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15年11期后的杂志顾问名单中，或许再不会出现杜润生的名字，这位被称作“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老者，于2015年10月9日6点20分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102岁。
杜润生老先生是农村经济改革重大决策的参与者和决策者，主持起草1982年到1986年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一号文件”，推动农业生产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
此外，从2000年起，杜老先生还是《炎黄春秋》的顾问。
《炎黄春秋》前总编辑吴思先生在接受无界新闻记者采访时，回忆到杜老先生曾帮助化解与《炎黄春秋》有关的一次危机。
2007年第2期的《炎黄春秋》刊发了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前途》。据吴思回忆，文章刊发后引起轩然大波，全国十几家媒体卷入争论，全国各地开了十几场“批判会”，高调批判这篇文章的观点。
《炎黄春秋》召开顾问和编委会议，杜老先生在会议上说，作者的有些话，可能说得重了，他不一定都同意。但这场争论本身是一件好事情，是民族之幸。如果没有争论，用实际行动试错，走错路的代价非常巨大。
杜老先生说，用思想上的争论来代替行动上的试错，成本就低多了，中国现在能够允许这样的争论，能够开展这样的争论，我们未来的路就会顺畅的多。这是民族之幸。
这段讲话最后整理成《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文章，刊发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吴思在回忆这件事情后感慨，杜老先生抓到争论双方的共同点，就是希望国家好，希望国家少走弯路，不走错路。他的观点，各方都能接受。杜老的文章发表后，谢韬先生曾经说到自己的感觉：紧张的气氛缓解了，危机过去了。
吴思评价，杜老先生眼界开阔，机敏圆融，善于在剧烈的对抗中找到共同点，强调共同点，在阻力重重时候，找到阻力最小的前进方向。
杜老先生擅长在不同声音中找到共识的特点，在起草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过程中，就有体现。
吴思称，在任《农民日报》记者期间，他曾采访过几位“一号文件”的起草者。谈到杜老先生在文件起草过程中的作用时，受访者们表示，杜老先生擅长在各种矛盾的主张中，在针锋相对的见解中找到共同点，让这些对立的主张存在于一篇文件之中，让各种主张都得到表达，但看起来又是和谐的，浑然一体。
在接受无界新闻访问过程中，吴思老师还回忆了杜老先生另一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事情。
吴思称，在一次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召开的年终总结会议上，杜老先生发言的开场白是：“我70多岁了，活了这么大的岁数，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一个人一年能做成一两件事就很好了。那么，今年我们做了什么事呢？”之后杜老先生开始谈这一年所做的大事，思路清楚，洋溢着老人的智慧，记下来就是一片好文章，简直连标点符号都不用改。
链接
《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
(根据杜润生讲话整理 刊发于《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这篇文章，在《炎黄春秋》第二期的“一家言”栏目发表之后，引发了热烈的议论。这是很好的现象。这表明我们党的理论思维相当活跃。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思维，一定会衰败下去。
有争论是好事。不同的观点，就是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思想上的试错，可以代替行动上的试错。不同观点充分展开，在思想上探索各种可能性，比较各家观点的优劣，这是最安全的。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民族就比较容易找到正确的道路，少走弯路，少走错路。理论思维活跃，有利于民族振兴。这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
建议《炎黄春秋》利用这个机会，提供各方面的观点和资料，帮助大家活跃理论思维。
谢韬文中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提法，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现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民族危机。但我很赞成独立思考。没有独立思考，十亿颗脑袋等于一颗脑袋，要错大家一起错，我们有惨痛的历史教训。
这场争论有一个作用：搞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么，要不要瑞典特色？要不要瑞典式的社会主义？瑞典是800多万人口的小国，我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大国怎么搞？恐怕也不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
但我们可以吸收人家的好观点，接受普遍适用的一般性经验。比如，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可以为我所用，允许资本主义有适度的发展。我们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借鉴吸收各方面的好办法，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这样的发展模式，可以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可以叫有中国特色的别的什么主义。听说邓小平1987年就说过，只要国民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我自己没有什么主义，有主义也是经验主义。我搞农村工作，缺乏理论思维。我愿意借此机会，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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