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空气污染……伴随着人口的持续膨胀，城市病在中国有愈演愈烈之势，抱怨与纷争及随之而来的对城市病的治理也早已被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然而，对城市病的治理不仅越来越牵动着城市、特别是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政府与百姓的神经，而且也牵动着每一位城市外来者的神经。而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实际上也变相承认了中国传统城市化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因而希望探索出一条城市发展新路。本文基于理性化视角对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病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审视，希望吸引更多人对此问题的关注与讨论。
一、城市化及其动因
城市是各种资源的集聚地与富集地，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在进入工业化与后工业化时代，资源聚集本身会产生集聚效应，进而推动城市化发展。
城市是资源集聚的产物。可以把资源划分为三种基本的类型：政府资源、市场资源与社会资源。社会资源相对于政府资源与市场资源而言要少得多，因而可把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合并称之为公共资源，主要由政府掌控。因此，有两股资源配置的基本力量：政府和市场。市场在资源配置时以效率为准则，其结果是市场资源的聚集。公共资源配置在不同类型的国家差异很大，按照公平与效率取向配置公共资源，可把政府划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社会型政府与市场型政府。西方国家政府多属于社会型政府，而中国则属于典型的市场型政府。
社会型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时遵循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指导下的公共资源不仅是分散配置，而且更倾向于向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倾斜。市场资源与公共资源配置方向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但最终还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渐占据上风，其结果是缓慢的大城市化，详见图1。
而市场型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时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其结果是公共资源的聚集，市场资源与公共资源配置的同方向叠加，其结果是快速的大城市化，详见图2。
大城市化形成的原因包括两方面：
一是聚集效应。城市化本身不仅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且意味着生产方式的变化，人口由生产率相对较低的第一产业向生产率相对较高的第二与第三产业转移，不仅使得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因此而提高，而且使得城市的公共产品得以更充分的使用。世界银行研究认为，近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约有10%可以归因于城市化的进程。有专家测算，我国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每增加1人，GDP总量平均增加2.34万元，近1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中农村劳动力流动对GDP的贡献率在15%以上1。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可以创造更大的集聚经济效益，因而大城市化是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人口集聚也是大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即使纽约、东京等世界超级城市，目前仍是全球主要的人口集中迁入地，其人口规模仍呈增长趋势，我国城市的发展也同样如此2。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化走的是政府主导型的“赶超战略”，以权力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3，使得中国的大城市化更为迅猛。
二是理性选择。城乡与区域发展存在差异，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资源富集，就业机会多、发展前景好、收入高、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等，人们在比较利益驱使下，向城市、大城市迁徙成为其理性选择。在中国，由于政治权力在参与甚至左右资源的分配，从而使得北京等超级城市享有其他城市所不具有的优势与特权，结果出现了人口黑洞现象：人口一旦进入北京等超级城市，很少有人再愿意离开。
二、城市病及其根源
“城市病”是指人口过度向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它给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带来了烦恼和不便，也对城市的运行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在中国表现出如下特征：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贫困失业、住房紧张、健康危害、城市灾害、安全弱化等。城市病主要发生在大城市，是人口大量聚集后必然要出现的一种现象。因此，城市病有时也可以称之为大城市病。城市病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人口高度集聚与膨胀的结果，也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由此可见，人口集聚与城市化，是一体两面，同时具有正负两方面的社会功能。
从人口流动、城市规划、政府职能、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管理及决策者影响等方面探析“城市病”的根源，可归结为“硬件”不完善和“软件”的漏洞。也有研究认为，尽管中国“城市病”形成原因复杂，但主要由六大因素造成:一是人口过快、过多地单向聚集；二是优质资源过度集中；三是城市规划的合理性以及规划的非刚性执行导致的定位混乱；四是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与扩张速度不匹配；五是产业布局缺乏科学性，钢铁、汽车等产业发展偏离了城市功能，强化了产业性，削弱了生活性4；六是城市管理与国民素质均有待大幅度提高。
城市化意味着人口更多集聚、生产和消费更集中、更大规模、更社会化和更高的生产效率，随之而来的是城市病，是人口与资源大量积聚后的必然结果，因而具有客观必然性。而在中国，政府与市场资源配置中的同方向叠加，使得大城市优势更为突出，对民众的吸引力更大，与此同时，也使得中国的城市病比西方国家可能更为严重。
除此之外，以往在对中国城市病的研究中可能忽视了两点：
一是欲望膨胀与忍耐力下降。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欲望被刺激而迅速膨胀，忍耐力却大大下降。例如，伴随着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与地铁等快速交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兴建与投入使用，人们的交通出行较以往方便与快捷得多。例如，从北京工业大学到北京大学乘坐公共交通所花费的时间较以往大大缩短，但在欲望膨胀下人们还想更快，自然会出现更多的抱怨。
二是“快”的代价。中国城市化率从28%提高到45%只用了15年，且以每年1%的速度递增，至2010年已经达到50%。中国只用了英国1/2时间、法国和美国差不多1/3时间，就走过了同样的城市化进程，具有“浓缩发展”的特征。中国的快速城市化也使得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城市病”集中爆发。中国人什么都追求快，“超常规发展”就是其最好的写照。发展中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时间去思考去解决。但由于发展太快，灵魂赶不上脚步，对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来不及深思，更来不及化解，结果导致各种问题逐步积累。因而“快”与问题往往紧密相连。因此，适度放慢前行的步伐，让灵魂跟上脚步，对中国未必全是坏事。
三、几点思考
(一)问题制造 VS 问题化解：大城市的双面性？
城市化不仅会制造问题，而且能解决问题。人口集聚本身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但相对于优点，缺点与问题都是次要的。我们不能因为城市化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采取极端的阻碍城市发展的歧视性政策，将农村与其他城市的人挡在（大）城市大门之外，这将导致更多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况且，中国目前所遭遇的城市病与我们以往所采取的不当社会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如鼓励城市私家车的发展)。当然，我们不应忽视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通过改变资源配置模式、完善城市建设规划、改善城市管理等去加以化解。
(二)城市病 VS 农村病：跷跷板？
有城市病，就有农村病。农村病的部分特征与城市病正好相反，如城市病是人气过旺，而农村病则是人气不足。城市化连接着城市与农村，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缠绕在一起，城市病与农村病在某些情况下存在跷跷板效应。对城市病的治理如果失当，将严重损及农村人与中小城市人的利益，使得农村病更为严重。
实际上，新农村建设的主战场不在农村，而在城市。中国农业人口众多，人均耕地甚少，这是“三农”问题的源头所在。通过城市化道路，大量分流和减少农民，提高农业劳动者对土地的占有量和城乡劳动生产率5，才可能使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生活条件改善，现代化也才有可能实现。
因此，在城市病的治理过程中，我们是仅仅考虑城市人的利益，而忽视甚至牺牲农村人的利益？还是应该把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利益与诉求纳入进来一并考虑？不同的出发点所导出的社会经济政策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会导致排斥性社会经济政策的出台，并为维持一个不合理的城乡隔离性制度提供理由，而后者有利于城乡的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社会融合。以往受既得利益者的驱使，拒绝农民进城的观点与政策措施都是极端错误的。为解决好“三农”发展和内需不振问题，就必须坚决做到城市化以分流和减少农民为宗旨，把农民变市民作为城市化的指标和目的6。
(三)接纳 VS 驱离：城市究竟如何治理？
城市病也是病，自然得治。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病，究竟如何治理，对外来者是驱离还是接纳，将决定城市的未来。
1、城市活力与城市秩序
移民基本上包揽了城市的“脏、苦、累、薪酬低”的活，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祉与城市竞争力。由移民支撑的城市终将繁荣，而缺少移民支撑的城市难免衰败。
作为城市边缘群体的外来人口，虽然在城里处于社会中下层，但其处境一般仍然明显比在原籍地时要好。同时他们在城里立足未稳，处于创业状态，更需要社会安定并希望现存秩序能容纳他们，因而多是现存秩序的维护者7。
开放的体制不仅有利于边缘群体融入城市社会，能够以民主、法制、人权的原则维持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间至少是最低限度的平等，有利于在市场准入基础上提供相对平等的机会。而且这种体制还有利于在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未能融合之前形成有利于化解矛盾的缓冲机制8。
2、棚户区改造与居住者利益维护
如果进城移民无地可落，或因为城市整治变成无家可归者，中国将会怎样？在棚户区改造时，不仅要考虑棚户区业主的利益，更要考虑棚户区租户的利益。棚户区改造后，这些本地与外来贫民究竟能到哪里去？生活将会怎样？中国的棚户区改造，从未考虑棚户区租户的利益，可能使得外来人口与城市贫民流离失所，进而诱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
3、刻意回避城市病及其后果
城市病是城市化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按下葫芦浮起瓢，刻意回避城市病，会诱发一些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以社会治理之名，驱赶贫民的基本做法有二：一是继续推行排斥性社会经济政策。例如，对外地人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歧视无处不在。二是对城市进行强制性改造。例如，强制拆除农民工子弟学校。虽说进城民工子女可在流入地就学，但设置了许多门槛很高的前置条件，仅有少数农民工子女符合流入地入学条件。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拆除，使多数农民工子女陷入在流入地无学可上的窘境。再如，以城市整治的名义把城市的农贸市场强制拆除，使得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失去了在流入地立足的可能。通过这些手段，迫使外来人口返家或寻求其他可收留之地。这必然导致社会的撕裂，降低对国家与社会的认同，并诱发更多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严重威胁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四) 文明 VS 野蛮：人性的光辉与人性的贪婪？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不仅体现在富人生活如何好，更体现在社会底层民众生活如何坏，因为文明程度由木桶的短板决定。城市是生活其中的所有人建设的，但建成后拥有城市身份者却不想与他人分享。既要享有人口集聚所带来的好处，又要避免人口集聚所带来的坏处，世界上有这样的好事吗？这是否折射出城里人太过贪婪？中国的大城市表现出的不是包容与接纳，而是更多的排斥。
改变目前资源配置方式，是化解城市病的根本性举措。但这在消解城市病的同时，城市竞争力也会因此而减弱。北京充满机遇，自然会吸引大量的人口向北京聚集，城市病也就在情理之中。中国的城市病难以依靠地方政府解决。在城市病治理过程中，中央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与承担更多的责任，特别是公平合理地去配置公共资源，促进城乡与区域的均衡发展。
四、结语
城市化意味着生产和消费的更集中、更大规模、更社会化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城市病是所有国家迈入现代化门槛不可逾越的难题9。但城市病的轻重可以因政府重视程度和管理方法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特殊的资源配置方式导致了中国的北京等超大城市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病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城市化必须付出的代价，有些是早期容易出现的，但经过治理，是可以加以改善甚至逐渐消除的，还有一些是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下降所带来的。城市化在给人们生产生活等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城市化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否认城市化的积极意义与功能，并继续推行有违社会公平正义的公共政策。
大城市往往具有比中小城市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更大的市场、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而具有不可抗拒的集聚功能和高度的竞争性、流动性、扩张性。但大城市不仅会出现城市病，而且比中小城市更为严重。由此可见，人们在获得某些东西的同时，也将失去某些东西。因此，在享受大城市带给人类种种好处的同时，也不得不忍受某些损失或者煎熬。城市病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刻意回避与硬性消除可能会使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
城市不仅是属于现在的城市人，也属于未来的城市人，同时还属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城市不是让部分人的生活更美好，而是力争让所有人的生活更美好!
注：本文节选自陈友华：《理性化、城市化与城市病》，《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作者：紫金传媒智库首席人口学家、高级研究员，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微信号 紫金传媒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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