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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福兴:对村干部要多些情怀与宽容

[ 作者:陆福兴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6-02-27 录入:王惠敏 ]

村干部换届选举即将临近,是留下还是离任,许多村干部心里正在徘徊。下村里调研时与村干部聊天,村干部们无奈地苦笑说,在各类自媒体上,只要牵涉到村干部有什么问题视频,就有大量的老百姓点赞,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形象似乎不是很好,村干部们感到委屈和寒心。作为连接国家政策与乡村群众“最后一公里”的纽带的底层干部,村干部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12月发布的数据,全国有60多万个村委会。如果按每个村平均5名村干部配置,全国有村干部约312万人之多。他们是我国人数最多的无编制的“干部”,肩负着带领近7.71亿农业户籍人口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任,更是担负着基层稳定的政治重担。

一、村干部的穷、苦、累

村干部是我国一个特殊的干部群体,按照国家公务员管理条例,他们不是干部,不能像公务员一样享受国家干部的有关待遇;按照当前大多数地方对村干部的要求,他们被参照公务员的有关规定管理。他们对上是农民,但要承担国家乡村振兴的干部使命;对下是干部,却要和农民一样干农活。对上要服从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是没有级别没有待遇的最底层干部;对下要尊重七大姑八大姨,甚至在同宗姓中要给长辈们当“孙子”。当前,所有地方的村干部事情都很多,村支两委主要村干部还必须脱产,但他们得到的报酬只是误工补贴。因此村干部既穷又累还苦。

村干部穷。在各种自媒体甚至影视艺术中,似乎村干部都比较富裕,老百姓也怀疑村干部得了国家的好处或者贪污了老百姓的补贴因此富裕了,当然不排除个别村干部确实这样,但事实上村干部靠当国家给的补贴是穷的。就国家给村干部发的工资来说,一般地方的村主要干部一年就四五万元,其他村干部人员更少。尽管他们达到了一般农民的年平均收入水平,但是,这些钱养家是不够,甚至不够本人花。有村干部说,自从当了村干部,村民的红白喜事都要随份子钱,一年到头不是一个小数目。为什么大多数村干部是村里较富裕的人家呢?这不能排除村干部本身能力在村里是比较强的客观事实,应该说,大部分村干部自己的赚钱能力还行,如果没能力,肯定当不了村干部。因此,富的村干部一般都自己赚钱的门路,不靠自己做点别的生意还难以养家糊口。能当村干部的还是有能力的人,他们比一般村民富裕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村干部光靠国家的补贴收入是穷的。

村干部苦。村干部苦只有自己知道,在村民眼中,村干部风光有面子,似乎得到了国家的很多好处,所以村民对村干部有很多不信任。比如收缴城乡医保费用,村干部苦苦做工作,村民认为村干部肯定得了国家的好处。但村干部有苦说不出,有时还要先垫钱。据某村干部反映,该村5个村干部在2025的城乡医保收缴中,为达到上级规定的百分率任务,每人平均垫了2000多元,至于这个钱归谁来还和什么时候还,村里干部们心里都没有底,反正大家都垫着。还有村干部说,有的村民对于低保政策不了解,低保户自己日子过好了不该享受低保了,一旦要取消其低保时,有的低保户甚至要与村干部拼命。此外,一旦当上村干部,既要承受上级各种任务责任的压力,又要回应百姓的诉求,虽两头苦苦应付,却难获理解。特别是在如今的信息社会,村干部稍有不慎就会曝光在自媒体上,有苦难言。

村干部累。当前一般行政村人口数通常上千,多则几千人,村支两委几个人要管这么多人的吃喝拉撒,村域面积又大,而且一般村里农户之间居住分散,许多上门工作一天做不了几户,诸如催缴城乡医保,要对农户做工作、费口舌,常常得不到农民的理解,认为这是村干部应该做的。尽管规定村干部实行自治,但是村属于国家治理的最末端,要落地必须到村上,因此上级许多任务都压到了村里,当前中央要求给村里解负,但许多无形和隐性的任务村干部必须完成,客观上很多农业农村工作落实情况,如果不深入村庄就难以有效开展。因此,即使减负,村干部所负的责任还是不少,村干部累是必然的。更令村干部心力交瘁的是,考核问责层层加码,一件小事处理不当就可能被通报批评甚至处分。他们既要做政策的执行者,又得当矛盾的调解人,白天跑项目、晚上入户谈心,节假日也常在防汛防火第一线。

二、村干部需要情怀与制度的双重滋养

我国的村干部具有特殊性,对村干部的管理既要严格依法依规,又要有情怀和适度宽容,不能仅以行政命令压任务,更应体谅他们的难处,给予精神关怀与制度保障。要建立合理的容错机制,减轻问责压力,提高待遇补贴,解决养老等后顾之忧,增强村干部的职业吸引力。

自国家反腐拍蝇行动加强以来,对村干部的严格管理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据《中国纪检监察报》1月17日消息,2025年全国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9.1万人,2024 年处分10.4万人;2023 年处分6.1万人。这一数字不仅揭示了村级干部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也传递出反腐败斗争对村干部越来越严厉。但是,村干部作为连接政府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肩负着政策落地的关键使命,其工作复杂琐碎且责任重大。在坚持严管的同时,也应注重严管与关怀并举,避免让基层治理陷入“无人愿干”的困境。唯有严管与厚爱结合,才能涵养健康可持续的村级治理生态。

乡村社会讲究人情伦理,村务处理往往需兼顾情理法,若一味强调刚性管理,易使村干部陷入两难境地。村级工作直面群众矛盾,调解纠纷、推进项目均依赖个人威望与长期积累的信任,缺乏情感投入难以服众。对于村干部,唯有融入情怀认同,辅以制度保障,才能激发其扎根乡土的内生动力。因此,必须在严明纪律的前提下,给予村干部更多理解与支持,既要压实责任,也要搭建成长平台,畅通发展通道。

只有将组织的关怀与制度的温度传递到基层末梢,才能让村干部既有敬畏之心,又有干事热情,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实力量。对于村干部管理不能简单套用对公务员的管理方式加以苛求,应当尊重村级组织的自治属性,在监督执纪的同时,充分考虑基层工作实际,合理界定权责边界,避免过度问责与形式化考核。唯有在制度设计上体现差异性与包容性,才能让村干部轻装上阵,心无旁骛服务乡村。

对村干部给予情怀和宽容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根本保证。这要求在制度设计上为基层留足弹性空间,尊重乡土社会的运行逻辑,避免刚性指标倒逼出形式主义歪风。在乡村治理的复杂情境中,村干部往往处于各种矛盾与压力的交汇点。在处理乡村事务时,村干部需要一定的自主性,不能被过于僵化的规则束缚。过于强调标准化治理行为,可能会忽视乡村实际存在的复杂人情世故和特殊情况,导致治理效果不佳。所以,对于村干部,我们应当多些情怀和宽容,理解他们在特殊环境下的无奈与付出,给予他们更多发挥空间,让他们在遵循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灵活运用非正式治理资源,推动政策与乡土逻辑的有机衔接。对轻微违规但无实质危害的行为,应以教育引导为主,避免机械执纪挫伤其积极性。唯有在制度刚性与治理弹性之间寻求平衡,才能真正激发乡村内生治理活力,实现乡村的长效善治。

三、如何给予村干部以情怀和宽容关怀

当前,在日常管理中,我们对村干部的情感需求关注不足,乡村工作环境相对艰苦、任务繁杂,村干部面临着家庭与工作的平衡压力、群众不理解的委屈、发展资源短缺的焦虑等多重困境,若缺乏有效的情感疏导与精神关怀,极易消磨其工作热情,导致“守摊子”心态滋生。因此,对村干部的情怀与宽容关怀,是乡村发展的“软实力”,也是基层稳定的“压舱石”。

一是要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明确适用情形和程序,让敢于担当的村干部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对村干部要注重从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鼓舞,真正把关怀落在日常。应推动管理理念从“控制导向”向“支持导向”转变,将信任与激励贯穿于村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通过科学考评、精准赋能和常态化培养,提升其治理能力与职业认同。各级组织需下沉资源、倾听诉求,建立上下联动的反馈机制,确保政策执行既有力度也有温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持续激发村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在落实乡村政策中充分尊重村干部的主体地位,赋予其更多自主空间与决策参与权,切实增强其责任感与使命感。通过搭建常态化培训平台,提升其综合素质与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推动治理方式从被动执行向主动创新转变。

二是激活基层治理“人”的要素,让村干部敢干事、想干事、多干事,在理解与信任中焕发干事热情。要以制度的温度守护村干部的初心,用组织的关怀化解其后顾之忧,使其在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上,既能仰望星空追寻价值,也能脚踏实地深耕细作,真正成为连接政策与民心的坚实桥梁。必须正视村干部群体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心理压力。切忌过度问责导致基层干部畏首畏尾、不敢作为,甚至滋生“宁可不做事也不愿犯错”的消极心态。因此,在强化监督的同时,必须辅以正向激励与人文关怀,推动管理从“单向问责”向“奖惩并重”转变,真正实现严管与厚爱结合,确保村级治理既有力度、也有温度。

三是让村干部凭借自主性缓解上级政策的刚性,因地制宜开展各项具体工作。当前的某些“一刀切”政策,导致村干部许多事情只能勉强而为,有的事情实在没办法,只能用形式主义来对付。如某村为完成5万元集体经济收入指标,村支书没办法只能在邻村借了5万元款,只有找村民签了一份承包山林的假合同,使村级集体经济达标了。后来审计时被发现,村党支部书记尽管经查实没有贪污,但纪委一定要处分村党支部书记。例如,某地禁止村干部工作日饮酒,某村干部调解两村民矛盾,村民摆酒庆贺和解,村干部高兴之余被劝喝了酒被处分。还有某村干部处理两村民纠纷时骂人,但一顿骂把两村民都骂醒了,都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调解成功了,村干部却因语言不文明被谈话了。总之,对村干部应该有“弹性调适”制度,尊重村干部在化解矛盾、推动发展中的灵活性与实效性,允许其在政策执行中根据村情适度变通,只要不谋私利、不触犯法律,就应予以保护与支持,避免过度问责挫伤基层积极性,让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敢于担当、善于作为。

作者系湖南师大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教授,湖南省乡村振兴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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