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品安全问题课题组”研究员邢东田主持会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蓝、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兼主任廖晓义和衡荣生态农场董事长贺建增分别对于生态农业、生态扶贫与乡村建设发表主题演讲。
刑东田：着力打通生态产品销售环节
邢东田作为会议的主持人首先发言，他介绍了发布会的背景与目的。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农业调研成果”的基础上，他表示，我国生态产品仍“叫好不叫座”，销售不畅现象令生态农业生产者步履维艰。
事实上，并不是生态产品没人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特别是大中城市的消费者，对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如何打通销售环节，让城里人买到放心的农产品，又能令贫困农民增收，这就是生态扶贫所需要实施的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品安全课题组在总结这些年社区支持农业与扶贫工作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一个思路：动员引导广大城市消费者特别是党政机关国企事业单位职工，以购买生态产品的方式，支持参与国家脱贫攻坚工程，扶贫与生态双赢，最终实现生态农业的良性循环。
课题组认为，生态扶贫，是在中央脱贫攻坚战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将生态与扶贫有机结合，提出的一个战略性思路。通过全国性的生态扶贫，不仅可以提高广大贫困地区生产者的收入，帮助他们脱贫，而且对于重建城乡互信，改善生态环境，保障食品安全等诸多方面，对于中国生态运动从小众走向全社会，都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蓝：建议国家加大“生态扶贫”的政策扶持力度
全国政协委员李蓝就他本次政协会议的提案为背景进行阐述。他首先梳理了中国扶贫的不同历史阶段与采取不同方式。他表示：“中国的扶贫是一个在中央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下全社会动员、全民参与的系统工程，世纪工程。在全民参与的扶贫工作实践中，社会各界开始反思这样一些问题：是输血性的扶贫还是造血性的扶贫？是工业化、高污染的扶贫还是生态保护性的绿色扶贫？”
而从如今的发展阶段来看，为了避免重复发达地区边发展边污染、高速发展严重污染的发展模式，贵州、云南和广西等省区先后提出了生态扶贫的新思路，把“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作为扶贫的新模式和新方向。在这种扶贫观念的指引下，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特色产业，促进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的良性互动,开发与保护并重，在保护生态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生态。从而改变了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使贫困地区在保住青山绿水的同时，还实现了产业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可以说，“生态扶贫”观念已初见成效。
而面对如此巨大的发展契机，我国的生态扶贫目前还面临一些问题。比如，西部地区具有青山绿水的天然优势，这些地区欠发达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化的剪刀叉、又没有了重工业，进而商品流通不畅。那么非常适合绿水青山的生态扶贫模式，这种模式是否也适用于西北干旱地区？还有，在生活条件艰苦、生存环境恶劣的西北地区如何实现生态扶贫？三，目前生态扶贫虽然有了良好的造血机能，但由于产品流通渠道不畅通，社会信任度低，规模效应低而导致价格高，生态扶贫这个新生儿还是不能茁壮成长。因此，打通生态产品与市场之间的流通环节就显得尤其重要。
面对这些问题，李蓝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一、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总结贵州等地的生态扶贫经验，将其提炼成国家政策，正式向全国推广。
二、以精准扶贫思路为指导，在全国精心布点选点，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北干旱地区，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培育一批“生态扶贫”试点区和示范区，取得经验，向全社会推广。
三、为生态扶贫地区的生态产品提供有国家信誉保证的“生态产品认证书”，为生态产品顺利走向城镇和市场贴标签，开绿灯。
四，制订优惠政策，打通生态产品与市场的流通环节。只要物畅其用，货畅其流，再加上生态产品的品牌优势和规模效应，就会大幅度降低生态产品的价格，并在价格上形成比较优势，最终全面占领市场。
蒋高明：以高效生态农业为突破口促进精准扶贫
长期从事生态与植物学研究，让蒋高明对于生态农业问题形成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观点。
他表示，目前我国“三农”问题出现的新动向，制约着农业可持续发展。其一是农村两级分化严重；其二是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突出；第三是由于农村优质劳动力严重不足，使得农业采取非常粗放的办法经营，大量化肥、农药、除草剂、地膜使用，造成严重的乡村环境污染，也污染了食物链，城乡居民健康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家付出了高昂的治理成本。
“根据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查，针对中国经济下滑，农民工可能大量返乡等现实问题，特提出用高效生态农业破解农村贫困、消除乡村环境污染、带动农民和农二代大学生就业等系统解决方案。”
他从研究中得来，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优势，尤其适合中国国情。“第一，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农业应当以生态农业为主。第二，释放城市人群的购买力，帮助政府扶贫，促进城乡和谐。第三，高效生态农业模式可获得更多的食物数量。第四，促进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恢复生态系统健康。第五，避免农产品滞销与餐桌浪费，节约宝贵的自然资源。”
最后他对于中国农业发展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五条建议：
第一，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解决农民就业与脱贫。围绕着种植、养殖、加工与销售等等环节，增加生态就业机会。
第二、将人类吃的粮食与动物饲料粮分开，分类生产口粮与饲料粮。提高优质健康无农残粮食与食品附加值，释放城市人群的购买力，全民动员解决“吃得饱、吃得好”问题。
第三，保护城市消费人群的知情权，将有机和绿色认证收机构收回国有。当前有机认证和绿色认证为公司行为，有些甚至是私营企业，他们为了生存就放低标准，其权威性大大折扣，城市人群不相信，购买潜力被压制，优质农产品的销路亟待从认证瓶颈上打开。
第四，经费使用要与精准扶贫和高效生态农业结合，发挥国家指挥棒导向作用。当前国家的农业政策是以保数量为主的，在高端的优质农产品产业的补贴很少，完全放任市场，客观鼓励了农业环境污染。
第五，建立大型高效生态农业试验示范区。按照先试先行的原则，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建议以县为单位，建立大型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区。
廖晓义：生态扶贫的基础是乡村建设
廖晓义是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她长期从事环保事业。在她看来，首先乡村社会是传承历史的载体，是基于多种作物的多元文化的社会载体，是基于祠堂、中堂、学堂的是一种自然的、自治的，自洽的共同体。
第二，乡村是化解现代化痼疾的机体。乡村治理就是要建立村民小组层面的自治组织和共治的机制，由此建立政社合一，礼法合治的共同体。
第三，乡村是创造生态文明的载体。生态文明不是从钢筋水泥里长出来而是从乡村社会生出来的。
她呼吁：“从政府到社会都应该认识到，乡村建设需要专业社工服务。”作为实践者之一，廖晓义的团队摸索了一套比较行之有效的社工培育和服务方式，希望能够向更多的地方推广。
贺建增：有机农业生产、生态乡村建设、人文社会三位一体
贺建增曾长期从事IT行业，2004年， 33岁的贺建增做出了一个让人惊讶却又深思熟虑已久的决定，离开从事十多年之久的高薪IT业，投身有机农业，换句话说，去当农民，去种地。如今他的衡荣生态农场不断开疆拓土，从2005年的90多亩地，达到了万余亩，面积上成百倍地增长，参与的地区也远达原平、朔州、五台、太谷等地。
十二年的精耕细作，让他越来越生科的体会到：“农业不同于一般的行业，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决定了农业领域有许多不符合常规商业规律的情况。做农业是农民的事，种粮种菜养猪羊鸡的活儿就该农民干，钱该农民赚，企业和资本要想涉足农业，只能去做农民做不了的环节，与农民形成合作共生关系，既帮助了农民，又成就了自己；否则，首先是对农民的剥削和掠夺，对企业自己也是死路一条。农民做农业，要以村庄为单位进行有效组织，实施充分尊重个体权益的集体经济模式，才有出路。”
他还表示，如今我们基本可以得到证实，农业的“美国模式”是完全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它只适合人少地多的国家。以中国的资源，如果农业继续发展“美国模式”，走完全市场化的道路，将会产生近10亿人吃不上饭的局面。
衡荣通过十几年的探索、实践、研究，总结出了有机农业生产、生态乡村建设、人文社会回归三位一体、同步实施的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模式，也是产业扶贫的理想模式。
有机农业生产是利用村域范围内全部的农业资源，包括但不限于耕地、草地、林地、果园、荒地、河滩沟谷以及农户庭院等，实施粮食作物、油料作物、蔬菜、水果、中药材、动物养殖、食用菌等因地制宜的综合有机农业生产，实现植物、动物、微生物为一体的完整的有机生态产业循环。在生产实践中，充分发掘与传承传统的农耕方法与技术，并且集成应用现代微生物技术、生物技术、育种技术、耕作方法等进行系统融合，实现了有机农业不减产。同时建设（或改造）一系列有机农产品加工企业，对区域内生产的有机农产品进行加工包装，以适应市场的需求。
生态乡村建设内容是就地改善农民居住条件、生活环境，改善乡村面貌，充分集成现有的低碳建筑技术、材料和传统乡村建筑风格相融合的模式，进行垃圾分类，污水源分离后的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实现乡村有效的物质循环和低碳能源管理。重建乡村卫生所（乡村医院）、学校、图书室、庙宇、戏楼等。让人在乡村住着舒服，活得有质量、有品位、有尊严。
人文社会是指所有人都能得到关爱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重建村民综合性合作组织，充分发挥乡规民约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相互帮助，和谐邻里关系；进行教育培训，提升农民认知、素质；做实卫生医疗服务和内置金融。传承乡村文化，恢复乡村教育，实施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相融合的教育模式。使乡村重新焕发活力，成为社会发展的健康的基本单元，实现乡村可持续生存和发展。
有机农业的生产组织体系由下而上分为:有机家庭农场、有机合作社、有机合作联社、龙头企业，分工负责，共同推动有机农业有序协调发展。
“推动基于有机农业的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模式意义重大：一是，彻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二是，持续保障粮食安全；第三，完全杜绝农业污染；第四，保护生物地理安全，即生物链安全；第五，产业扶贫，保护乡村，传承人类文明。”贺建增说。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小康》杂志社（记者 刘源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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