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而据我在桐木大队6年所见，所有的大队干部都是极少干农活的，他们不是开会就是检查工作。比四清时批判过的“吊吊手，九分九”有过之而无不及。
1965年，我从省城长沙上山下乡到湘南的桂阳县，先在一个靠知青安置费开办的新建集体农场，经过一年的极度劳累饥饿，和文革中的两年逍遥派日子，1968年11月由公社将我们这个根本办不下去的知青集体农场解散重新插队落户，于是我来到了我此后生活了6年的桐木大队岭下生产队。在生产队我遇到了两个生产队长：第一个队长苏拐和第二个队长财拐。现在，苏拐仍健在，而财拐则已去世30多年了。
我清楚地记得，在即将插队前，时任队长苏拐到我们农场见了我。那时我们农场正由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管理并负责“斗批改”：斗争、批判文革中的造反知青坏头头;同时将全体知青分散插队到生产队去。队长苏拐是来公社开会领任务：接收知青到生产队落户，并顺便来看看是谁分到了自己生产队。两天后当我在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带领下来到岭下小村时，苏拐队长正在路边的地里挖红薯。而我到生产队后也立即投入到挖红薯的劳动中。
那时，“农业学大寨”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但岭下这个偏僻的山沟里却比外面慢一拍，仍在做“包工”。这是自集体化以来除“大跃进”时以外岭下农业合作社、岭下生产队一直沿用的生产方式。所谓做包工，就是在田土农具仍是集体的、种什么也是集体统一安排、劳动分配也是工分一半人口一半的大前提下，对劳动任务进行家庭承包，干活时各干各的。
经过多年集体化实践的摸索，岭下生产队已将各项农活都定好了工分值，如犁一亩田多少工分、插一亩秧多少工分、挖一亩地红薯多少工分、送100斤肥到某处(生产队的田土在几处远近不同的山冲里)多少工分，等等、等等。在种、收、田间管理等劳动前临时进行抽签，以决定谁去哪块地干活。为什么要抽签?因为即使是同一项劳动(如犁田耙田)，不同的地块难度也是不一样的。我初下队时也参加过抽签做“包工”，每次都是会计识平做好签，队长苏拐大喊一声“卵大卵细，各人财气”，于是大家争相抽签。抽完签后大家立即分头干活，完成任务后晚上到记工员那里将工分记上就行了。
做“包工”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抽完签后干活不用催，劳动效率高;劳动力强、生产技术好的社员也能够多劳多得。当然做包工也有缺点，有人“思想不好”，只顾抢工分，不顾工夫质量。而且这一现象逐步“传染”，形成了普遍性，造成了“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于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上面对做包工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说那是搞资本主义，并强行规定各队都要实行“大寨式生产”。队长苏拐多次到大队开会学习之后，岭下生产队也开始实行大寨式生产：任何活儿都是大家一起上：插秧大家一字儿排开站在同一坵田里，挖红薯也是一字儿排开站在同一块地里;送肥也不用再称重量。主要看是否思想好，思想好就会挑重担子。
恰好在生产队实行大寨式生产时，桐木大队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原来的副大队长兼岭下生产队队长苏拐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并由大队革委会抽调到大队工作——负责大队新办的锰矿场。从此，苏拐完全脱离了农业劳动，当然分配关系仍在队里。他除了在生产队记最高的工分外，大队发的每个月5块钱伙食补助则装自己的腰包。这显然是个只有大队干部可以享受的优差、肥差。而据我在桐木大队6年所见，所有的大队干部都是极少干农活的，他们不是开会就是检查工作。比四清时批判过的“吊吊手，九分九”有过之而无不及。
苏拐走后，队里就要另选队长。而整个岭下生产队十几户人家，最会做农活、最会安排打算的其实只有两个人：识平和典经。富裕中农出身的识平是苏拐的叔伯兄弟，因高小毕业有文化做了会计;而身体健硕、1949年从省立三师毕业、还当过两年乡村教师的典经出身是地主，不知怎的又“世袭罔替”成了富农。这样的人当然不能担当队长大任。最后，大家推选财盛(财拐)当了队长。
财盛出身贫农，老实巴交，1961年30多岁了才讨上苦日子时死了老公的王家婆做老婆结束单身生活。1969年初他当上生产队长时，除11岁的拖油瓶儿子能帮忙做些事外，自己的三个孩子最大的还才6岁多。他老婆王家婆既矮小又不能干。财盛的生活负担相当重。
做大寨工，最主要是突出政治，要思想要好。但就我当时看到的，我感觉贫下中农们思想并不好(岭下生产队除了识平和典经外全是贫下中农)。每天开工，队长财盛都要在村口喊破嗓子，人们才会拖拖拉拉地走出家门。而这时，财盛为了“学习陈永贵”起带头作用，已在田里干了好一阵了。
财盛每天出工比别人早，收工又比别人迟，每五天一次的评工分，他会得到最高工分吗?当然会。但别人呢?
大寨式评工分是“自报公议”。每次“自报”时首先是一阵可怕的沉默。这时大家就说财拐老大你是队长你先报。当队长财拐报了10分，其他男人，哪怕是平时出工最拖拉的男人就都会接着报10分。而如果你给他评了个9分9，那么一场大吵架立即爆发，直吵得男人个个脸红脖子粗，女人呼天抢地骂街……。每五天一次，又拖延到深更半夜的评工分成了我当时最不愿面对的事情，却又不得不面对。你不去参加，你的工分就会被评得很低。连续吵了几场大架以后，队长财拐心灰意冷，不再招集评工分。从此，工分就按以前评的底分计。这保持了大家的一团和气，但很明显，这样做最吃亏的是财拐老大。但有什么办法，谁叫自己这时是生产队长呢?
对于财拐老大之苦，我最清楚。我住的小屋就在他家柴房隔壁。每天深夜我都是听着他单调的剁猪菜声进入梦乡的;而每天天还不亮，我又被隔壁噼噼啪啪烧火煮猪潲的声音吵醒。不过这时我仍可以美美地睡一觉，直到财拐老大的猪潲煮好了来擂我的房门“老T，老T，开工了!”我才醒来、起床。而这时天还没有大亮。
财拐老大喊开工总是先叫我，因为他知道只有我一叫就能跟着走。另一个一叫就能叫动的人是典经。他大约是知道自己的富农身份要夹着尾巴做人，出工不能磨磨蹭蹭。而其实，岭下生产队内部并不存在阶级歧视，我常在夜里看到队长财盛找典经讨教明天的生产怎样安排。可以这样说，典经其实是岭下生产队的“影子”队长。岭下全村人不但同宗，甚至还是一个“房”的兄弟，没有出五服。
虽是同宗兄弟，但“家业使兄弟分裂”，岭下各家各户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矛盾。尤其是“在家的”与“在外的”矛盾不小。而“在外的”主要代表就是前任队长苏拐。
在岭下，苏拐是个能人。他妈妈是土改根子，他本人是土改积极分子;初级社时他是社长，人民公社成立后他是副大队长兼生产队长，一直是队里的主心骨。到大队任职这样的优差肥差只有他能谋得到。
“在家的”的主要代表是队长财盛，出头的则是会计识平。
“在家的”一年到头天不亮就下地，天全黑看不见干活了才收工，简直是牛马般劳动。没办法呀!小小的岭下生产队，竟然有苏拐、赋柏(大队团委书记、赤脚医生)两个全劳力长年抽调在外，还有两个全劳力也常常被指名抽出去“搞中心工作”和修水利搞测量。家里劳动力不足，不起早贪黑干就会耽误农时，大家就要饿饭。“在家的”见“在外的”工作轻松，每月又有5块钱补助，回队还要记最高的工分，心里极不平衡。为此，会计识平在记工分做帐时故意卡他们，结果引发了一次大的争吵。当然争吵的结果是“在外的”获胜。他们有大队、公社开来的盖着红粑粑的记工单，小小的生产队只能照办。对此，我听财拐队长几次叹息：唉，我们太辛苦了!我们死卵牯只有在家做死事的命呀!……
改革开放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我的首位和第二位队长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都成了岭下村民组的普通农民。承包制只一年，各家各户的粮食就已吃不完，劳动又恢复了旧日的“半年辛苦半年闲”。但此时的财拐队长却已重病缠身，只过了两年好日子就在50岁上走了，而财拐家则沦落为岭下的最贫者——两个儿子现在四、五十岁了仍打单身。他的拖油瓶儿子也是老单身，大前年已经死了。
苏拐队长本是能人，勤劳又能干，改革开放后他家的生活自然比以前也好得多。现在他80岁了仍下地干些活。我每次回岭下，苏拐队长都会来陪我聊天。一坐下来，他就开始赞伟大领袖、骂总设计师。我、陪我的其他人全都默不做声，不表示赞同他，也不反驳他。
这几年，苏拐队长不再骂总设计师。他的二孙子虽因帮黑社会看场子等事被抓判了十几年刑，但大孙子大学国防生毕业在部队做了军官，据说工资颇高。这两年，年已80的苏拐队长也开始正面评价村里以前的地主——曾被作为土改积极分子的他打倒并将其财产没收一空的典经的父亲，说典经的父亲是个待人十分和气的人。典经的父亲1949年以前实际上是在县教育局做官，后来死在洞庭湖的劳改营。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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