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行者的悲歌——安徽小岗村
想了解安徽小岗村，得先从厉以宁先生的一篇文章说起。厉先生这篇文章叫《最先变革的小岗村为何没富裕成功?》新浪科技刊载这篇文章时，原来的题目是《经济学泰斗厉以宁:创新一词的产生是为解释经济增长的波动》，“为什么创新的小岗村没富起来？”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标题，但是很多公众号在转载这篇文章时，都用这个小标题代替了原来的标题，原因无他，讲小岗村的问题显然更吸引眼球。
很多左派朋友因此如获至宝，认为小岗村没富起来，南街村却富起来，证明了大包干的失败，集体制的成功。但仔细推敲两个村的发展历史，这个结论恐怕是不能成立的。
厉先生论及小岗村的问题，旨在说明，创新并非一劳永逸，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是不行的。小岗村跟当年一样的穷，主要的原因是没有进一步的创新，“没有搞乡镇企业”，这就被抛离了工业化的进程，仅靠农业，在整个农业衰退的大背景下，显然是没有办法富裕起来的。但这并不是说小岗村当年搞大包干就错了。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问题是核心问题。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一直是中国农民的一个梦想。虽然农民最终也未能实现这一梦想，但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当中，特别是明清以后，不少地方逐渐出现了“永佃权”，比如光绪《周庄镇志》“俗有田底、田面之称，田面者佃农之所有，田主只有田底而已。盖与佃农各有其半，故田主虽易，而佃农不易；佃农或易，而田主亦不易。”佃户租种地主的田地，只要按约交租﹐就可以长期耕作所租土地﹐并世代相承。地主不能随意加租夺田。田底、田面，理解起来其实就是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农民在取得永久性的土地使用权方面，客观上接近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但是，建政以后，政府通过暴力革命首先剥夺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接着又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把农民重新变成了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农民失去了经营土地的权利，也就失去了生产的积极性，对农业生产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直接引发了1959-1961年的大饥荒，并且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恢复元气。
小岗村就是一个典型。小岗村位于安徽凤阳以东28公里的地方。凤阳历史上就有经济欠发达地区，著名的凤阳花鼓歌:“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凤阳地处淮河流域，淮河经常受到黄河侵袭，黄河夺淮以后，带来的大量泥沙淤塞河道，造成淮河水系紊乱，宣泄不畅。旱时赤地千里，涝时洪水滔天。所以就出现十年九荒现象也就不奇怪了。小岗村又位于高岗之上，更受无水之苦。所以农业生态十分脆弱。
小岗村在合作化以前，全村共有34户，175人，30头牲畜，耕种1100亩土地。1956年加入高级社。当年全队收了16.5万斤粮食，在留下每人600斤口粮和种子粮以后，其余40000多斤都卖给了国家。从57年开始，小岗村的粮食生产就直线下降。
“从1966年到1978年的13年156个月份中，全队吃国家供应粮的是87个月，共吃22．8万斤，占这13年的总产的65％”。从这一组数字可以推算出，13年间小岗村的粮食总产是34万斤，年均只有2.6万斤，比56年16.5万斤，下降了84.3%。
下降的原因首先是劳动力的下降，总人口数从56年的175人到66年的103人，一直到76年的111人。其次是生产积极性不高，土地抛荒严重。最后是水利投入不足。小岗村基本失去了造血功能，完全依赖于政府的救济，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余力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入。
很明显，合作化重创了小岗村脆弱的农业生态，人口的削减，生产积极性的挫伤导致了小岗村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难以恢复。这是整个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土地承包以后，小岗村农民对抛荒的土地进行了还耕，在利权明确的前提下，整治了池塘。爆发出的生产积极性是惊人的，1979年的粮食产量是1955到1970年15年粮食的总和，首次向国家上交了余粮。小岗村的成功对中国的农村改革产生了极大的示范作用，从小岗村开始，吹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号角。整个八十年代，可以说是中国农业发展最快最好的十年，我自己的家乡也是在这个时期实现了粮棉双百万担，达到了历史的最好水平。
但是农业生产超常增长以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农业收入水平的下降。农产品价格弹性低，农业生产效率低，跟工业产品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此外不合理的经济负担，落后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独立农会的缺位，种种因素造成了农村的繁荣昙花一现，很快三农问题就成为一个难以根治的痼疾。2000年3月，中国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发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喊。
在整个农村陷入萧条的大背景下，小岗村没有发展工业，单纯依靠农业，无法取得富裕成功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所以安徽小岗村在改革进程了虽然抢了先机，但最后的结局依然是一曲悲歌。
2、南街村——荒唐与可怕的集体主义
南街村和小岗村走过的道路不太一样。南街村位于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因位于县城的南部而得名。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南街村并不是纯粹的农业村落，它的居民大多亦农亦商，这个先天禀赋要大大优越于小岗村。
1980年，南街村办起了一个面粉厂和一个砖厂。这在当时的农村，恐怕也是极其罕见的。代表了南街村人的商业头脑。
南街村同样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制度。但是，与小岗村不同，土地并不是南街村村民的唯一收入来源，“村民们在县城做小买卖赚来的钱，甚至比务农还多”，这种情况下，南街村承包到户的土地，出现大量抛荒。
与此同时，承包出去的面粉厂和砖厂也因为管理问题发生纠纷，这种情况下，以王宏斌为首的村领导班子决定将企业和土地收回集体，走集体化发展的道路。但是南街村的这个集体化，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南街村的集体化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面的。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唯一合法的收入渠道是土地，进城经商和做工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南街村的销售从附近的乡镇扩大到了整个县城，并且扩展到周边地区，这极大地拓宽了财源，市场化的收入，降低了对土地的依赖。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收益与其劳动没有直接关系，生产出来的多余粮食会以“爱国粮”的名义被强行征收。南街村的现金收入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不要担心“一平二调。”产权明晰，市场取向，尤其是后来的雇佣劳动，使得南街村带有了鲜明的市场经济特色。
那么南街村为什么又成了红色文化的样板呢？这首先由于村领导的处理紧张的干群关系，压制不服从领导的村民而推行的权宜之计。
接着在那一场政治风波之后，南街村成为了政治正确的象征，引起了一些领导的关注。当地政府和银行部门因此闻风而动，开始大力扶持这个典型，源源不断的贷款开始向南街村倾斜。要知道，在九十年代，农村要获得银行这样不遗余力的支持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巨额的贷款让南街村踏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4100万，1991年是1.01亿，1992年是2个亿，1993年是4.2亿，1994年是8个亿，1995年是12个亿，1996年是15个亿，1997年16亿，1998年16亿，1999年14.2亿，2000年是14亿。
一时间，南街村坚持集体经济，坚持毛泽东思想，从而获得了光速发展，这种说法甚嚣尘上。而南街村背后真正的推手：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被人有意无意给隐瞒了。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上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尽管参与了南街村的建设，但却不享受南街村的高福利，这也说明了南街村的集体经济是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的！
南街村的非理性的膨胀客观上也给南街村带来了隐患。首先是自己造血功能不足，对银行贷款依赖过大，一旦银行断供，经济马上显形。南街村在巨额资金的投入下，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产业优势，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同时期的顺德、义乌、温州、福州等都在行业内形成了自己的领导地位，相比之下，南街村有什么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呢？答案是没有！其次是失血点众多，永动机项目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注意，这是90年代末到2000年初的2000万。南街村啤酒公司连续亏损13年。
吹大的泡沫总有破灭的那一天，2008年2月27日，《南方都市报》发表题为《南街村真相：权力经济的荒唐与可怕》的深度报道，披露：南街村集团早在2004年就已在村民不知情下悄然改制，南街村“三大班子”12位领导成员以自然人股东的身份占有了本属南街村集体所有的60%股份；南街村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村主任王金忠遗物中至少发现2000万元现金及多本王金忠的房产证，其追悼会上有几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以“二奶”名义要求分割遗产；而在背后支撑“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的，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外来劳动力。
3、改革大时代，谁是真的英雄？
答案至此很清楚了。
小岗村虽为先行者，没有富裕成功，是因为小岗村没有能实现产业升级，发展工商业，始终围绕土地打转转，在整个农业衰败的前提，不可避免于失败，虽然失败，但小岗村的失败，带有陈胜吴广式的悲壮色彩。
南街村曾经富裕，但并不成功。它富裕的原因是抓住了产业升级的机会，同时得到了超额的资金扶持，广阔的外部市场和廉价的外来劳动力，这些市场因素的存在说明了南街村集体经济的虚伪性。政治上的光环不但没有给南街村带来持续的发展动力，反而因为钱来得过于容易而失去了市场的竞争性。所以说，南街村富裕但并不成功，因为这个富裕也是靠不住的。
把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两个样本，小岗村与南街村互相比较，在社会快速变革的大背景后，谁是真的英雄？市场说了算，社会发展的规律说了算。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博客中国 世外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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