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来，中国农业经济学界对构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进行了有益探索。围绕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一直在持续推进相关工作，出版了《农村经济学》教材、《中国农村发展学年鉴》等。实际上，在中国本科生教育体系中，设有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在研究生教育体系中，农村发展是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下的六个学科方向之一。
在中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是面向2035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目标。为此，中国在农村再工业化、新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农村社会治理等领域正开展着丰富的创新实践，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实践中已形成了系统且独特的中国经验。目前，迫切需要从学理上阐释中国农村发展的独特实践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这一背景下，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必然选择。
一、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这一重要论断从根本上揭示了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及其内在运行逻辑。具体而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成自主知识体系的“三大支点”。学科体系回答“知识如何被组织”的问题，涵盖学科布局、学科设置与分类结构，决定研究对象的边界与问题结构，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依托。学术体系回答“知识如何被生产”的问题，聚焦概念创新、理论生成与方法运用，是连接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关键枢纽，也是支撑二者持续运转的内在核心。话语体系则回答“知识如何被表达与传播”的问题，通过概念表述、理论叙事与学术表达等方式，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可交流、可传播的思想形态，直接影响理论成果的社会影响力与国际可见度（谢伏瞻，2019）。
学科是分科的学问。如果农村发展学成为一门学科，就要厘清学科体系，明确农村发展学与农林经济管理、经济学之间的学科边界。Kanbur（2024）在《发展经济学的终结》一文中质疑：“发展经济学与一般经济学方法论日趋同质化，发展经济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如果把中国农村发展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体系，需要讨论农村发展学的方法论是什么，以回应知识如何生产的问题。在农业经济学或发展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下，过去比较关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问题。对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新能源充电桩等新型农村基础设施，以及农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社会结构变化、农业创新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基层治理中的社区参与等新议题，既有研究尚未形成体系化的理论阐释。将这些新议题纳入农村发展学的话语体系开展系统研究，可以超越以往仅仅关注农村居民收入问题的讨论，毕竟农村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发展。这是构建农村发展学话语体系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系统性和实践深度的治国理政经验，持续突破着西方理论的既有假设与逻辑边界。用西方概念解释本土实践，得到的实践经验虽高度丰富，却难以转化为具有主体性的理论成果。自主知识体系，不是自己单独搞一套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的本质，是通过概念的自主提炼、叙事的系统构建和国际传播的有效开展，将中国农村发展学的理论成果、学科思想和实践经验外化并推广，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表达体系。唯有如此，农村发展学才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真正“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为全球农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此基础上，教育体系作为自主知识体系得以稳定传承和持续扩展的关键机制，构成支撑其运行的重要方面。教育体系强调知识如何通过课程设置、培养模式与教学过程实现系统传递与能力塑造，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向人才培养和学术共同体再生产转化的制度化通道。通过教育体系，自主知识体系中的理论成果、研究范式与价值取向得以进入教学环节，实现从“知识生产”向“知识内化”的系统衔接。
二、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
面对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诸多挑战，要抓好以下重点工作。
第一，要推进评价体系重构。评价体系的错位与单一化是学科发展亟须突破的核心瓶颈。过度量化、唯论文的评价导向严重低估政策咨询、技术转化、产业规划等农村发展“软成果”的价值。这种错位，不仅削弱了学科创新活力，也使学科发展偏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根本要求。要通过评价体系重构，将政策咨询、技术转化和产业规划等“软成果”纳入评价范畴，引导学科资源向国家战略需求倾斜，实现以价值引领驱动学科创新。
第二，学科体系需实现从“学科割裂”向“交叉融合”以及从“西方范式依赖”向“本土问题导向”的转型。一方面，农村发展学需打破传统学科边界，主动与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生态学、地理学、美学等学科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学科研究必须立足中国农村现代化实践，提炼标识性概念，如“精准扶贫”“和美乡村”等，通过“术语革命”推动学科主导范畴创新，避免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农村发展的复杂实践。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村经济》202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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