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台北，从2008年开始在大陆这边常住，然后开始工作，来到这里最大的体验是：在做所有的事情时，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是“没时间”，在内地近八年时间里主要的经验是“钱不少，人有，且事情一大堆”。但大部分的事情都是这样进展的——先是拜托你在一个月就做完好不好，否则最好能三个月完成，如果说需要半年，就开始觉得不耐烦……一年根本不可能。可是我们听到前场孙君老师所讲的，他做的那个项目共要九年，前三年先看看你的状态，再三年才真正做事情，然后再花三年来评估，九年后再来谈谈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听完孙老师讲“孙九条”，除了那九条之外，我还想再加一条“给我时间、容许改变”。“给我时间”是指：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定的作业时间；另外再加上“容许改变”，这可能是我跟孙老师比较不一样的，他的设计不能改，我的设计一定需要改，但是请你给我时间，让我跟你一起改。
在内地有很多地方还是保持着农村形态，但是也有很多农村已在改变，听了孙老师讲述河北农村案例讨论的内容，当前我所要谈的村子或许就不能再叫做农村，只能称为“乡村”，因为它不再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子，已经转变了，它改变的并不是农村的样貌，而是农村生活的主体内容，例如现在大家开始做民宿，而且最近非常红火，像丽水这里也要以发展民宿为目标，所以今天要来谈谈“民宿”。另一个概念是刚刚孙老师提到过的“当前在城市里，我们都只有家的概念，并不知道什么是社区”。可是最近有个词大家也常在说，“社区营造”。在内地这个词正在热火，虽不一定能搞清楚，但是已有很多人在谈“什么是社区营造”。所以，今天也要跟大家来谈谈“社区营造”，呼应孙老师的一个说法——“所有的事情要从思想改变开始”。今天也将给大家看一个台湾社区营造案例，看看当年一个社区是怎么改变一群住民及他们的思维。
何为乡村民宿：
应是仍有村民生活其中的乡村住宿
第一个要讨论的问题：什么是民宿？首先，借用葛书记在微信上讨论的内容：莲都区也开始要做民宿，打造民宿经济，希望今年要打造10个村，3000个床位，到2017年，希望有30个特色村，要达到10000个床位。民宿经济不单单只是经济活动，应该把农村旅游、文化、以及所有跟它有关的都整合起来，把它跟文化、文化创意联合起来，所以民宿不只是床位，不是盖个房子变成一个可以住的地方，就算是民宿了。有些民宿可以很漂亮，可以很棒，甚至可以很高大上；但有些民宿也可以像孙军老师说的，只是村民自家比较干净的房间，住得比较舒适一点，都可以是民宿。但仅仅这样有个像样的房间就是民宿吗？民宿的主体应该是住在里面的村民、是主人，而不是房子、房间，更不是那张床。住在里面的那个“人”，才是我们真正要关心的对象。
葛书记也提及：光靠政府不够，要有企业、要有资本，甚至要有村民参与在里面，因为村民才是主人翁，这才是最重要。所以他总结的很棒：“转变观念，挑战也会变成是机遇”。主要关注在这四个字——“生活方式”，就是在乡村的生活方式，才是我们真正所要面对的事。当然这件事情说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举几个案例跟大家探讨一下“何是民宿的核心内容？”：
——只能算是好景区的乌镇
第一个例子：乌镇，在浙江现在非常有名，刚刚开过全世界的物联网经济会议，很多人都说它是很好的民宿；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并不认为它是民宿，称它为“景区，很棒的景区”。为什么称它为景区而不是民宿呢？因为虽然它的整个村子保护地非常好，几乎所有老的建筑，老的空间结构及环境，都被相当完整地保留下来了，甚至早餐店还在经营早餐，手工店还在做手工，店铺还是经营着传统的店铺；但是请大家仔细思考一下，在里面做事的那个人是谁？开早餐店的人还是在他家做早餐吗？做手工的人还是自己在做手工吗？开店铺的还是在开他自己的店铺吗？在我的理解里，他是乌镇景区开发公司的雇员，而他的生活已转变成早上来到这里来上班，做他上班该做的事，下班时间到了，他就回家；回家后，才开始过他自己家庭的生活，乌镇景区里已经只是他上班的地点了，这样的乌镇里能说是有民宿吗？这是乡村文明或老镇文化的生活方式吗？可能是我个人的要求比较严苛，所以我不太说乌镇里有民宿，它是很棒的一个景区开发案例，当然该有这样的景区，也算是个成功的经验，但是对我来说，它已不再是我们谈的乡村文明的生活方式，更不是我所说的民宿。所以，当我们在谈民宿时，应该想想，到底民宿与民宿主人该是什么关系？
——只能算是精品乡村酒店的安缦法云
举第二个例子：杭州安缦法云酒店，大家看看上面照片，它还保留着非常好的乡村地景环境及典型农村样貌，你住到里面也非常舒服，享受着超五星级的酒店服务，所有的设施、环境、条件都非常好，又有非常好的服务人员，所以它是知名的精品酒店。不过里面的人也都是服务员，也是来上班的，并不是来这里生活的人，所以你体验的是什么，酒店的服务、管理、环境，但是你体验不到这里民宿主人的生活。所以好像也不是有很好的乡村样貌及地景，就算是住在乡村民宿里了。
经此两个案例的探讨，让我们思考：如果只是盖个好房子，维护好环境，再请服务员做很好的服务，在这里所体验的这个精品房子就能叫民宿吗？对我而言不是，应该是还有村民主人生活在里面的乡村住宿才能称为民宿，他们的只能叫景区、酒店或客栈，没有村民生活其中的都不能算是民宿。
当下乡村民宿会遭遇何种困局？
依此，有人可能会问？以现在内地仍有村民生活其中的农村，普遍存在脏乱差的样貌里还能做民宿吗？确实不容易，本人最近在内地许多农村调研，最常看到的景象如下图片：
村民自己都不在意的乡村
我称之为“村民自己都不在意的乡村”，在大部分的乡村里，家家户户的内装都很漂亮、整理得也很好。可是却把不要的东西都往外放、随便堆置，好像外面的事情就跟自家没有关联，那是政府该管的事，那是村干部该管的事，跟自己没有关系。这也的确是我们在大部分乡村普遍看到的村貌。
当前要村民爱干净还是很难的事
另外，有个湖南大学的老师在微信上这么说，在他到访河南郝堂村以及安徽碧山村之后，他再回想自己多年在的长沙农村调研工作，仔细地想想，他仍下了一个这样的结论，“在长沙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让农民爱干净”。他觉得这件事情做不到，其它的都是奢谈。
还有，2015年暑假同济大学找了十几个高校到全国的农村去普查，得出来的结论是“农村的污水排放、沟渠治理、垃圾问题、经营问题非常突出，农村环境卫生状况非常非常地滞后，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缺乏，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问题非常突出”。由此可见，农村普遍脏乱差的情况还是相当严峻。然而，面对这样的情景，其实已有很多人在努力、在改善，近来也有明显的进展，只是仍需加把劲。
一个返乡新农民的真心话
再来，最近有一个组合叫做新“F4”，全称“farmers four”，四个新农民回到家乡去建设自己的村子。其中一位，叫陈统奎，生活在海南，他原就是一个关心家乡发展的记者，因缘际会去了台湾，看了多个乡村社区营造的案例，受到这些案例的影响，后来就离职回到自己的家乡做新农人，为家乡的发展做贡献，至今已经做了15年。因为他自己也在做民宿，所以还经常到处去跑，去年去了厦门，到鼓浪屿体验一下所谓的民宿，回来后很有感触地得出以下的结论：“其实民宿不是卖房间，民宿应该卖的是生活方式，没有主人的民宿我称之为假民宿，没有主人生活主张的民宿我称之为空民宿。”尽管后面的两段话，我觉得虽有点重，但很值得大家思考一下。他说：“如果主人没有主张，就算你住在里面，他只是给你个房间，让你来住住就走人，他没有跟你互动，没有自己的生活主张，没有自己的生活态度，这个民宿仍是空的”。具体一点地说，民宿是卖主人的生活态度及生活主张，我觉得他说的其实非常好，这是他15年的总结经验，也是台湾民宿的经验体会。
即使民宿经营有成，终也难以独善其身
最后我想谈的是丽江案例，早期丽江确实保留下了很多当地传统的文化、环境及建筑，甚至连当地很多的生活模式都有点被保留下来。为什么只讲“有点被保留”，这也是先前我为什么要加第十条，因为所有事情是会改变的而不会停留在原地的，一个地方的发展是会有演变的，从成长、发展、停滞、甚至衰退，都是会有转变的。例如下图：
到了2015年9月在丽江很多旧房东开始反悔、撕毁合约，为什么呢？因为丽江逐渐发展起来后，民宿经营起来了，相应房价变高了，房租也跟着变高。然而，当初来丽江做民宿的人，可能是外来的某艺术家、某建筑师或者有心想经营民宿的人。他们遵循当地的文化、生活及各种要素来做，多年后终于有成，价值开始提升，生活变好，房价变贵，房租也变高了，可是还是以过去低廉房租价格承租使用着。这让原房东开始重新思考计算，如果撕毁了旧合同后我再租给别人因而可以赚取更高的利益，想想原来的租金是多么不划算，所以宁可反悔。
其实希望大家想想，如果民宿真做好了，而这个村子里也只有民宿成功了，可以像德清莫干山，一晚上有三五千元的收益，可是在你收到此租金后，你会面临什么问题呢？你思考过吗？你是想做到这就走人呢？还是想继续做下去呢？如果至此就停也就罢了，假如你还想再继续往下走，那问题可能就没这么简单了，像丽江正在发生的情况，经常也是各地民宿业者只有自己有成后将会面对的。所以，假如你以为只要管好自己的民宿，只想做好自己，就可以独善其身，可能这个愿望你终究会失望。说到这，我想我已经不必再解释“为什么乡村民宿离不开乡村社区总体营造了”。
台湾民宿与社区营造经验借鉴
接着，谈谈台湾的经验，在台湾社区营造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工作，那么台湾的民宿跟社区营造到底有什么关系？
台湾对民宿的界定
首先，民宿到底是什么？在台湾是这么界定的（台湾的经验只是给大家做个参考），民宿是利用自己房子的空余房间，结合当地的人文，自然，生态，环境，以及主人的生活方式，以家庭副业的方式经营，提供游客乡野生活的住宿场所。这是台湾相关规定对民宿的界定，并不是说台湾没有类似乌镇的项目，只是通常称为景区或酒店。景区有景区的管理办法，酒店有酒店的管理方式，而民宿另有民宿的管理规定。而在台湾的规定中：民宿的经营规模只能五间房，最多一百五十平米，只有像南投、花莲及台东等偏远山区，可以稍微放宽一点，上限是十五间房，以两百平米为限；超过这以上的，按酒店方式或景区方式管理，这是在2001年后才订的一个民宿管理办法。
台湾民宿发展的概述
回顾台湾民宿的发展，其实是从1980年代就已开始在开办早期民宿。那个时候跟现在内地正大力地发展民宿初期情况很像，到处开办，也是民间自发在开办。而最初也只是提供简单的住宿，并没有服务，也没有提供各种设施，只是收一点房租贴补家用，仅此而已，且只有在城市周边才有较明显成效。花了约十年的工夫，到1991年，随着民宿渐渐发展，在城市周边地方大都可以赚点房租费，可是偏远的山区还是很难，所以台湾当局才开始让“原住民委员会”来帮忙比较偏远地区，直到2001年，才订了民宿管理办法。从1980到2001年，台湾花了约二十年的时间，才逐渐明了民宿是啥？民宿怎么管？可以管什么？才订立民宿管理办法。所以2002年，台湾才开始有民宿规定及正式统计，据相关资料显示（如下图），正式登记的民宿数量从几乎没几家，不到十年，发展到了四五千家；然而，若据民间的自己预估，实际上至2014年台湾的民宿已经超过一万家了，这也是在政府大力协助下才得以蓬勃发展。
何以是滞后的民宿正式管理
谈论了台湾民宿的发展概要过程后，就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进一步地探索：为何1980年代民宿就开始发展，但民宿管理办法到2001年才订立呢？谈到这，就不得不简要说明一下台湾社区营造的发展历程了。台湾是从1980年末期由民间团体主动地开始推展所谓的社区营造，到了1990年中期，花了约五到六年的时候，才开始赢得政府的重视，开始有所谓的社区营造政策支持；又因为经历了1999年的大地震，需要尽快协助灾民恢复生活方式与社区重建，而多年的社区营造工作积累，成了协助灾后重建的主要工作模式之一，所以到了2000年，才促使政府将大量的资源投注在社区营造工作上，社区营造政策也正式晋升为全台施政计划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推进民宿发展则是灾后乡村重建中地方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这或许可以间接地说明，何以台湾民宿管理办法到2001年才订立，也进一步指出台湾民宿与社区营造的关联性。
台湾桃米村社区营造与民宿发展的关联性
讨论至此，来看一个台湾案例：桃米村，又叫“青蛙的故乡”。它是“九二一”灾后重建才开始改变的，且是在社区营造方式的重建工作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灾前它原本是一个没什么特殊资源、青壮人口持续外流的一般农村，但是现在变成非常火热的知识旅游、休闲民宿经济村，现在来了解一下这个转变的过程。
因为灾后重建的需要，桃米村重新盘整自己村子的资源，包括自然生态、人文历史以及各类可以联结的社会资源，并开始以共同参与的社区营造方式进行社区重建、生态栖地复育，人文知识及生态环境等的培训，在各种发展条件逐渐成熟之后，才开始大力推展民宿的经营，而不是一开始就先把各家各户的房子先建好，经营起民宿来，再来做整个社区的营造工作。
多年的工作经验体会到，发展的顺序常常是很重要。如果先做民宿，再来进行社区整体营造的工作，很容易会出现前述丽江案例的情境，当把成本及价格抬高之后，再想让大家减少考虑自身利益而共同发展，通常就会变得更困难；如果换个方式，一开始就是大家一起想办法，在成本还较低廉的时候就共同合作，订下可以共同运作的游戏规则，哪怕发展过程中规则仍须常常改动，其实仍会发觉，这样可以走得更长、更远和更有效。在台湾民宿发展的经验里，通常也是那些社区营造是做在民宿经营之前的案例，比较有效，不仅仅是要把房子修修好、把内装变干净、把环境变舒服；更是需要先办很多的宣导及培训活动，力邀村民参与，挖掘自己乡村的生态条件、环境资源，并成为生活及服务的内容，然后才会盖相应的建筑设施与具有特色的民宿。台湾桃米村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所谓的《以环境及生态知识为主的一个知识经济民宿》。
如果大家要去看桃米村案例，我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方式去。第一次你先自己去，不找当地的导游，也别先去看知名的纸教堂及产业园，因为这都是比较后期才建造的。为什么希望这样，让你们自己先去看，因为你会发觉，如果没人引导且跟你解说，就会觉得这村子一点都没啥特别。这种环境，这种条件，凭啥可以作为一个这样知名的民宿村，我相信你会有这样的印象。
接着，你再找一个当地村民经营的民宿住住，通常他会自己当导游，带你在这个村子走一遍，这时你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可能，明明一点都没有什么特别条件的地方，居然也可以有这么多的故事及这么多的资源可以挖掘，居然可以把我留这么长的时间。正如现在桃米村的村民们称自己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服务员，并不认为自己只是在搞民宿，也不仅是在做乡村旅游，他更是在从事知识经济服务业。凭什么呢？他会告诉你：“我们这里有二十九种青蛙，我可以带你去把这个青蛙栖地走一遍，可以告诉你哪一个叫声是哪一种青蛙，而且它这个叫声是什么意思，是在求偶或是在唱歌等等。也会带你去看他们自己培育的各种蝴蝶，或带你看夜晚的萤火虫。所以他们说，我不只是一个民宿主人，也不仅是一个环境保护工作，而是在培养我们的衣食父母，在建立自己的生财之道。这些青蛙，萤火虫，蝴蝶才是主人翁，我们依靠着它们生活，我认识的青蛙和蝴蝶，可能比任何大学教生物的老师还要多，所以会说自己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服务员，学的是知识经济”。因此，做民宿绝不只是在造房子，改环境，更是在营造住这里面的人，让他们更好的在这里生活、学习及改善，然后把这样的内容传播出去，让大家共同认识乡村的生态文明及生活方式。
回到另一个主题：社区营造。首先，社区是什么？一个简要的说法：社区就是一个有集体认同感的地方。那么社区营造是什么？就是社区居民一起营造共识的过程，其实，就是人的营造过程。关注的重点是“人”，关注这里面的人怎么一起营造，就是大家求得共识，让我们的村子或社区变得更好，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好，甚至让我们的人心变得更美。有一个很简单的目标就是把“我”变成“我们”。让我用大溪老街案例来介绍台湾是如何进行社区营造的。
1990年代初期，桃园大溪在台北周边，大概离台北一个小时车程，当你走过大溪镇上繁华的街市，你会发现有好几条街的建筑外貌都还保存着日据时代所兴建的立面牌楼，但是除了和平街，其他老街大多因为年久失修而杂草丛生。然而和平街上有八成都是两三代制造神桌家具的老店家，因为人口外移而逐渐没落，大溪镇公所多年来一直想要保留老街的原貌；但是大部分的老百姓都不太想保，在此情境下怎么办？怎么做？
首先有个愿意转变的地方领导
其实当年台湾乡镇政府做法跟现在很多大陆内地的“以奖代补”方式是很像的，由政府编列预算，请专家评选出十五户立面，每户发给新台币二十万元奖励金，永久保存老街立面。可是当年台湾这类做法：专家评判，政府出钱、保存修护的实际经验，几乎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当年，曾梓峰（华梵工学院老师）得知这个消息后，透过朋友引荐去跟大溪镇长讨论，建议能改变一下方式，换个方法，不要再这样干，终于得到镇长首肯。据当年大溪的林镇长回忆道：“当时我编三百万（新台币）要去保存。和平路有六十二间古厝要去保存，要用什么方法……因为是行政单位，请我这些同事公务员来想，再怎么想也是，我们请几个专家来评判这间历史较久的，这间的艺术手艺较好的，请专家来评论。当初我们的想法确实只是这个样子而已，但是这个办法向曾老师说，我们这三百万准备这样来用的时候，他认为他有更好的办法，经商讨后，决定让他试试”。
积极引入居民参与的操作方式
其实，曾老师在多年从事参与式规划设计的工作中，得到一个宝贵的经验如下：“这个保存计划如果没有办法把历史性的建筑物跟居民的生活连在一起，进而可以产生认同的话，这个运动可能不会成功，所以说如果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让居民自己产生意义我觉得是最好的，而且下面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走。……因此是他们觉得自己最漂亮最重要，而不是别人来认定觉得漂亮最重要，瘌痢头的儿子都是自己的好啊……我认为第一个不要用指定的，就是用选美的，让他自己选。在选的过程里，我们来安排机制，让他自己讲，讲的时候看看能不能把他们关联起来”。所以他的构想也很简单，就是让居民参与进来，让居民自己来选，并尝试跟居民的生活连接起来。
社造工作者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样由上而下的做法常是适得其反。所以，其实需要的只是换位思考，我们只是转换操作的主体，不再是用外来专家指定的，而是让居民自己来选择。只要在观念上转变一下，换个位置，其余的甚至可能都没改变，但是你就会发觉“结果已改变了”。
于是曾老师在大溪镇长“半信半疑”的支持下，与大溪镇合力申请了文建会的“辅导美化地方传统文化建筑空间计划”启动支助，在原有条件不做大量变更，只是改变先前的专家学者调研指定方式，转成居民参与自选方式，来启动这条和平老街的保存与社区营造工作。
万事起头难，首要面临居民的猜疑及不信任
当年台湾的老百姓跟政府与专业者之间，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距离，政府跟专业者也不太被信任。这可从当年老街居民在被问及曾老师来做社造工作的第一印象中显示出来，例如住民林先生就认为：“我才不相信，哪有政府要拿钱给老百姓，哪有这样的事”；再有居民对所谓专家的传神描述：“我感觉，那好像是专家在做的事情。懂吗？专家在做的事情，大部分都是跟我们生活隔离的事情，这句话你要听懂”；另有居民认为：“（这个事情）好像是带头热闹一下而已啦！但是我感觉这种作法，没有办法维持多久啦”。这就是当年台湾一般百姓对政府及专家的“真切看法” ，假如你面对这样的事情，面对这样的状况，当然很困扰，也很难做。
即使是当地人在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很多困难，更何况曾老师又不是大溪人，也不住在这里，谁会相信他，初期居民们都认为他可能又是拿了政府的钱来我们这里办个活动，或做个什么事情，弄弄就走人。
更有甚者，当年住民甚至做过民调来讨论，根据居民的回忆：“刚开始我认为工作室这样进来的可能性不大，保留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之前我们做过街道拓宽的市调，就有百分之六十赞成拓宽，那就是表示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拓宽，能带动房地产的增值及商机的发展”。当时不仅是居民不信任、更是多数人赞成拓宽街道来带动发展，面对这样的情境，大部分地方政府或专业者都选择街道拓宽就算了。
有社区热心“鸡婆”启动，要坚持且有担当
如果你还不死心，选择继续为老街保存来奋斗，那你能干什么？有没有可能做呢？依多年的社区营造工作经验，这时候就需要有社区的热心人士，俗称“社区鸡婆”的人出来好管公共闲事，只有当每个地方有这种人，开始参和地方的公共事务，地方就会开始改变；如果大家都漠不关心，不做点什么，那当然不会有什么改变。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找到一个社区的鸡婆，来干点什么事。
当大溪老街陷入此一困局之际，曾老师毅然将自己投入担当这个社区鸡婆的角色，他是这么去说服镇长的：“五年呢，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不可能要求居民在没有新的条件之下，一辈子去保存……不可能！因此呢我们顶多只能要五年，而这五年我们要干嘛？我们要投入，我们要去创造整个环境的改变，如果五年做不到，居民要拆，真的是没办法，就让他拆吧！我当初之所以去说服镇长，其实镇长当初也很疑惑啊！他说如果五年后他们拆了怎么办？我说镇长，我们要学着有担当，如果我们五年不能改变整个条件、环境时，人家要拆，你没有资格去挡人家”。就在曾老师的坚持下，说服镇长让他有机会担起大溪老街的保存及社区营造工作，开启了这样一条老街重生的社造之路。
如是，当年在台湾大约花了五年时间，才让早期从事社造工作的人员明白：每一社区营造工作的启动，要有这个条件：要有一个鸡婆的人，要非常坚持，又肯担当，常常社区就会开始改变。这是台湾社造初期所体会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结论。而其道理一点也不深奥，非常简单，只要你真的去做。
与社区居民博感情，做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事
进入社区做事有一个原则，就是跟居民的生活有关，不是在办一个我们自己要的活动，而是办一个跟居民生活有关的活动。曾老师首先在街区里设立草店尾工作室，开始跟居民打交道，办各种跟居民生活有关的活动，紧紧的扣住这个原则，事情常常就能改变。这是曾老师当年与工作室人员的谈话记录：“我们在这里面，如果说能够以小兵立大功的话，其实就是绵密的动员，让居民在这里面慢慢对很多事情发现很自然就是这样子，他们的行动很自然就在这里产生，而不是说你在这里一头热的办活动、办活动、办活动，结果居民完全没有参与，完全没有认识、没有了解。我希望所有在这里面的工作人员都要了解，我们在这里面不是只有办活动，不是办一个我们自己要的活动。我们每一个活动、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在跟这整个街的长远发展产生关连，要扣到他们生活的深处，扣到他们心灵的深处”。
尽管曾老师及草店尾工作室的人员进入时都已有认知及心里准备，但初期仍是难免遭遇猜疑、冷漠、不信任的对待，所以除了坚持与社区住民打交道、联系、开会、办些与生活联谊活动等等之外，尚有一重要的转换任务必须完成——就是重建彼此的信任关系，也就是重建“住民”与“政府和专业者”间的互信。
创建“言而有信”的契机，重建互信基础
那要如何重建信任基础呢？多年的互动经验体会，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处事道理，即是“言而有信”即可，只要你稍微改变惯性的行为模式，让住民感受到“真的不一样”、然后只要说到做到，通常就有可能开启互信的起点。曾老师及林镇长们就是依循这样的路径，一方面不断地与居民建联谊、博感情，力邀居民参与，哪怕是重重困难，也持续不懈；另一方面尽力说到做到，在完成第一届大溪之宝的选拔之后，以超常规的一个月时效，完成奖金拨付工作。
这样的改变，开始让居民们对镇政府及曾老师有了不同于过去的看法，正如当年里长邱创富回忆说：“最早的前半年里面，我们居民的参与度很低，完全是工作室的助理每天跟居民串门子啊，然后跟他们打成一片以后渐渐才引起居民的重视，尤其最主要是“大溪之宝”第一届去年三月十五日的选拔以后，得奖户真正的很快在一个月以内就全部领到镇公所拨发的奖金，每户二十万，一共十五户。这次政府给居民很大的信赖感，大家觉得政府这次讲话算话，真的有心要做这个工作”。第一届大溪之宝就是在这样皆大欢喜的状况下选出十五户愿意保留牌楼立面，这个活动使得居民开始抬起头注意自己祖先所留下来的宝藏。这也是大溪老街社造工作的头一年，草店尾工作室也从一个没人搭理的外来人，逐渐成为居民认可的在地人，触发了大溪居民参与家乡营造的转机。
在大溪老街的社区营造得到初步的进展后，镇政府就延续前一届的模式，再续办第二届的大溪之宝，有了前一年的经验，第二届就比第一届顺当多了，同时居民的参与度及积极性更是显著地提升。这表面看似没有太大改变的营造过程里，但在深层的居民与政府、专业者之间的内在关系里，却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不仅原有的猜疑及不信任关系得以松解，甚至开始转变；更是召唤了大溪住民重新认识自己家乡历史建筑及文化的意识。
不用强制性做法、给予选择机会，就会有转机
在这一年的营造过后，许多居民改变了。例如最初说他绝不相信政府的林先生，在此参与自选的过程中也逐渐改变，他回忆说：“如果说像三峡老街那样搞……用强迫的，没有人会信啦！我说好！如果你用强迫的，老子我就每天敲一块，一个月就把你敲光光。我的房子呀，老子在敲谁知道！你要慢慢的，像曾老师的方法，你要有条路给人家走！你两条路，你看要走这一条，还是另外一条，让你走啊！当然，大家皆大欢喜的那一条，我当然要走，我怎么可能说，我管他的！我要做我的，没这种事，这讲不通的啦！对不对？”。从这位林先生的转变情况来看，并非是对历史建筑保存与否的态度展现，而是对政府及专家单向地强迫态度的反抗情绪，只要让他有选择的机会，他也会倾向于“从善如流”，跟着居民大伙一起行动。所以，从他身上我们体会到的是：你如果让他有选择，而不是用一种强制的方式，就会有转变的可能。
“习以为常”常是文化资产的隐形杀手，文化乡愁可以重新召唤
在大溪老街营造的过程里，我们还体验到另一个深刻的文化乡愁的重塑过程。在那时也有一个大溪居民张丽卿自我反省的案例，她是这么说的：“原来我看隔壁的房子走廊中间都没有那两根柱子，很好用啊！也很好停车，客人要进来也很方便很宽敞，我们夫妻一直想把那个牌楼打掉，我们认为这种东西没什么用……说漂亮不漂亮，这么脏又这么旧，没什么意思！很多人要把它拆掉，我们也想把它拆掉，后来因为和拆除的工人没有谈好，结果就没拆，当时还很懊恼啊！后来就是因为你们来这里办这个活动，自己就（反思）感觉到还好当初这个牌楼没有拆，不然我真的是会很后悔，因为我们本身住在这里，根本不会去珍惜这是文化资产，也不会去爱惜，每天都在看，那有什么意思！……觉得很惭愧。因为别人来带动心灵深处的那种……我说不上来，不过现在觉得我们有这个牌楼，真的很幸运”。从这个案例里，也提醒了我们：大部分的人经常处在“当局者迷”的状态里，对于已经存在的美好事物，常因身处其中、习以为常而没有感知，反而都是体验到种种的不好与不便；却是在以其他地区失去者重新唤回及肯定这个文化价值之后，当事人才会重新反省而确立自我文化的价值，真是值得深思啊！
大溪老街居民经过这样营造过程的洗礼，可以算是逐渐确立了自我历史文化的价值，以及作为住民参与社区营造的主体经验，许多居民也逐渐从倾向拆除重建转向赞成保存再发展，如果这时我们再次进行大溪老街拆除或保存的民调，我们可以相信绝不再是六成的居民赞成拆除，反而可能是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居民支持老街保存了吧！所以有时我们真该想想简单静态的民调结果，真是民意的展现吗？
引外源、建内造组织
至此，大溪老街的营造过程已让居民化被动为主动，但组织者草店尾工作室终究还是外来者，尚未能确立参与居民的主体认同与组织程度，因此借助前期建立组织的经验体会：一个团体在参与外部活动过程中，由于一致对外的心理，参与者比较容易形成社区内部的组织感，所以草店尾工作室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
1997年正好要办一个全台湾的社区博览会，曾老师就借用这一次外部活动机会，尝试让大溪老街自己组织一个正式立案协会，协助这个协会自主地参与暨办理参展的事务，这是当年曾老师与居民开会的对话内容：“草店尾工作室在和平街只是一个辅助的角色，在过去的一年，大家已经开始会主动关心自己所生活的地方，所以（草店尾）工作室在今年将要逐步退居幕后。今天政府开始注意这里，有很多资源会进来这里，可以来分配、决定及使用这些资源的不是工作室，而应是再造协会这个主体。以后如果有人要来参观，可以找谁呢？不是再来找草店尾工作室而是找我们的协会，找执行秘书，然后协会自己也要出来承办活动。今年第一个要承办的活动就是我接下来要说文建会办的全台社区博览会，这件事情不再是草店尾工作室的事情，而是协会的委员会要出来承担，基本上工作室会来帮忙策划，但是我们有一个希望，这次由你们自己来主办”。在曾老师的鼓动及激励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后，大溪老街居民正式成立协会组织，并承接下全台社区博览会的任务。
集体性的参与、建立了大溪老街的社区认同感与主体性
当这协会承接后，竟在短短的两星期即完成大部分参展工作，我们会发觉：其实很多的人才与资源，都是隐藏在社区的居民里面，只是没被挖掘出来而已，一旦居民愿意参与、组织且主动承担起任务，就会发觉社区里卧虎藏龙、人才济济，许多事情并没有原来想的那么困难或复杂费力，更让人惊喜的是，当有居民积极主动地参与下，经常就会刺激或吸引更多社区的人才和资源投入，也更容易形成社区的集体感。
举例而言，在全台社区博览会举办大溪日活动当天的一位参与女士是这样形容的：“今天是我们大溪的日子，为了参加今天的活动，所以今天大溪的店都关起来了，不要看了！”。同时，根据当年里长邱创富的回忆：“我们每一次办活动以后，我们居民就更加有联系、互动关系，大家都更亲密，尤其像这一次我们制作这么精美的立面牌楼，大家都赞不绝口，所以引起今天大溪日本来预定一部游览车而已，结果居民都争先恐后，要来参与这个活动，再经过媒体的报道，大家都知道大溪的展览馆在整个会场是最耀眼的展示馆，所以居民大家都感到很荣幸，结果我们从一部游览车增加到四部游览车，每一部游览车都坐50几位，所以说今天我们整条和平街几乎是空城，几乎整条街都来参与这次的盛会”。
当一个社区的居民在参与外部活动时，可以选择放弃自己开店做生意机会，转而投向费时费力又无收益之义务性代表社区参与的公共事务，同时对于能代表大溪参展“我们引以为荣”之感，足以表明这个社区的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已然形成，而这个由社区居民自主完成的参展内容及行动计划，更是彰显了社区居民做为社区主体的形势也已然成型。行动至此，一个有认同感的地区营造共识的过程已初步有成，也是社区营造初始阶段已经达到。
埋下未来希望的种子，社区可以走得更久
然而在这过程里，还需提醒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埋下未来希望的种子。在大溪老街营造过程中，始终有一群小朋友热心的参与其中，尽管这些小朋友有时会有点调皮、嘈杂，甚至捣乱、制造点小麻烦，可是只要加以适当引导，却常是动员社区的最佳助力；更重要的是，这些小朋友在营造过程中参与学习、了解其中的道理及社区未来的远景，正是社区未来远景最好的推动者与监督者，也是社区的传承人。所以，在社区营造的过程中应该关注下一代传承者的培育，应该让未来希望的种子——当地的小朋友，跟着这过程一起参与、学习与成长，那这个社区当然可以走得更长、走得更远。
在大溪老街营造过程中就有这样一个例子，当年一位小义工队长蓝士泓回忆当时参加会议的结论：“他们（大人们）说古迹不要给它拆除，让后代子孙能看到。他们还说要给这条街弄非常漂亮，要建一个停车场，然后再把电线杆埋在地下，再让车子不要进入啦！就给它盖一个停车场，给车子停那里（老街外）。这样有时候很多学生来要导览，有车子来来往往的很危险，如果车子进不来这个地方的话，（学生们）就能来来往往了”。其实这些内容都是大人们各种会议的结论与共识，只要让小朋友们也能参与其中，尽管他们并不能完全明了其缘由或深意，但对有共识的结论却均能朗朗上口、时时关注，这不就是大溪社区远景的最佳推动者与监督员吗。如果我们把当年的大溪老街与二十年后老街做一比对，可以发现几乎蓝小朋友所论及的事：街道变整齐、电线杆入地、以及不能停车等等确实都做了，大溪老街也正是逐步朝向大家的共识及远景来迈进。
社区营造：把“我”变成“我们”的共识营造过程
从一开始居民都不认识你，不相信你，根本不理你，走到这个位置：大溪老街这个社区可以自己走下去了，他们可以自己办活动，自己争取政策计划，自己讨论，自己决定自己的街怎么往下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营造过程成果。假如当时大溪镇政府不愿意改变，加入的专业者曾老师不愿意坚持，假如居民不愿意共同参与，就不会有今天的这条街，当然也走不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这是一个政府，专业者跟居民共同营造的结果。所以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大溪之宝是什么呢？是那条老街吗？是那些历史建筑吗？还是老街的环境吗？可能都不是真正的焦点，对我们来说，大溪老街上的这群已组织起来关心自己家园的居民，这才是真正的“大溪之宝”，这也是社区营造过程中最关切的事。
社区营造是什么？就是居民共识的营造过程，其实也就是人的营造。我们要倡议的是：只要所有住在这里，愿意为这里的人打拼，愿意一起共同来参与的，都是我们社区营造的伙伴。希望我们均能转化一下自己的思考，从我要你做，变成你要我帮，再变成我们一起做，这就是社区营造最核心的精神：换位思考，把“我”变成“我们”，把经营自己的家，变成营造我们自己的故乡。
在内地进行社区营造的初步尝试：
三二五实验计划
近两年本人也开始尝试在内地进行社区营造的相关工作，除了参与全国各地的相关会议、沙龙及研讨会等，也在各地进行演讲及培训工作，更在少数地区尝试推动一个“三二五”的社区营造实验计划：三年为期、两轮、五阶段的计划。为什么是“三二五”实验计划，希望能给三年的时间，至少有两个轮回，因为社区营造是个长期持续的工作，不是做一轮就成了的事，所以希望能有三年、做两轮的机会，然后以五个阶段的方式来操作。
第一轮第一个阶段：选人选点，先开始进行宣讲、座谈、讨论及培训等工作，即开始做思想的转换，来寻找热心积极的人士；同时筛选具有较好条件的社区点：例如已有比较鸡婆的热心人、也有愿意改变的村委或地方领导。第二阶段：择优试作、进阶培训，主要是从第一阶段的过程中筛选出“有人的适点”的第二阶段入选者，再进行这些“入选者”的进阶培训，着重在实际操练及方案试作的培训，此阶段的最后要挑选出可以进入第三阶段的实作社造计划点，是有预算及进一步专业支持的社造试点。第三阶段：落地实作、专业支撑，主要是为第二阶段的最终试点社区搭配需要的支持，主要是依实作社区的真实需求配搭适切的专业团队及专业技术支撑，进行适切的参访及专业辅导培训，协助社区改造或远景计划的落实，达到社区营造中的自我组织及共识营造过程。
而在第一轮第二阶段开始的同时，就应该进行第二轮的第一阶段工作，也就是重启第一轮第一阶段工作，除了表明此计划的延续性之外，也能适度调整第一轮第一阶段中的疏失，进行自我改造工作，期让试验计划能随之改善，逐渐完备，然后第二轮第二阶段随之启动，以此类推。
当第一轮第三阶段、也是第二轮第二阶段启动之后，即开始筹划第四阶段：试点检讨及成果展筹备工作，除了持续推动这两轮的实验计划试点工作之外，应该开始这些试点计划的记录、整理、分析及检讨工作，不论是有成效或是可能失败的，都应纳入，掌握成功理由是什么，失败理由又是什么，以为第五阶段奠定基础。
最后在第二轮第三阶段进行一段时间而有初步结果、第四阶段筹备工作也相对齐全之时，进行第五阶段：试验计划研讨及成果展，由于实验计划并不能确保所有试点都能成功，也可能有失败，况且失败并不可耻，反而常能帮我们理清关键之所在，所以希望在办理研讨会及成果展时，能不仅仅展示成功的案例，同时也告诉我们失败的理由。经过此持续细致的操作过程，如能按部就班、说到做到，再给予我在最前头说的原则：“给予时间、容许改变”下，依据台湾社区营造过往的经验，让我们的社区变得更好、社会人心变得更美，应是指日可待的。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乡愁经济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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