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性”正经历一场变革悖论——建设性破坏，这不仅是地方空间的瓦解，更是地方文脉的断裂。建设性破坏的力量来自更新的生活方式、资本和域外文化，它们将“地方性”肢解为碎片化的记忆和乡愁。重建“地方性”，就是在“中国道路”的架构内重建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体系，将“地方性”与“现代性”的对立转化为“地方性”与“现代性”的共进，从而肩负起“发展”一种新型现代性文明的历史责任。
关键词：城市化； 地方； 地方性； 现代性； 田园乡村
引言
“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对立似乎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他们分别从“资本主义”、“官僚制”和“工业主义”的维度阐释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在吉登斯看来，这种变迁就是现代性对小范围的、社区性或地方性特质的取代，他以城市发展为例，认为“现代的城镇往往就是传统城市的所在地，而且看上去它们似乎仅仅是旧城区的扩展而已。但事实上，现代的城市中心，是根据几乎完全不同于旧有的将前现代的城市从早期的乡村中分离出来的原则确立的” 。当代西方都市马克思主义也从《共产党宣言》中找到了“现代性”批判的支点，他们将“乡村屈服于城市”作为批判的武器开展武器的批判。列斐伏尔被他的家乡纳瓦朗与新兴石油城穆朗的巨大反差所震撼，他认为，随着现代性典范的穆朗向田园牧歌式的纳瓦朗扩张，均质化的城市生活取代了差异化的乡村生活，“地方性”就消失了。哈维将“现代性”置于全球化背景之下，通过“时空压缩”的个体感受来表达全球流动性对地方原有政治、文化和社会边界的分化与消解，从而形成一种以断裂和差异为基本特征的地方空间话语想象。哈维和列斐伏尔一样，都希望借助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来推进“地方重建”。
按照哈维的说法，“地方既是与资本合谋又是抵抗的场所”，“地方重建”就是要实现“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和解。哈维注意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崛起，并对中国寄予和解的厚望。的确，当代中国正行进在不超出现代性又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上，这种“特色道路”致力于在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价值体系内实现“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和解。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作为“现代性”力量，正在与中国社会这个“地方性”和解，因此，“地方性”重建的任务就是在全面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坚持“中国特色”，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作为“现代性”力量，正在与乡村建设这个“地方性”和解，“地方性”重建的重要任务就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因地制宜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建设特色田园乡村。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和解”之前有阵痛，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带来“地方性”的危机：都市空间的同质化与断裂，生存空间的压缩与发展资源的流失，“空心村”的破败与农民进入城市后的迷茫，乡土文化的失传与文化认同的危机等。化解危机、重建地方性，成为中国城市化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地方性的三重意蕴
“地方”在地理学上是一种空间存在，它给我们以方位感。政治地理学家阿格纽将“区位、场所、地方感”作为地方的三个基本面向，表明了人对地方的经验感受。以段义孚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将主体对地方的经验感受系统化为地方文化，使地方空间成为具有社会文化学意义的“地方性”。“地方性不仅是地理现象，而且是丰富的人类经验。没有人的经验，地方就不能被构成，也不能被解释” 。这样，地方性就成为具有差异性的地方不断被地方主体“文化推演”或符号化，并承载一系列情感、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想象和行为体系。
从空间类型上看，“地方性”可以分为国家地方性、城市地方性和乡村地方性。国家地方性主要是从全球化视角考察一个国家的地理、经济、政治要素和文化积淀，正如前文指出，在全球化进程中坚持中国地方性，就是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道路”，形成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城市化的“中国模式”。
城市地方性和乡村地方性，它们的共同点主要是从城市化视角考察城乡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区位特征和文化地域特色。事实上，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交通以及城市形成过程中积淀的文脉等，身居其中，它能给我们提供明确的方位感和认同感，这是此城区别于彼城的本质特征。正如建筑理论家诺伯舒兹指出，“我们的环境不只有能够造成方向的空间结构，更包含了认同感的明确客体” 。因此，我们能够透过地方性识别城市，比如看到京派建筑、四合院、威严皇城就知道是北京，看到假山园林、阊门城河、小桥流水就知道是苏州，而不是通过高铁站上巨大的“北京站”或“苏州站”字牌来找到自己的方位感。另一方面，城市地方性是城市的灵魂，是在其漫长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积淀，任何对这种文化的破坏（包括自然灾害、战争、盲目建设等）都会导致人们对城市地方性认同感的丧失。著名建筑师王澍在总结他的宁波美术馆设计方案时指出，“那些和航运楼有关的特定空间结构一旦更改，很多人的记忆将从此消失。但我试图做的不仅如此，我所面对的众人也不只这些，这里暗示的东西跨过了更广阔的范围和时间” 。这也正是诺伯舒兹所坚持的“在场所精神的发展过程中保存了生活的真实性” 。
对中国而言，乡村的地方性概念更像是对“地方”原初话语的回归，因为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当前来看，乡村和城市总是对应着“地方”和“中心”，况且乡村地方性的表现要比城市鲜明得多。首先，中国辽阔的地域和复杂的地貌形成了多样化的区域人文地理景观，不同区域的乡村因环境、气候、物产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地方方言等，这是乡村地方性最直接的表现。其次，历史上封建治理结构造成乡村封闭意识依然存在，这种封闭意识对外来文化的影响产生本能的拒斥，故而乡村能比城市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化，发展地方文化，具有更鲜明的“地方性”文化特质。再次，当前快速的城市化正迅速制造着诸多大致雷同的城市地貌和都市人文景观，城市化对城市经济的影响要远比对乡村影响得深刻，因而乡村经济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独善其身。最后，鉴于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都集中在城市，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环境污染大多集中在城市及其近郊，使得远离城市的乡村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延续生态地方性。所以，当前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更多地保存了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社会文化空间建构的四大要素，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 。这种文化结构是乡村地方性的基本特征，它以文化的内聚力支撑着乡村社会的发展，即便乡村物质环境改观，它依然存在，正如刘培林指出，“由血缘和地缘关系联接着的村落魂灵，在农民和农业的载体消失之后，仍然会长时期地‘活着’” ，这就是我们在乡村城镇化过程中的“乡愁”体验。
二、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性迷失及其反思
当代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和成效引起世界的关注，哈维将此归因于“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并对由快速城市化造成的“地方性”缺失表示忧虑，而在他的现代性批判语境中，正是资本与权力的合谋造成了地方性社会面临惯常性地方意义的解体与认同危机。哈维的此番忧虑值得我们重视，因为中国的城市化确实存在资本的魅影，并已经造成“地方性”的流失。
（一）城市“地方性”的建设性破坏
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借鉴了西方城市化的经验，采取有限度地利用资本的策略，但我们应该看到，资本在制造着现代性的城市景观、创造城市繁荣的同时，正逐渐地将城市的“地方性”推移到我们的记忆深处。由于城市化符合资本积累的逻辑，资本就将城市空间及一切空间要素都纳入空间生产之中，于是城市的快速扩张和老城区的彻底改造成为资本空间化的地理景观。一方面，城市的扩张成为一种割裂城市文脉的造城运动，新区或开发区的建设充满了现代性的商业气息；而城市边界的不断扩大对郊区原有的“地方性”形成“黑洞效应”，“城中村”的命运迟早见证郊区“地方性”的殒殁。另一方面，老城区的改造也遵循着空间的区位价值规律，承载着城市地方性的街道、小巷、民居让位给商业中心；而具有历史遗存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正经历着过度性的商业开发。由资本推动的空间生产正生产出同质化的空间，城市的现代性地貌离我们越来越近，而它的地方性认同离我们越来越远。
如果我们还记得列斐伏尔所言“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 ，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资本在生产现代性都市空间的过程中正在生产着我们的社会关系，而这种新的社会关系的生产正是以城市“地方性”的消失为前提。更多的城市地标建筑和繁华商业中心将城市文脉摧毁，新建筑的建造更倾向于洛杉矶鸿运大饭店式的空间设计，让人置身其中产生方位的迷失感和辨识能力丧失的恐慌感；富人区的空间开发和门禁系统彻底改变了老街坊的人际关系，街道边老人晒太阳的地方被更多的发廊和药店占领，孩子们嬉闹的声音被商家的音响和奔忙的汽车喇叭声湮没；此外，我们还不能抵挡街头巨幅女性肖像广告的诱惑，现代消费主义试图渗透人的身体空间。城市“地方性”折射的社会关系被资本所折射的社会关系所替代。
同样，在现代性预设的空间情境中，城市文化认同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地方性”体现出平等发展、利益均衡的价值理念遭受挑战，生活中人的发展机遇不平等，城市资源分配不合理，普通民众与精英阶层经济上差距甚远，这种价值认同的危机常常导致更大的危机。列斐伏尔就曾指出，“当代中国都市化的不平衡发展和不平等，不仅具有上述内部固有的弊端，而且还会阻碍国家经济效率和增长的前景” 。更重要的是，“地方性”文化的缺失必将导致社会团结的撕裂，年轻人追求现代性文化，中老年人怀念“地方性”文化，文化信守对立的结果是隔膜，斗争的结果是后者的退隐。
（二）乡村“地方性”式微
显而易见，近二十多年的高速城市化进程已经使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不能再独善其身，本是偏安一隅的乡村“地方性”正经受与城市（镇）化如影随形的现代性“洗礼”，一种可以预见并不断被证实的结局就是乡村“地方性”的式微。一方面，从城市边界扩张到乡村的那天起，承载几代人生命轮回、生活乐趣的家园轰然坍塌于推土机轮下，随之而起的是一座座现代化的标准厂房和楼宇。曾经是生命组成部分的祠堂、老柳树和狗渐渐成为一种记忆，而故土难移的情结又常常让这些农民在失落的情绪中回忆着昔日的美好，漂泊城市中的无根感更能轻易地激发他们对乡村老房子的眷恋。城市（镇）化将农民引导向城市（镇）的不同居住角落，瓦解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聚落，同时，农民从单一的农业经济活动转化为五花八门的小生意经营，家族伦理的宗法观念渐渐在年轻人那里淡化，趋利和算计的货币观念开始在所有人那里生成。另一方面，即便在没有遭遇征地拆迁的乡村，其“地方性”的式微也是不争的事实。土地流转制度让土地日益集中到拥有大型农业机械者手里，原来一家一户的独立劳动被机器取代，富余的劳动力开始到城市中寻找工作，村庄里只留下老弱者和儿童，“空心村”和“留守儿童”成为社会性问题。资本也在追逐着乡村的资源，从生产养殖到旅游景观，再到环境资源，乡村不再保持昔日的静谧祥和，而是充满着市场上的热闹喧嚣。最为忧心的是乡土文化的没落，它让乡村失去了灵根。由于人们忙于逐利，一些传统的民风习俗逐渐被遗忘，一些代代口传身授的民间技艺开始失传，乡土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乡村灵根也遭遇了现代性危机。
（三）“地方性”流失的反思
将“地方性”的流失归结为其与现代性的矛盾是当代西方现代性城市批判的视角之一，对中国而言，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如何在借鉴现代性批判的基础上正视其自身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地方性”正在消逝，但我们却发现自己对此无能为力，因为现代性所带给我们的物质体验要比“地方性”的体验更具有诱惑力。“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让我们偏执地相信，城市化提供的现代交通系统、满足舌尖的美食、国际潮流的服饰、全球化的通讯等，已经远超出“地方性”条件下所能给我们的感官体验。“地方性”空间的收缩不过是全球时空压缩背景下的一种趋势，它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就是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故而，不是城市化决策者没有看到“地方性”，而是“地方性”不能给予决策者更大的物质期待。
另一方面，资本在我国城市化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在不断改变城乡地貌的同时，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的思想。既然资本空间化是以利益为驱动的，那么人们对空间的价值评价往往就以利益为标准。芒福德指出，17世纪“恢复了活力的资本主义把单独的建筑地块和街区，把街道和大道，都作为可以买和卖的抽象单位，毫不尊重过去历史上这块地是作什么用的……城市当局对自己正当发展所需要的土地，已经失去控制能力” 。不仅如此，人们在资本面前也常会迷失自己的文化信仰，“一般而言，现代人，即使是带着最好的愿望，也不能切实看到宗教思想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及其对于民族特征形成的重要性” 。于是，新老城区大拆大建、大行其道，而对“地方性”的本能性留恋仅通过几张都市老照片承载。
最后，我们也应看到，“地方性”作为一个带有空间特征的区域文化系统，与长期的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经济相适应，是封闭的，它总是与区域的空间结构密切相关，一旦这种区域空间结构发生非对称性变化，“地方性”就会面临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当然，也存在一种适应力很强的“地方性”，它能够在与外来的文化竞争中保持强大的张力，这种张力足以维持空间结构的稳定。这样一来，在近四十年中国社会空间大变革中，有的“地方性”因其存在的空间结构遭遇变化而消逝，形成“回不去了”的乡愁体验，而有的则能在这场空间变革中保存下来，形成新的“地方性”，例如城中村中的宗祠等“作为村落里敬祖同宗、尊老爱幼的共同价值观象征”而存在 。
三、踏上地方性重建的新征程
“地方性”的迷失使身处城市化进程中的人们深感那个被称为“家乡的地方”渐行渐远。在城市化进程中找回并重建地方性，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征程中必须解决的历史性难题。而重建“地方性”需要超越当代西方城市批判语境中的“现代性”。在资本所建构的空间结构中，“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对立实质上是资本所制造的文化冲突，但我们不能把“地方性”流失视为现代性的胜利，恰恰是现代性本身遭遇了危机。“中国道路”虽立足全球化，但它并没有被逼入西方的“现代性”体系，而“地方性”的缺失不过是城市化过程中现代化与“地方性”之间的矛盾，虽然这个矛盾现在在某些地方表现得比较突出，但最终完全能够在“人的城市化”的价值诉求与建设中得到解决。
（一）重建“地方”的权利体系
客观地说，多年来“地方性”的缺失是从地方的权利缺失开始的，而权利的缺失又直接加速了“地方性”的缺失。权利是“地方性”存在的合法性条件，也是其发展的保障。在前城市化时期，中国不同地域空间中的“地方性”之所以能够滋兴繁荣，就在于它们处在一种相对均质化的权利空间之中，城市化破坏了权利空间的均质化状态，形成地方-城市权利的不平衡，因此，重建“地方性”首先在于复归地方权利的平衡。
第一，地方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地方性”拥有存在的权利，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维护地方生活方式的权利，是一种保护地方文化宗根的权利。城市化绝不能简单地靠对地方空间的扩张为主，而应该给地方留有存在的空间，让地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宗根能够在现代有机地生存。几年前出现暴力对抗的拆迁、城中村景观等现象就是对“地方性”存在权利缺失的抗争。“地方性”还拥有发展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以地方与外部环境进行均衡的资源交换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城市化对资源的聚集不能以牺牲地方发展所需的资源为前提，包括物质资源、智力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等，不能将城市的繁荣建立在地方的衰败之上。
第二，地方公平正义的权利。地方的公平正义是“地方性”存在的重要条件，重建“地方性”，要超越城乡空间规划设计的功利性，公平地推动城乡空间资源的投入、使用和开发，也要积极破除地方的分区化、职业等级化与身份阶层化，保障全体居民平等地享有参与城市化决策和治理的权利。
第三，地方自由的权利。“地方性”的存在既需要维护自身独立的自由，又需要与外部环境进行交流的自由。一方面，地方需要自由地表现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宗根，保证其文脉不受外界的侵袭甚至毁灭，城市化不应以专制的形式消灭地方自由，而应对地方自由保持理性。另一方面，“地方性”并非一种孤立的空间文化，它的存在和发展恰恰需要不断地吸收和融合域外文化，促进地方与外部的自由联系。城市化要消除地方–城市文化交流的壁垒，积极推动物质、信息、人口的自由流动，实现出入地方-城市自由的权利。
（二）重塑“地方”的经济关系
“地方性”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在中国市场经济确立以后开始危机频现，而这种危机主要来自于资本的空间化。资本空间化以积累为目的，且不断消除阻碍积累的“地方性”路障，因此重建“地方性”，关键在于规制资本的积累。
第一，规制空间过度商品化。当前，中国房地产资本正以生产同质化的商品空间为目的，快速推进空间生产的进程和规模，地方成为空间生产的要素，正持续经历着被瓦解、分化和包围，而新城商业社区被建造为资本的堡垒，地方空间已被均质化为商品空间。限制资本空间化，控制资本对高房价的垄断，促使城市空间保持适当的扩张规模，减少资本对地方空间的商业开发，是促进“地方性”保持的必要的存在基质。
第二，强化“使用优先于交换”。在交换领域资本也以逐利为目的，当前商品房的交换功能大于居住功能，地方的土地流转给资本在交换领域创造了更多的货币积累。而要消除资本对空间交换的控制，就必须深刻领会“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微言大义，促进空间交换价值向理性回归，推动城市空间的使用优先于交换，消除城市化对地方空间的肆意占领。
第三，促进城乡融合协调发展。消除城市对乡村的统治以及城乡的对立、分离，是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重要主题。“中国模式”应保持对资本的理性批判态度，更应该保持城乡的融合协调发展。这种发展重点将城市的经济辐射力投射到乡村，并激发乡村的各种传统资源优势，形成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如果说早年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是市场经济初期“地方”探索的典范，那么肇始于浙江的“特色小镇”建设则是当前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地方性”借助城市化而获得生机的新案例。诸如“湖州丝绸小镇”“善琏湖笔小镇”“西湖龙坞茶镇”“东阳木雕小镇”等，既开辟了新型城镇化的道路，又传承了地方文化特质，在推动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再现了“地方性”的张力。
（三）重振“地方性”文化
在现代影视广告等媒介推助下，现代都市文化席卷了“地方性”，时尚、潮流、浪漫对落后、贫穷、古板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原本稳定的地方文化在年轻人那里遭遇心理认同危机，因而重振“地方性”文化成为城市化内在的一项重要任务。一方面，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一个地方的独特性及人们对其的认同，承载着的是这个地方千百年来的集体记忆，是一个地方区别于另一个地方的重要标志，守护地方性就是在守护文化与价值的多样性；守护地方性就是在守护城市居民的归属感、认同感、家园感；守护地方性甚至就是守护着一座城市、一个地方乃至中国的软实力。另一方面，更要清醒地看到，传统的“地方性”文化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重建“地方性”，就是要在时代精神的熔炉中弘扬其积极要素，改造其合理要素，摒弃其糟粕要素，促进“地方性”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扬弃”自我，使其能够反映不断发展的地方生活，并始终成为地方生活的精神内核，形成新的地方文化心理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地方性文化重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开放性、动态性和包容性的地方观。正如英国空间政治学家、地理学家马西提出的，地方及地方性都是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产物，社会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从来就不存在单一的、静止不变的地方性。“赋予地方特殊性的并不是一些长期以来的内在化历史，而是取决于地方是由一个特别的社会关系星群构建而成的这样一个事实” 。因此，她强调，“地方感及其地方‘特性’只能建立在将这个地方同更远的地方联系起来的基础上。进步的地方感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且不会将这种与外界的联系视为一个威胁。因此，在我看来，我们需要的是全球本地感、全球地方感” 。
近年来，中国各地兴起的“乡村复兴”运动成为“地方性”重建的积极回应。比较典型的如：江苏省于2017年6月率先以首批45个村庄作为特色田园乡村试点，开展大规模的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行动，力求在风貌塑造上留住乡村的“形”，在文化传承上留住乡村的“魂”，在宜居宜业上留住乡村的“人”，以此促进乡村复兴和城乡协调发展，守住中华文明之根，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支撑 。这种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开启的“乡村复兴”运动契合了“地方性”重建的基本逻辑，在探索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重建方面具有创新意义。比如，江苏昆山的祝甸村从其悠久的金砖砖窑文化着手，将其原先废弃旧砖窑改建为一个金砖文化馆，在保护、复原砖窑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各种旅游服务设施，吸引年轻人对故土文化的认同，积极参与文化创意，形成远近闻名的旅游村，堪称“地方性”重建的一个范例。而江苏昆山的西浜村的重建就是为了保护昆曲文化遗存，其昆曲学校的选址颇费心思，设计者希望通过文化回归的形式，让昆曲重新向西浜村文化回归，于是将一片面积约1000平米的废弃宅基地改造为注重新结构、新材料与传统风格相结合文化建筑，既保留了乡村风貌，又再现了昆曲乡音，还发展了创意产业园，为“西浜村”的复活注入生机。江苏的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现代化实践，这种实践本着“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的理念，给“现代性”视域下的“地方性”重建提供了积极启迪。
结语：地方性重建的未来景象
从中国历史上看，因自然禀赋、人口分布和不平衡历史地理生产造就的“地方性”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并支撑了随后两千多年的社会结构。当前，丰富多样的“地方性”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地方性”重建不是对原初“地方”的回归，重建的意义在于对一种发展模式的探索。以深圳为例，从偏安一隅的小渔村到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经过三十多年，人口从30万增加到1000余万（三十多倍），GDP总量从不足30亿提高到超过1.5万亿（五百倍），这种绩效绝非自然（或自发市场）结果。“特区”逻辑——从经济特区到各种示范区——正是解释中国模式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另一方面，“地方性”重建也不是对地方文化系统简单复位，它是在经历多元文化激荡之后的理性复归，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凝聚民族精神、培育新的地方认同的本质力量，也是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文化根基，培育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的精神力量，这又是解释中国道路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地方性”重建的历史责任，就在于“发展”，即推动“地方性”与现代化的共进，而不是与“现代性”的对立，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新型现代性文明。
作者简介：袁久红，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教授；吴耀国，宿迁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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