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农业转型道路，形成了农业社会学的国别传统。在美国农业社会学的源头，教会、政府和大学是三种重要的影响力量。本组专题的三篇论文从历史的角度对形塑美国农业社会学品格的三种因素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概括了美国农业社会学的突出特点，即综合性、学科交叉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入研究他国的农业社会学传统，有助于我国农业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能力提升。
关键词:农业社会学;国别传统;学科发展
一、农业社会学的国别传统
在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农业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前沿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曾设想过如何系统地梳理和研究农业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这一子课题。除了对农业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和现当代诸流派分别进行研究外，我们还注意到农业社会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各有特色且不均衡，因此萌生了对农业社会学国别传统进行研究的想法。
经过初步的文献整理和针对性的文本阅读，我们发现农业社会学之所以在理论和方法上体现出国别特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的农业转型道路(Byres，1996；2009)都在其农业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比如，以圈地运动和资本原始积累(马克思，2009)为前提促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英格兰道路对于成果丰硕和特色鲜明的英国农政研究传统具有原发性意义(Newby，1983；Bernstein，2010；伯恩斯坦，2011)。恩格斯(1995)对于“法德农民问题”的思考，考茨基关于“资本如何掌握农业？”的发问(Kautsky，1987)，乃至韦伯(2018)在易北河以东的农业调查和关于民族国家政策的宣言，无疑都是基于普鲁士道路的学理探索。而农业转型的俄国道路更是激发了列宁和恰亚诺夫学派之间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在20世纪后期仍有延续(列宁，1984；Shanin，1985；1986a；1986b；1990；恰亚诺夫，1996)，并最终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农业农村政策和具体实践。当代农业社会学的瓦赫宁根学派也是基于恰亚诺夫问题在欧洲的回响，特别注重现代化新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再小农化和农业多功能性等新趋势(范德普勒格，2013；2020)。此外，当然还有东亚道路所引发的关于日韩模式、东亚小农圈、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等诸多讨论(Byres，1991；祖田修，2003；黄宗智，2010)。
上述简略勾勒意在表明，各个国家和地区农业社会学的理论传统均与其农业现代化转型实践密切相关。事实上，世界范围内的农业社会学正是因应农业转型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
二、形塑美国农业社会学的三大力量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世界为应对农业现代化所导致的农场兼并、乡村萧条等危机，农业社会学逐渐从农村社会学中独立出来，美国在农业社会学的学科化进程中起着引领作用。最早的《农业社会学》专著是由康奈尔大学的巴特尔教授领衔发表的(Buttel et al.，1990)。
美国在推动农业社会学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期刊建设等方面都很活跃(熊春文，2009)。近年来，美国成功使农业社会学转向食品与农业社会学全产业链研究，包含食物主权、金融化、转基因技术、动物伦理、气候变化、生态农业、替代性农业等新议题，当今最活跃的理论流派如食物体制学派、商品链分析、行动者网络理论、调节学派、农业生态学范式等在美国均有体现(Carolan，2022)。可以说，美国在农业社会学的议题引导和理论研究方面都居于领先地位。但美国在农业社会学中的地位不是一天形成的，在早期，美国农业社会学没有与农村社会学相分离，甚至跟农村经济、政治、宗教等因素杂合在一起。为了更好地理解美国农业社会学的传统，我们开展了本专题研究，发现在美国农业社会学的源头，有三种力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形塑了美国农业社会学的品格。这三种力量分别是教会、政府和大学。
傅春晖的论文《乡土重建：美国早期农业农村社会学中的教会传统》考察了进步主义时代教会在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中的作用。教会在乡村的本来工作是拯救心灵，偏重道德和精神方面。但为应对乡村的总体危机，进步主义时代的农业农村社会学家认为，乡村教会应该承担起解决乡村总体问题的使命；应该把自己和产业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满足农民真正的需要；应该走进社区，开展社会调查，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服务。例如巴特菲尔德认为，乡村牧师需要具备基本的社会学知识，需要推动乡村教会的社区化，把它建成一个“社会服务”性质的组织，做一种类似于“乡土重建”的工作。查尔斯·加尔平(Charles Galpin)则发明了一种区划乡村社会的方法———“社区制图”，为农业农村社会学留下了重要的学术遗产。美国早期的农业农村社会学还通过农业传教士的工作传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文章以卜凯作为农业传教士的典型，展现了美国早期农业农村社会学思想传播到中国的方式及其困境。这些困境在某种意义上展现了西学东渐水土不服的社会学机制。正是在这一点上，乔启明对卜凯的思想进行了本土化改造，结合“社区制图”的方法，对南京周围的市镇做了出色的研究，并且与农业推广相结合，确立了以乡镇为中心的农业推广模式。即便在今天看来，乔启明的探索无疑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马学军的论文《政府机构与美国早期农业农村社会学的兴起》则考察了美国内战时期、进步主义时代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农业部相关机构的成立与发展，分析了美国政府机构与早期农业农村社会学兴起的关系。他的研究很好地证明了，虽然美国一直遵循“小政府、大社会”的建制原则，但农业部从一开始就形成了科学化和专业化的施政风格，致力于将公共政策建立在科学的调查和研究基础之上。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农业部农业经济局下属的“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是一个专门的社会学研究机构。该部门存续34年，在加尔平和泰勒两位社会学家的持续领导下，拓展了农场租赁、兼职农业、文化和农业、农业和社区、技术与农业等社会学主题的调查研究；推动了1925年《珀内尔法案》的出台，将农村社会学确立为农业试验站的一门合法研究学科；广泛采用科研合作协议培养各大院校农村社会学师资力量；定期评估美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状况；极大促进了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和学科扩展，也为政府制定农村公共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为美国农业农村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如此，“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冶的工作还获得了当时社会学专业组织的高度认可，例如加尔平曾担任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副主席(彼时美国农村社会学协会尚未成立)，泰勒更是当选为美国农村社会学协会和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主席，足见其在美国社会学史上的地位。一个有趣的例证是，几位为这个机构著书立传的作者直称其为“政府中的社会学”(Larson et al.，2003)。
本专题的最后一篇论文是谢彤华的《赠地大学与美国农业社会学的发展》。文章以赠地大学为切入点，通过学科发展史的爬梳，重新审视了美国农业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赠地大学早期的农业公共实践催生了农村社会学，与其他社会学分支学科不同，早期农村社会学在大学建制中往往隶属于农学院，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密切合作，服务于农技推广和社区发展，具有鲜明的公共性和实践性。但后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农业农村的整体性危机，以及在制度上对赠地大学的依附，农村社会学逐渐偏离了其公共性初衷，陷入萧条、迷惘的困境。为应对学科危机，农业社会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应运而生，以“社会学的想象力”重新勾连起现实问题与知识生产。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虽然在机构建制上多有流变，但在学术研究方面，农业社会学一直以理论与方法创新、议题拓展和现实参与等面貌引领农村社会学乃至发展社会学、公共社会学的发展。文章敏锐地提出将“公共性”作为农业农村社会学的关键动力和初衷使命，以新的姿态重返全球—在地“社区”，迈向更加宏阔而又细致的有机公共社会学，是美国农业社会学发展的可能出路，也是中国农业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有益参考。
三、美国农业社会学的独特品格
如前所述，本专题的三篇论文从历史的角度对形塑美国农业社会学品格的三种源头力量进行了充分的回顾和分析，可以发现，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的独特品格由此突出地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综合性。 在农业农村社会学创生的年代，学科分化和社会分化还不明显，其应对的现实问题是综合的、整体的，农业农村问题与经济政治乃至宗教文化问题也是不分你我、融合在一起的。 现实是综合的，学术是综合的，从事学术和解决问题的人也是多面手的。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三篇论文都提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即加尔平。他既是牧师也是学者还是官员，教会、大学、政府因素完美地汇聚在他一人身上，成就了他对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的贡献，也最好地诠释了美国农业社会学的综合传统。今天的美国农业社会学则倡导打通农业与食品全产业链，并努力将农业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关联起来思考，尝试建构一个面向整体问题的新兴学科。
第二，学科交叉性。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美国早期的农业社会学、农村社会学是不分家的，农村社会学因赠地大学的农技推广服务任务而创生，农业社会学则寄生于农村社会学的发展当中。20 世纪 70 年代末，农业社会学独立出来，仍然以“新农村社会学”自称；21 世纪的“食农社会学”更以重返社区的姿态试图拓展农村社会学的新视野。 在大学里，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的学术研究、课程建设、人才培养一般设置在农学院；在政府部门，“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是美国农业部农业经济局下属的一个机构，农业农村社会学从一开始就与农业经济学、农业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密切交融在一起，社会学、经济学、农学等学科之间形成既分工又合作的良好关系，体现了显著的学科交叉性。
第三，实践性。 相较而言，美国农业社会学的实践性(或称“公共性”)更为明显。美国农业社会学的实践性特征，一方面是由其直面现实危机、解决实际问题的初始使命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美国建国以来逐渐形成的实用主义传统遥相呼应、相互成就。 早期阶段，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接续农业立国的理想，在实践层面致力于社会服务和乡土重建的整体工作；20 世纪 50—70 年代，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更是以创新扩散—采纳的农技推广为核心任务和主流范式，引领了赠地大学的主导工作，并通过绿色革命影响波及第三世界国家；21 世纪以来，“食农社会学”更是走向全球，以新的理论方法和话题引领，深度参与诸如食物主权、慢食运动、有机农业、替代性食物景观、反向社会运动等公共社会学实践，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值得再次强调的是，美国农业社会学的综合性、学科交叉性和实践性特征不仅体现在其创始初期，也贯穿其发展的整个历程。 正是这些鲜明的特征，成为美国农业社会学不断往前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因此成就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入研究美国与其他国家农业社会学的传统，无论对于新时代如何开展中国农业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还是增强这一新兴学科应对、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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