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二 00 八年，带领我的‘三农’研究团队做的中国农村相关利益群体的调研和分析。当时希望可以成为是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现实中国社会的后续版，并能给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撑。将分六个博客呈现给大家，分为‘ 研究推导思路研究、推导过程框架、重点名词解释’三个部分论述。正文如下：“消灭”农民，实现城市与农村双向接轨产业格局体制的深入研究
一、研究推导思路（注：部分重点名词在第三部分进行了详细解释说明，可供参阅）
（一）中国农村问题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谈到政治问题，农村（农业）从古至今肩负着繁衍生息的生存使命，一直是中国（政局）稳定发展的基石；谈到经济问题，农村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庞大的群体，农民经济的发展关乎中国整体经济走势以及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利益。跨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中，中国经历了从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时期），到毛泽东倡导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再到邓小平倡导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农民问题一直是都是首要问题。从历史角度看，由于各个社会阶段的政局环境、经济能力、发展目标的不同：新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民主时期，农业承担了中国庞大人口的生存重担，在那个时期中国的经济还处在一个重组、复苏的阶段，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本去解决农民问题；到了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积累，城市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搞市场经济，就会损失和无法顾及一部分群体的利益，所以当时的农民依然徘徊在解决温饱问题上，还是没有脱离生存的范畴；随着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时期， 在完成农业革命、 工业革命、 信息革命迈向休闲革命的现代社会，财富的积累，城市化的突飞猛进，生活需求的膨胀交织在一起，中国应该也必须要解决农民问题了。
从经济角度看，中国经济的三架马车：投资、贸易、内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不断爆发的国际经济形势动荡，贸易已经如履薄冰，不确定性和各国的贸易壁垒以及大宗贸易产品波动导致的连锁反应，已经让贸易无法满足中国快速发展的需要；投资具有选择和信心两大特征，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外部以及内部（非政府）的投资信心受挫，直接导致投资市场的不活跃。而政府投资的主动出击，又要考虑投资领域选择是否正确，投资是否可以起到缓解、刺激、带动经济平稳增长的目的；内需对于中国拥有 14 亿人口的大国，正是医治外部经济形势紧张最好的良药。如何才能建立起内需循环，刺激内需消费，内需市场在哪里？城市的发展是一个稳步前行的过程，内需虽然强盛和丰富，但是已经形成固定的消费习惯，消费和需求能力可提升速度较慢。而农村拥有 8 亿庞大的消费群体，这个数字很可观，市场也很大（如家电下乡），解决中国经济稳步发展，拉动农民内需势在必行。但是农民刚刚解决生存问题，走出温饱 （甚至一些地区还处在温饱阶段） ， 从经济消费能力上根本不具备拉动内需的要求，另外农民本身就滞后城市人的意识形态，消费意识也落后。这虽然是个阻力，但同时也是发展契机。结合刚才提到的投资的选择性，如果投资到农村，既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又带动了农村产业循环，提升农民的消费能力和意识。
借历史发展使命和经济增长内需双机遇，农民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所以我们提出“消灭”农民。“消灭”农民不是要消灭农业、消灭耕地，而是消灭农民的生活形
态和生存方式。 社会在进步， 后工业时期的到来已经宣布农业进入到全新的产业化阶段，而陈旧的农民生活形态和生存方式就应该被淘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反过来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 两者相辅相成， 才能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 农民重新梳理生产关系，以农业产业（技术）工人的形态，城市生活需求与农村互动形成的生活方式，投身到市场经济与农业形成的复合型产业化的建设中去，就完成了“消灭”农民。
“消灭”农民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手段。中国三农问题不
是三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是一个整体，农民就是这个整体的根本。观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历程，大多都在针对一项或者两项进行解决：像农村基础设施和产业化的建设，科技普及下乡，农产品科技研发等。依据上述提出“消灭”农民的解释，农民首先关注的是经济收入问题，科学技术再好，农产品科学技术含量再高，没有消费市场买单，农民赚不到钱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还会让农民抵触和不信任科技产品，导致农业科技束之高阁，创造不了价值。同样，如果单纯对农村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和产业化建设， 农民依然没有获得必须的经济收入， 生活水平和综合素质还处于原始状态，就算农村建设再好，产业化规模再大也依然会是人畜共生、脏乱差的局面，治标不治本。反过来如果政府买单强行提高农民收入，没有科学技术和农村基础设施以及产业化建设支持，富裕也是一时富裕，不会长远。所以“消灭”农民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复合、系统的过程。在“消灭”农民的同时，农业产业化成为了农村的主导产业，科技成为了占领市场的竞争优势，农村成为了连接城市和农民的纽带，所以中国三农问题永远是一个整体，“消灭”农民就是在解决中国三农问题。
（二）欲救则溺，欲破则兴——《战国策》* 公孙杜仲论著。在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上，多年来始终都在围绕如何让农民脱贫致富，如何建设农村，如何科技兴农上做文章。公孙杜仲的这个观点则恰好相反，先破后救。挽救农民不如“消灭”农民——30 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城市大变样，唯一缺少的是落下了农村。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城市化必然是主导趋势，城市的扩张，生活需求的膨胀，将会拉近农村与城市的距离。随着城市的发展，不断涌现出的大量、丰富而且充满创新的生活需求（特粮特菜、居室花卉装饰、旅游观光等），不仅可以带给农民巨大的盈利市场，还可以让科技兴农有的放矢。持续不断的高附附加值需求的激发，还将带动农村复合型产业化建设，让农村逐步变成“乡间城镇”；让农业普及科学技术多产增值；让农民既可以在经济上富裕， 也可以通过与城市的互动沟通， 产业化、 科技化在精神上富裕，最终转化为农业（技术）产业工人，彻底实现”消灭”农民的目标。
与此同时，继续“破”的出发点，中国解决三农问题主要依靠两种方式：自上而下的政策下达方式和依靠农村自觉自醒的方式。首先自上而下的政策在制定前会因为顾及全国统一发展的大局而缺少针对性，丧失了一部分效力；地方政府，各镇、村政府调节地方政绩、财政、职位的需要，转化了政策内容，又丧失了一部分效力；落实到农民身上没有市场指导，没有准确有效的科学技术扶持，主要劳动力已经流失进城，农民信心不足，再度丧失了一部分效力，所以自上而下的政策下达方式收效甚微。其次依靠农村自觉自醒，农民由于缺乏长远的眼光和生活追求，很难抓准市场发展走向脱贫致富；再加上组织管理的落后，资金的匮乏更是难上加难。既然这两种方式都存在问题，势必要找到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彻底解决掉这些阻碍中国三农发展的症结——即在坚持自上而下政策下达的基础上， 实施自下而上的城市与农村双向接轨 （市场接轨、文化接轨）产业格局体制建立。
综合上述分析内容， 已经简要的表明了 “消灭” 农民的主旨思想和 “破” 的思维方式，既然已经明确了“消灭”农民是迎合历史使命和经济发展需要双机遇下的产物，同时“消灭” 农民就是在解决中国三农问题。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找到如何才能切实有效的 “消灭”农民，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产业一体化的办法。在正文《“消灭”农民，实现城市与农村双向接轨产业格局体制的深入研究》中做详细阐述。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作者的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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