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刘宗林主任，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还有各位在坐的研究生同学们：大家好！
在座的邹冬生校长是专门研究“三农”规划的，陈文胜院长是专门研究乡村振兴的，刘宗林主任专门负责制定“三农”政策的，省乡村振兴局的领导是专门负责“三农”政策落地的。我作为从事金融与信用管理研究的教授，对“三农”问题没有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算是门外汉。2019年，得益于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信任，感谢文胜院长的大力推荐，我作为首批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农”专家组的成员，几次亲临现场聆听乌兰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开始关注“三农”。我做了多年的社会信用评价，其中也包括怎样对信用数据缺失的“三农”信用进行评估，我们也曾经力推“五户联保”的做法，希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于信用缺乏的广大农村地区增加资金投入，但是由于农村缺乏担保、缺乏抵押品，可持续的资金投入很难维持。
今天听了刘宗林主任关于《构建乡村振兴战略四梁八柱》高屋建瓴的讲话，让我特别感动。说实在话，今天有三位大学校长莅临会议，大家都是各自领域的知名专家，要让这些专家学者站在学术的高度认同政府官员的理念与思想是很难的。但今天刘宗林主任的精彩演讲真的让我心服口服！不仅是因为刘宗林主任多年长期在基层，一路干过来的切身体验，更是因为他作为我省“三农”政策制定者，对于党和国家关于乡村振兴相关政策的理解和把握能力。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作为一名学者型领导，对于乡村振兴问题的认知，既有仰望星空的高度，又有脚踏实地的宽度。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与尊重，他今天演讲的每一张PPT我都拍了，回去以后，我会好好学习，认真体会。
作为研究搞金融问题的专家，对于乡村振兴问题我们也是高度关注。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国的金融资源向乡村转移的速度也在加快。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在规模上，2020年年底，中国支持三农的整个资金盘子已经高达52.7万亿，其中贷款规模在10万的小规模农户贷款也已经超过了15.3万亿，增速在30%以上；二是针对乡村振兴的金融创新工具也在不断推出。这几年人民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引导社会资金下乡，也在逐步由“大水漫灌”的货币发行，转向通过农村信用贷款等各种不同的方式实现“精准滴灌”。可见，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已经由前些年的把“三农”当作抽水机，转向如何构建乡村振兴的蓄水池。整个政策导向变了，这是好事。
但是，问题也来了，“三农”如何蓄好金融的源头活水？乡村振兴作为国之大计，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社会资本如何沉到乡村去？可能面临几个现实的困难：
第一，“三农”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不像一般的高新技术产业，有核心的有竞争力的技术、做好产业发展规划，有政府政策支持，银行资金引入，就能够干起来。再不行也可以通过直接上市筹措资金，或者搞定向增发等融资方式，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但是“三农”真的不一样，不是说我想出钱就能干成的。你得告诉我钱出到哪里：是土地流转的过程中需要资金？购买机械化农村生产工具需要资金？还是购买种子化肥需要资金？亦或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资金？很难说清楚，点多面广。
第二，“三农”本身的资金需求周期和金融机构贷款资金的运作周期是不匹配的。金融机构的贷款一般是三、五年中长期贷款，但是“三农”的生产周期既有季节性短周期的，也有农村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十年、二十年才能建成的。所以仅仅靠传统的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终归是有限的。
第三，农村信用体系极度缺乏。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时候，“三农”的市场交易可以通过宗族关系、血缘关系解决。但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交易半径迅速扩大以后，一定是靠契约关系。守信就是遵守契约，失信就是违反契约。所以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没有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不可能持续性引导社会资本进入乡村，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的。而目前相对薄弱的社会信用体系，正是阻碍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制度缺陷。
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社会资本能否下乡是影响乡村振兴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性问题。是不是无解？也不是，随着新冠疫情冲击后中国数字经济的转型发展，未来的“三农”要真正实现振兴，离不开数字经济的支持，数字经济怎么支持？
首先，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打破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空间壁垒。在数字技术支撑下，只需基本的通信网络和智能终端即可实现快速、简便的金融交易服务，覆盖区域和运营成本都远远优于传统金融机构，理论上更可实现对农村地区的全覆盖。以江苏兴化“农村淘宝”为例，在落地短短1年内，已开设70余家农村淘宝村级服务站，其中一半以上设在村一级; 70余名经过培训的农村淘宝合伙人及300名左右的“淘帮手”成为互联网技术向农村下探的“触角”，网点数量、人员数量及业务下沉深度已超过当地农商行。
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降低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准入壁垒。一是降低了金融供给端的准入壁垒。如阿里巴巴农村淘宝服务站只需一台电脑、一根网线、一间门面房、两三名服务人员即可开展商业和金融服务。二是降低了金融需求端的准入壁垒。如余额宝起投金额仅1元，远远低于银行理财产品要求，截至2019年末，累计农村用户规模达3900多万，同比2018年激增65%。
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突破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价格壁垒。与传统金融营业点现场交易相比，智能化、自动化的金融交易系统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例如银行机构跨行或异地转账均要收取一定的交易费，而支付宝每笔支付的交易费用仅为0.02元。数字技术还可充分挖掘和使用用户零散的交易、社交等网上活动信息，从而弱化担保，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
第四，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满足“三农”领域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需求。长期以来，涉农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较城市明显不足。主要表现为创新主动性不够、政策依赖度高、增信措施过少、授信额度不足、贷款期限与农业生产特点不匹配等方面。互联网金融运用数字技术手段，能够精准定位客户的潜在需求，并量身定制适合的金融服务，甚至做到“比客户还了解客户”。
具体怎么做、如何应用？也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移动支付为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打下基础。移动支付作为互联网金融的核心发展领域和重要突破口，在推动金融服务向“三农”领域覆盖和渗透方面起到重要的基础作用，传统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都在推动农村地区移动支付方面进行了创新。如中国农业银行设立了65万余个“金穗惠农通”代理点、试点推出“手机APP+移动支付盒子”移动金融模式; 邮储银行推出农村手机支付“汇易达”产品; 支付宝、微信支付、百度钱包、拉卡拉等第三方支付机构发挥网上支付“电子钱包”功能，大大丰富了支付场景，方便了农村地区开展支付缴费、充值转账等基础服务。
第二，大型综合电商平台布局农村市场，将融合商业场景的综合金融服务进村入户。以阿里、京东为代表的大型综合电商平台，运用电商的现金流、信息流，整合线下资源，一揽子解决了农村居民和企业转账支付、农产品买卖、融资、投资理财、保险、生活缴费等金融服务需求问题，有效补充了传统金融服务的短板。一是运用线上大数据资源，为 “三农”提供直接的金融支持。如阿里蚂蚁金服旗下的“蚂蚁小贷”、“借呗”、“花呗”，京东旗下的“白条”等，满足了农村用户不同类型的金融需求。二是投资建设线下服务渠道，激活农村电子商务生态。阿里巴巴农村淘宝的“千县万村计划”，京东的“农村电商”项目，已初步形成了电商线下服务体系，对推广互联网电商的使用、实现网货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动、提供生活便利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互联网投融资渠道为农产品流通和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提供了双赢的解决方案。农业P2P方面，宜信的“互联网金融——“谷雨战略”、翼龙贷的农村金融O2O模式均通过农村金融市场的“熟人社会”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能够将农村金融需求与城市富余资金进行有效撮合;农业众筹方面，广东万惠众筹的“益粒米”农业众筹项目、阿里巴巴的“私人农场耕地宝”、“翼龙众筹”等综合农产品预售模式等，也都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第四，供应链金融成为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资源整合的重要方向。越来越多的农业龙头企业依托互联网技术整合产业链，通过创新供应链金融模式，塑造产业链生态圈。如中粮集团的“中粮网”运用自身大量的贸易、物流信息等产业链资源优势，结合大数据技术，为上下游粮商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形成了“大数据+贸易+物流+供应链金融”的闭环; 大北农集团通过建立“猪管网—智农商城—农信网”三大平台，建成了完整的农业产业链互联网金融生态圈。
以上不成熟的看法，敬请各位批评指正，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