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功故事，但现在，中国必须考虑改变发展模式了，此前香港爆发的抗议活动仅仅反映了中国城市所面临的问题中的一部分，这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变得日益复杂，中国成功的城市化改造面临着新的挑战，采取措施或许势在必行。
香港爆发的抗议活动仅仅反映了中国城市所面临的问题中的一部分。这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变得日益复杂。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城市化比例就从17.4%上升至55.6%，城市居民增加了近6亿。这一过程还远未结束：联合国发表的预测指出，在未来2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再增加2.5亿，而与此同时全国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停滞。
整体而言，中国的城市化进行得极为成功。随着这场以香港为先锋军的城市化潮流不断向前推进，中国变得更加富足，其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从1995年的2%跃升至2012年的12%。
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中国有四个。早在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之前，上海就已经是一座国际化都市，它的人口自2000年以来激增近50%，古都北京和南部商业及工业中心广州的人口增长几乎与上海一样快。联合国的增长预测指出，未来将加入超大城市行列的还将包括重庆、天津和成都。
深圳是中国目前四座超大城市之一，它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在我30年前到访深圳时，它还是一个毗邻香港的小渔村，只有几家工厂。在邓小平推行的第一轮现代化政策中，深圳成为重点。1979年，它的人口在3万左右，现在这是一座拥有1,300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过去10年中人口增长了56%。它的崛起如此迅速，而且就发生在不久之前，以至于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将它称为“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
过去30年里，深圳不仅人口大幅增长，而且它已发展得非常繁荣，我最近到深圳的旅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与发展中国家往往被贫民窟包围的穷困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城市的发展与19世纪英国的情况非常相似，都是以快速发展制造业和贸易为依托。这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别于印度。在印度，GDP中制造业所占比例只相当于中国的一半。
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城市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更为紧密，它的人民可以融入全球的潮流趋势，并更加富裕。这正是较早之前在香港发生的情况，最近它的局势有些动荡。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大部分主要城市陷入人口几乎停止增长的状态，仅有的那点增长也是由外来移民带动的。出生率直线下降以及经济普遍疲软的欧洲和北美大城市几乎不可能轻率地另辟蹊径，它们更关心尽力保持其历史发展的惯性。西方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包括休斯顿和达拉斯-沃斯堡在内——能像中国的城市那样活力四射。
中国的城市经济危机近在眼前
目前，随着中国出口拉动型经济的增速放缓，中国成功的城市化改造面临一个挑战。劳动力成本正在飙升，青壮年中接受了大学教育的人数是10年前的约四倍，他们对工厂的工作毫无兴趣。同时，很多中国最成功最有才干的人士正想办法到国外生活。根据一项调查，中国三分之二的有钱人在考虑移民海外。
中国沿海城市的用工荒现象最为突出，这里集中了大多数的城市人口。劳动力较为廉价的西部内陆城市，例如重庆和成都，对这些沿海城市构成的竞争日益激烈。但即使是内陆城市也在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迫使公司以学生工填补空缺，而这些学生工未必都是自愿来打工的。纺织业等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中，来自劳动力较廉价地区，例如越南、印尼和孟加拉的竞争也在加剧。
中国政府最近对跨国公司进行了一连串打击，指控它们行贿及违反反垄断法，这会使情况恶化。政府出于政治原因决定打压的这些公司恰恰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占据了一半份额。讽刺的是，相比大多数西方人，中国公众对大公司更有好感，而现在，随着外国公司寻找更为安全的避风港，例如墨西哥，或撤回美国，中国面临着投资低迷的局面。
应对这一挑战的合理解决方案，尤其对于中国沿海城市来说，是向价值链上游转移，很大程度上与香港和新加坡已经做的事情类似。这意味着提高对金融、商业服务和科技行业的依赖。例如，深圳将硅谷视为榜样。但他们这些努力所发生的城市环境与加州郊外车库中孕育出来的那种环境截然不同。相反，我们看到代表性的庞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马了，例如靠近深圳主要港口、面积15平方公里的前海合作区。这片开发区希望吸引来自成本高昂、眼下局势也较不稳定的香港的服务业和科技企业。
但在很多情况下，高价值行业依赖的是可以畅通获取的信息，而中国政府将此视为破坏其政治秩序的一个威胁。中国构建的互联网高墙变得越来越难以逾越，这对当地的知识工作者而言是不利的。
健康和人口
中国不仅正在实现城市化，而且是在密度极高的水平上实现的，中国所有新增楼面面积中，只有4-6%是独户住宅。甚至在城市外围的郊区，也很少见到低层公寓楼，独户住宅更少了，大多数建筑，尤其是为农村移居城市者建造的房屋，都是低规格的，楼与楼的间距如此之小，以至于有些情况下一栋楼里的住户可以和对面楼里的住户握手。
这产生了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中国最近的一项调查指出，高密度的城市建筑，已经导致了肥胖人数的上升，尤其在年轻人中间，他们锻炼得更少，而坐在桌子前的时间更多。中风和心脏病在死亡原因中位居前列。
或许城市化加剧的最众人皆知结果在任何窗户外面就看到：无处不在的空气污染。北京和上海均排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大城市之列，仅次于印度德里。这个问题变得如此严重，已经引发了民众自发的抗议活动，他们中的很多人把矛头直指在上海、大连和杭州等城市周边新建的工厂以及其他设施。
更严重的是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即使政府放宽了长期以来一直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但中国高密度人口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拖这个国家的后腿。高密度人口与低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在拥挤程度相当的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同样能够见到，而这几个地区的政府当局并没有对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进行限制。在香港，约有45%的中产阶级夫妻已经决定不要孩子，这并不让人意外，因为目前在香港抚育一个孩子的成本估计超过了70万美元，是美国的两倍多。
与收入相比的高昂物价以及人口稠密的环境，中国城市似乎在效仿同样的模式，而这种模式随着时间流逝几乎肯定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因为老龄人口增加，而劳动人口减少。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加文·琼斯(Gavin Jones)指出，新加坡女性的生育率已经降至0.7，是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之一，远远低于“至少一个孩子”的强制性要求，几乎达不到保持当前人口水平所需数字的三分之一。整体来看，中国城市的生育率只有低得可怜的1.08。
未来
我们不应将香港当前的动荡局势视作是一个异常的例子，而要了解到，这个前英国殖民地面临的很多问题正被其市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内地也是同样。随着城市的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土地价格飙升，它们需要在价值链上向上移动，但在一个奉行威权主义的体制下，这是很难做到的。
虽然威权主义结构在一个工业化城市中可能非常奏效，但在更加依赖于信息的经济中，它们没有那么有效，在信息化经济的时代，公司需要根据快速变化的态度和趋势做出调整。这里的问题在于，在一个威权主义国家，对于信息的控制往往被认为是强制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一个依赖于信息的经济体中，这就像是开着一辆汽油中掺了水的汽车。同时，人口稠密的都市生活对健康造成的影响以及周边乡村地区的大范围污染，使中国很多最大型城市成为反面教材，这些城市不仅被迫与更为开放的经济体竞争，还要与发展中国家里那些成本较低的城市竞争。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功故事，但现在，中国必须考虑改变发展模式了，或许可以想想密度较低而更为分散的发展模式。一个积极的迹象是中国的较小型城市，尤其是西部地区的那些城市，在中国政府的扶持下，现在正以超过大城市的速度发展着。最近发布的2014年人口估算显示，上海和北京的年度增长率双双下降。
毕竟，转向分散的发展模式——既在地区内部，也在不同地区之间——可以产生很多积极的影响。它能让人们拥有更多的居住空间，如果就业岗位也能分散，使通勤时间减少，人们可以更快到达办公室，那么节省的时间和能源随之而来会带来诸多益处。这对家庭和孩子都会有很大帮助，因为减少了父母外出打工的需要，而现在这种模式导致每五个中国家庭中就有一个处于异地分离的状态。
很明显，中国需要新的模式，这种模式不仅致力于让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而且要让其更加人性化。如果中国政府希望避免其人口在未来日益老龄化、异地分离且健康程度不断下降，采取措施或许势在必行。
延伸阅读
十五年中国城市折腾史
北京人在感慨小时候奔跑的胡同、蓝天下的鸽哨，上海人在怀念石库门，成都人在想念茶馆，广州人在保卫骑楼。拆迁、造古 、克隆 、办节 、评奖 、治堵 ，城市化的利与弊、得与失在这十五年中涌现，城市生活的浮沉、城市价值的臧否、城市与人的关系，也在这十五年中成为讨论的主流。
1998年的中国，直辖市增至4座，总的城市数量也由新中国成立时的百余座增至660余座。
2013年，中国城市数量为658座。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托举出三组城市群，而城市人口也在2011年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我们重排中国城市榜。不看它们的魅力，而看它们的异化。看这十五年来，它们都在做什么，现在又变成了什么样。
合并
县升格为市，继而被地级市合并为区，而地级市之间则不断兼并重组。
1998年，中国城市版图最大的变化是，重庆直辖。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直接吞掉了之前与它同级别的另外几个地级市，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以及远在两百多公里之外的万州市。
另一种合并是将下属县或县级市调整为区。无锡把锡山划入市区，苏州把吴县划入市区，这是长三角的城市升级。番禺、花都进入广州，江门吃掉新会，这是珠三角的组团节奏。这些合并往往是下属为上级提供发展腹地，成为工业建设、房产开发的资源库。
最大数量的城市合并，恐怕要算佛山、南海、顺德、三水、高明五市合并，是2002年广东版图上的大事，至今仍对区域经济产生巨大影响。量级相当的城市合并，无疑是因为更大的企图心。2013年年初，揭阳、汕头、潮州又掀起了讨论三市合并的话题，三市早就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举措，而潮州市市长李庆雄说得明白：“建议三地合并后，尽早向国家争取升为副省级城市。”
改名
随着合并，城市的名字自然成为提纲挈领的标志。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大学之间的合并改名。多年前，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合并，两所都是知名高校，最终定名为四川联合大学，不伦不类。再过数年，默默地改回四川大学，谁兼并了谁的话题无人再提。接下来合并四川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此时的川大已经体量大得惊人，华西医顺理成章成为川大华西医学院。
和大学一样，城市间的合并，名字不仅仅代表着历史，更代表着体制博弈间的妥协和龃龉。
2010年，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襄樊之名原本来自1983年襄阳与樊城合并，两座城市都是历史名城。如今又改回襄阳市，樊城这个名字终于成为襄阳的一个区。2001年，地级市淮阴合并了县级市淮安，新城市用了淮安这个名字，而“老淮安”则被改名为楚州区。
名字既是地位的象征，也是历史的记忆，当然也是经济的源泉。2001年，中甸变为香格里拉，通什市更名为五指山市；2007年，思茅变成普洱；而仁怀市已经连续数年在争取更名为茅台市。湖南的新晃和贵州的赫章、水城在争夺夜郎，新郑欲改名轩辕，安顺想改名黄果树。以当地的山水风土物产为城市名称，透露出的是明晃晃而又粗鄙的旅游经济思维。
拆迁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可以缩写为拆迁两个字。大大的拆字画上一个圆圈，伴随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也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城市符号和艺术表达方式。
北京人在感慨小时候奔跑的胡同、蓝天下的鸽哨，上海人在怀念石库门，成都人在想念茶馆，广州人在保卫骑楼。任何一个中国城市人一生中都会和拆迁沾上关系，而他们越住越远，最后成为远离本地的本地人。
拆迁不仅仅是城市建设的课题，也是社会改造和阶层重组的征兆。在拆迁中，纠葛着各种人群、个体、组织之间的利益博弈，是法制和道德、个人与体制之间的斗争和妥协。
拆迁显然远远不只是房子，更是生活、尊严、权利和权力。
造古
拆迁完了，我们的城市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拆掉的废墟上造一个假古董起来。
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些所谓老街区，成都的宽窄巷子、福州的三坊七巷、岳阳的翰林街，等等，都热衷于拆旧建新。把原有的老街区、老建筑全部推翻，代之以簇新的粉墙黛瓦、水泥雕花。2013年年初，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就联合下发通知，对山东聊城、河北邯郸、湖北随州、湖南岳阳、广西柳州、云南大理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旧城保护不力予以通报批评。这些城市的问题很相似，拆除旧街区，建起假古董。
迁走原住户、建起商铺，这是最大的经济动力。在利益和政绩的驱动之下，“保护性拆除”、“迁移性保护”这样的怪异模式也成为一时流行。至于在造假古董的风潮落后了的后发城市，它们还有更宏大的构想。
2008年，大同开始“古城恢复性保护工程”，全面完成四面城墙及瓮城的修复，不少考古学者都表示反对这种复建，迁出居民、改变市民现有生活也引发争议。
开封打算把老城区改造成20平方公里的旅游区，重现汴京，另外再造一座新城。如果实现，将在4年内迁走十几万市民，光是拆迁费用就要花掉1000亿。
克隆
每座城市都有一个“新天地”，这是全中国城市向上海学的。
在南京，它叫“南京1912”；在苏州，它叫“李公堤1912”；在杭州，它叫“西湖天地”；在宁波，它叫“老外滩”；在成都，它叫“宽窄巷子”；在重庆，它叫“洪崖洞”；在广州，它叫“太古仓”……它们有的是商业地产公司投资，有的是政府主导，但无一例外的是高档餐厅酒吧，以及迫切地宣讲“历史文化和商业经济的完美融合”。可惜它们都长得一样。
同样，每座城市也都有一条商业步行街，都铺着整齐的花岗岩地面，两边充满了生拉硬拽和簇新扮旧的建筑外立面，各色商铺食肆专坑外地人。王自健在他的脱口秀节目里发问：“为什么每座城市都有一条本地人不去的步行街？本地人都去哪儿了呢？”他自己回答说：“本地人都在另外一座城市的步行街上。”
每座城市都克隆了一个塔、一个大学城、一个晒死人的广场、一个怪异而昂贵的地标、一个国外设计师设计的大剧院或音乐厅、一个建筑好看但没什么内容的博物馆或美术馆、一个远在天边只在理论上缩减了交通时间的高铁站，当然，还有一个全新的、占地面积超大、建筑超科幻的政府办公中心。
办节
人人都喜欢过节，但有一种节却是令市民避之不及、啼笑皆非。
洛阳有牡丹节，安徽巢湖也有牡丹节。这个并不产牡丹的城市为一株牡丹而热烈庆祝，这株长在风景区山壁上的牡丹据传有千年历史，号称“天下第一奇花”，可预测旱涝。为了这个节，巢湖市开展了灯会、花车巡游和旅游论坛等等活动，邀请了从非洲到芭堤雅的各类表演者前来表演造势，迎来送往，花了近百万。这项“打造城市名片、扩大品牌效应”的节庆，最后为风景区带来了三千名游客。
这只是比较奇葩的一个例子。每个城市几乎都有属于自己的奇怪节日，绝大部分都是近年来突发奇想发明出来的。各种花、各种食物，乃至西瓜、豆腐、鸭蛋、大葱、板栗……举凡这个城市能想出来稍有名气的东西，都会成为一个城市操办自己节目的由头。
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很多城市还沉浸在这种俗气过时的观念当中，最后的结果却是“公款追星”、节庆扰民、劳民伤财。
评奖
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田园城市、宜居城市、休闲城市、创意城市、旅游城市、生态城市、智慧城市、双拥模范城市、最具经济活力城市、创新型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市、集邮文化先进城市、无偿献血先进城市、科技进步先进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先进城市……数数看，我们的城市有多少种评奖方式？
这些奖项评比，有的是政府评选，评选方从住建部、林业局到精神文明委不一而足，有的是各种协会、组织、团体。即使不算民间口头流传和媒体评出的称号，光是上列那些硬奖项，就足够城市们“创建”得不亦乐乎。
而对于市民来说，不管是“创卫”还是“创文”，每次“创建”都意味着大拆迁、大围蔽、大粉刷、大清理、大堵车，上街不见小餐馆，在家拿好暂住证。穿衣戴帽、栽花种树、七彩墙面、泡沫窗台、彩钢屋顶，也都在“创建”中被发明出来。
除此之外，国内的评奖已经不能满足城市的虚荣心。没拿过几个国际奖项，城市之间都不好意思打招呼。巴塞罗那的世界智慧城市奖，联合国人居署的人居奖，联合国环境署的国际宜居城市、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自然遗产名录。当然，现在最流行的是“非遗”，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申遗”成为盛行一时的专有名词，改名申遗、组团申遗、打包申遗，联合国的申报不上就申报自己的，国家级、省级、市级都有了自己的“遗产名录”。小吃申遗、吆喝叫卖申遗、麻将申遗、童子尿煮鸡蛋申遗……总之总有一个申得上。
治堵
1998年，全国千人机动车保有量是10.7辆，如果按照当年全国人口12.48亿算，全国机动车总量在1300万辆左右。而到了2012年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4亿辆。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城市普遍生了“堵病”。
2007年，北京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此后，这一做法启发了各个城市，杭州、武汉、长春、兰州等城市都实施或实施过不同情况的单双号限行。
2010年年底，北京发布汽车限购令，对车牌配额管理。2012年，广州跟进。加上早就实行车牌拍卖的上海，北上广都对车辆增加实施控制。
《北京晚报》曾经报道，根据一项国际调查，北京和墨西哥城并列成为世界上堵车痛苦指数最高的城市。北京被称做“首堵”，其惨痛经历自然是其他兄弟城市的前车之鉴。但各项治堵措施实施下来，却并不立竿见影。建设规划、道路管理、路权分配、大众交通等等问题才是治理堵车的根本之计。
在市民的感受中，堵车成了无奈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段子笑话的源泉，“摇号”、“限行”、“单双号”成为了流行语。经济学者在研究“单双号限行后依然堵车的经济学分析”、民间设计者发明各种路桥交通模型模式、英语达人在讨论“单双号限行”应该是odd-even license plate plan还是old-even alternate restriction，各行各业的智慧都在治堵上得到了展示。
可最终，车牌买不到，路还是继续堵着。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乡村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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