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广大的乡村，既有了发展的经验积累与较为扎实的基础，也面临着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新矛盾和问题，迫切需要重整乡村治理秩序，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目前我国的乡村治理，有经验、有典型，有物质基础，更有村民期盼。乡村社会的加快变迁，使原有的乡村管理方式远不适应乡村文明进步的需要。具体表现为：乡村青壮劳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就业，村民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乡村养老、文化发展、生态环境、村民民主权利保障、公益事业发展等众多问题，客观要求乡村推进乡村治理、提升乡村文明。从乡村管理的实践看，随着“撤乡并村”的推进，村干部管理范围扩大了，管理内容增加了，“小村总理”烦恼多了，原有的管理方式、管理能力不适应了，“责任大、权力小”，对村民群众的经济与非经济利益纠纷，缺少有效的调节方式。乡镇政府对乡村管理“单一权力中心”和“权力单向度”运行模式，也不适应乡村社会组织多样化发展要求。单纯抓经济增长，用金钱来摆平乡村矛盾纠纷的治理方式，已经无法有效推进乡村文明程度的提高。完全靠农民自主探索乡村治理新机制、新途径，也面临一些体制障碍。迫切需要各级政府以改革创新举措，着力推进乡村治理的全面提升。钱月宝代表建议：
一是要将乡村文明治理成效，列入县、乡镇政府的政绩考核目标体系。推进乡村治理科学化，是为实现农村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打好坚实的社会基础，是确保农村全面建成并巩固小康社会的战略举措，县、乡镇级政府，要进一步在资源配置、管理规划、干部配备等方面，切实研究并破解乡村治理的新矛盾、新问题，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整体目标，注重推进乡村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是要在乡村经济资源确权颁证的基础上，深化农村资源管理体制改革。通过试点，逐步推进村里的“政经分设”，村民委员会的社会管理职能，要与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的经营管理职能分开，人员不能交叉任职。
三是要整合乡村民主治理的组织资源，吸引并引导“多元主体、同心同向”的乡村民主自治进程。对现在不少村庄试行的“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村委、居委并设”等创新实践形式，要加以总结规范、实践推广。
四是要规范县、乡镇政府对乡村的管理事权与财权，解决乡镇政府对乡村管理的“越位”与“缺位”问题。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要延展到村里，但又要确保“村民自治”的制度体现。
五是要夯实村民自治的基层体系，扶持网格化治理体系。要推进乡村信息技术装备，建立农户信息档案。要推行村委会下的“村民小组长”队伍建设，由村民推荐、民主协商、村民代表会议确定村民小组长人选，乡镇政府组织培训，村集体每年给予适当经济补助。对乡村的各类社会组织，也要建立促进民主治理的责任主体，纳入网络管理体系，发挥其参与乡村治理、促进文明进步的社会功能。
六是要将村“两委会”干部的教育培训，列入乡镇政府的重要工作议程。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产经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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