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10月9日早晨以102岁高龄辞世。这位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老人的去世，引发了人们无尽的思念。在他当年的门生——《中国税务》杂志原社长张木生看来，杜润生可谓那代秉持初心的“真”共产党人中的最后一员，他们不为意识形态，而为人民切实利益，为了民族大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张木生上世纪80年代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杜润生是他的领导。1990年之后，张木生有机会在生活中与杜润生走得越来越近。张木生对杜润生感悟日深。10月13日，张木生接受财新记者专访，回忆了他心目中的杜润生。
张木生说，杜润生是一位秉持初心的“真”共产党人，关键的一点，就是能够身体力行，一丝不苟地坚持下去。一是善于讲道理，善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一是脚踏实地、真正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
上世纪80年代，百业凋零，发展经济、解决人们温饱问题为急务。但文革虽已结束数年，多数人仍秉持惯性思维，搞“路线斗争”，信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似乎万事没有调和的余地。杜润生却善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用万里的话说，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人们常常以杜润生在1980年75号文中的“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来印证杜润生在意识形态习惯思维包围下的工作智慧。因此，杜润生才得以波澜不惊、有条不紊地推动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却未发生震动。
张木生认为，秘诀就在于杜润生善于绕过争论，用调研事实说话，并充分尊重不同主张，让其各有空间。如何把中国的事办好，让人民得到实惠是核心。这一定程度上源于杜润生本性具有的纯粹和宽容。这位老人，非常有涵养，也非常高尚，他不仅让人说话，而且要让人服气，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辩论，最后激荡出正确的适合中国实际的政策，但对自己却考虑很少甚至没有。“所以，大家都说杜老是云水襟怀，松柏气概。”
对人，杜润生总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括整过他的人。有时，张木生对杜老讲某人的问题，甚至口出贬语， 回答总是善意的，比如，“这人有长处”，“那人肩膀很硬”。“老人说过的最狠的话，就是说某个人不厚道。”张木生说。
杜润生更是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人。张木生说，杜老在游泳和打网球时，特别讲基本功，那一招一式相当专业。而他审阅过的文件和自己的文稿，细到标点符号都要改过，词义的推敲更是细致贴切、颇见功力。
晚年的杜润生，念念不忘”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农村改革。他告诉张木生，80年代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解决的问题，无非是双包到户、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多种经营、农村可以自由、农民进城、贸易自由、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营企业遍地开花。但是，中国没有建立起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那样的综合农协，农会也没有建立起来。杜润生说，让农民自己掌握，自觉的、有组织的、有保证的去参加城市化，农民变成为市民。这样，农民才真正有了国民待遇。
2007年，国内学界关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掀起了一股探讨思潮。杜润生也参与其中，曾经有过两篇文章，一篇是针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一篇是口述有关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还原。九十多岁的老人坚持，中国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要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信条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九十岁高龄时，杜润生一定要再去看看长城。站在长城脚下，杜润生手搭凉棚，把长城的蜿蜒起伏看了一遍。他说，这是我最后跟长城的告别了。
如今，这位把长城装在心中的百岁老人也驾鹤西去。张木生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是胡耀邦、万里那代开明领导人时代的终结：富有民主作风，让人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从不打棍子、扣帽子；脚踏实地，把中央和基层相结合，来研究和讨论中国的问题和困难。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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