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乡建，有三个人对我影响较大。一是晏阳初先生，久仰，深深的影响着我至今。二是李昌平先生，我们现在同在中国乡建院，共筑乡建。三是杜润生先生，大家一直尊称杜老，十几年的乡建，杜先生的很多同事与门生一直与我交往，并在支持我们的乡建。
从未见过杜先生。2007年前后，北京绿十字正处在艰难的创业阶段。北大杨勋教授约我见杜润生先生，几次约定均未见。杨勋教授受杜老影响，当年农民家庭承包是对是错？杨教授多次带着他的学生到安徽农村做乡村调研，收集农村家庭承包第一手资料，1981年到安徽调研，调查组兵分三路，一路为专题组，分别下队蹲点，主要有陈锡文、杨冠三、梁晓东等；一路是综合组，有邓英淘、王小强、周其仁与我和陈一咨等；另有一组称为流通组，专门调查供销社和产品销售系统，主要有白若冰、王子平等。那个时代听起来像一场革命，在万里、邓力群、王郁昭、杜老等坚定地支持下，杨教授为此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在近十年的乡建中，杨老师一直默默地在支持我们，80多岁的老人，下堰河，上郝堂，走海南至京郊，像当年杜老支持年轻人一样关心着乡村，心系我们的乡村建设。
后经杨勋老师介绍又认识了杜老的几个门生，他们很多都在海南，有教授，有官员，有隐居，有种田，总之，他们再没有做农村工作，可是我总感觉他们心中有一种激情，有一种与杜先生切不断的恩情，这一点总使我好奇。我对九号院，对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了解太少，小岗村的事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大多听杨勋老师说，看了二本书，杨勋著《心路～良知的命运》，还有一本《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上下册），这些书籍中大多数是围绕着杜先生。
一个偶然机会，我认识从美国回来的翁永凯博士，我只记住她的一个身份，比尔·盖茨基金会中国顾问。那时我正准备出《农道》，书中内容与当时的新农村建设有很多不同说法，出版社要求大量修改，我又不愿。这时翁老师找到另一个从香港回来的朋友王奔教授，请他想想办法，他的身份很复杂，单位太多，可是我知道他是高人。王奔教授说，实在不行就到美国出版，这么好的一本书，改了内容会太可惜，不出更可惜。于是翁老师通过她在美国爱心基金会的帮助下，有了一些眉目。翁博士老师说，这书重要，能否找一个重要的人为《农道》写个叙。王奔老师说：中国农民工作中最有话语权的是杜润生，年龄己高，不能执笔。另一个就是曾担任万里的秘书，后又任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农村改革的重要支持与见证者吴象先生。
于是乎王教授又通过他的很多当年在杜老身边工作的人找到吴象先生。
此时吴象先生也正好在住院，经朋友推荐写序，吴先生看到书稿，又见一张便条，大意是一个叫孙君的画家在农村做了很多实践与案例，即将出书，想请他写序，吴先生说身体不适，眼睛看不清，已久不动笔，当时就推辞了。可是稿留在他的床头，可能是吴先生闲时随手拿来看看，打发时间。谁知一看就没有放下，并一笔一划的写了近5000字，序中吴先生最喜欢我的一个观点"三农不是问题，是希望"，观念不同，结果一定不一样。之后我多次看望吴象先生，吴先生所说所言依然没有绕出杜先生。后又与吴象女儿吴丽有交往，我们谈的话题是乡村，我们说的事情是农民。最终《农道》中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并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馆收藏。
又过几年，王奔教授与翁博士说，这本在社会己有一定影响，能否申请"杜润生基金奖"，于是又找到杜老的得意门生，中国改革四君子"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翁永曦"。翁永曦（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34岁副部级，电影《新星》原型），翁是王奔好朋友，关键又是翁博士的哥哥。我笑了，我说我知道翁永曦先生，可我哪知道是翁博士的哥哥，翁听后只是笑笑。
这之后，我与翁永曦先生常见面，我们常常谈乡建，谈三农，谈新农村，谈乡村未来。我们怎样谈，都紧紧的围绕着杜老这个老人在说乡村，说我们心中的希望。
2013年前后，翁永凯博士参加了郝堂村项目，王奔多次到郝堂调研，翁永曦三次到郝堂调研，与村书记胡静，与区委书记王继军，与村民沟通，翁先生非常认同郝堂村的实践。说到郝堂村项目，我说一直坚持"还权与村两委"，翁先生脱口说"杜老说，把农民的事交给农民，中国只要农民穷，中国就一定穷"。郝堂村也是因为有翁先生在不同场合，不同层面的大力推荐，才有今天的格局。
从九号院（政研室）走出来的人，人已离开，心依然如故，2014年"年度公和人物"颁奖盛典翁永曦先生定在郝堂村，我也因翁先生获此殊荣。
2015年10月9日，杜润生先生离开我们，我以文字的形式纪念我一直未见面的老人，一个令我敬重的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2015年10月9日于襄阳宜城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北京绿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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