并育有一儿一女。SH外出打工的时候，妻子跟孩子都在留守农村，家人之间基本上只能在春节的时候才能见面。由于夫妻间长时间不能见面，生理需求不能得到满足，SH曾在外地有过“越轨行为”，后来事情经同在外地打工的老乡传到了其妻耳中，从而引起了夫妻之间的矛盾和争吵，并最终致使二人离婚。后来女方带着女儿在外地打工，而SH的父母为其带着儿子，他自己仍然在外地打工。两人至今都处于单身状态。
难以举家迁移并完成无产阶级化，产生了许许多多像SH那样的拆分型家庭。相比于其他普通家庭，拆分型家庭中的家庭成员有着更少的互动，家庭之于个人的功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由空间上的分离带来的心理和情感上的“隔阂”增加了家庭解体的风险，从而也催生了一种新的光棍的产生，即原有家庭被解散的光棍。这种光棍的产生映射的是“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和“拆分型生产体制”对家庭的伤害，而光棍本身则是这种不合理或畸形城镇化的成本和牺牲品。同时，也可以看到，拆分型家庭的形成与农村社区的凋敝也息息相关。
（四）观念变迁：亲城市而远农村
户籍制度对于城乡人口流动限制的松动，让更多的农村人口得以进入城市，接触到城市文明和城市的生活方式。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停留”为其提供了接触“消费主义”和区别于农村的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机会，而当他们发现了这样一种新的可能性之后，就被这种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所吸引。消费主义是一种“消费至上”的意识形态，其对农村光棍形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婚姻市场上的“要价”逐渐攀升，正如有人调侃道：“爷爷娶奶奶用了半斗米，爸爸娶妈妈花了半头猪，我结婚却要了爹娘半条命”。在上述案例中，ZDD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一个“消费主义”带来的观念变迁的问题，女方答应与男方结婚的条件就是ZDD必须要买台车，而如果理性地分析的话，在农村生活汽车并不是那么重要，即使在需要用到汽车的时候，村里也有专门的人从事运输行业，而且日常生活中，按照B村的道路条件和生活模式摩托车就足以满足需求。这个意义上，汽车在农村更多地代表着财富、地位和享受，是一种符号性消费。除此之外，在生活模式上，对于早期外出打工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模式大致是：按时上下班，一日三餐靠“吃食堂”或自己做饭来解决，休假的时候去超市购物，偶尔跟同事老乡聚聚餐，或者“上完班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而当他们回到农村的时候，不得不面临着“永远都做不完的农活”“买点生活用品都得跑到老远的地方”“去趟县城还得起个大早”等种种不适应和抱怨。由此可以看出，接触到消费主义和城市生活模式之后，婚姻市场要价的提高以及对农村生活模式的不适应或抱怨成为了农村男性摆脱光棍的两大障碍。
在城镇化的主流叙事下，城市生活象征着更加现代的、时髦的、便捷的和舒适的生活方式，而农村生活代表着一种更加死板的、一成不变的、陈旧的、不够便捷的和艰苦的生活方式。不论是在大众传媒、学术研究等话语体系中，还是在人们日常的街谈巷议中，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对比就像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极端，前者对应着落后、传统、贫穷和闭塞，而后者对应着先进、现代、繁华和开放。城镇化被这样一种线性的发展观解读，其后果就是对人们的观念进行了一次解构和重塑。而当观念的解构与重塑影响到人们对城乡的印象和观感之后，农村便以“苟延残喘”的姿态在婚姻市场成为让人敬而远之的一个社会角落。于是，在农民进城打工却难以定居的背景下，似乎回到农村老家完成婚姻也成为了一种奢望。
四、结语
农村“光棍”这一群体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既有个人、家庭层面的因素，也有社会等结构性层面的原因。虽然既有研究从各个角度对农村“光棍”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较为充分和全面的探讨，但是却没有将其与当下城镇化的宏观背景联系起来加以阐述。而本文则尝试性地对城镇化与农村“光棍”群体的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本文认为，当下农村的诸多问题都离不开城镇化的大背景，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光棍研究离不开对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的分析，以及城镇化对个体观念及其婚姻决策带来的影响。通过对来自湖北B村尤其是该村一组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本文主要得出城镇化在四个层面对农村光棍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结论，这包括农民工的“进城困境”、农村社区凋敝构成婚姻缔结和维系的“推力”、半无产阶级化下的光棍形成、个体在观念上发生了“亲城市、远农村”的变迁。
【参考文献】：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2]刘燕舞.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社会学的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60-169.
[3]安治民.我国城乡光棍现象对比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762-768.
[4]陶自祥.代内剥削：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渝北S村长子打光棍的调查[J].青年研究，2011，(5)：31-38.
[5]何绍辉.社会排斥视野下的农村青年婚配难解读——来自辽东南东村光棍现象的调查与思考[J].南方人口，2010，(4)：18-25.
[6]余练.多重边缘者：基于对D村光棍群体社会地位的考察[J].南方人口，2011，(6)：8-15.
[7]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8]潘毅，卢晖临，张慧鹏.大工地——建筑业工人的生存图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9]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0]赵万林.农民的高等教育支付与跨代优势积累——基于湖北G镇调查的分析[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04-107.[11]潘毅，卢晖临，严海蓉，等.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J].开放时代，2009，(6)：6-35.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 2016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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