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佳节，大量城市精英返回农村。中国农村出路在哪?这是几代知识份子思索的问题。上世纪之初，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等人已在进行中国乡村建设教育的实践。随着每年一度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即将出台，农业问题又将成为万众瞩目的议题。证券时报记者春节走访农村老家期间，采访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真实细节。
都市的焦虑VS城镇的舒适
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期间，也是同学、老乡聚会的时间。陕西的某座县级小城，一场同学会正在热烈进行。本次聚会，地点由饭店改到了某茶秀，这家兼营西点的小店在春节期间迎来了客流高峰。茶秀的老板是从北京归来的创业者，他正信心满满培养小城人的“茶文化”。而此地80后的同学聚会，已经不再把酒言欢，换为茶水和咖啡。
这场聚会的主角是几位80后女生，有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工作的，有在成都、西安等二线城市工作的，也有在县城等小城工作的。小姐妹们聚到一起，立即显露出不同的气场和谈资。一线城市的同学在谈理想和情怀，二线城市的同学在谈晋升和薪资，三四线城市的同学则在讨论生育二胎和选择美容店的问题。
由此管中窥豹，可见今日80后生存之现状。在一线城市工作的不少人仍在为理想苦苦打拼，二线城市的同学则生活渐入顺景，逐步进入单位的中层和关键岗位，三四线城市的小姐妹们，在偏安一隅之际，已经在讨论生活质量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80后分布在不同的城市，因此具有了不同的格局和视野：一线城市的同学不满足于庸碌和凡俗的人间烟火，二线城市的同学则急于有更好的物质突破，三四线小城的同学们幸福感最强，她们最在乎实实在在的小幸福。
聚会到最后几乎是不欢而散，三、四线城市的同学认为去一线城市不过是一张火车票的距离、去看看“稀罕的景致”;二线城市的同学认为一线城市的同学理想过于虚无缥缈;而在小县城工作的同学，则认为抓不到手中的福利，谈再多的情怀都是鬼扯。
在县城工作的同学已经成为某乡的副乡长，在北京上学的女博士则认为应坚定地追求理想和信仰。在社会各阶层撕裂成为巨大的空隙之中，当年的同学情谊变得苍白而脆弱。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过年，成为归来游子共同的集体心声。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志春在其著作《春节旧事》中说，“在中国的传统神话中，上天正月初一造鸡，初二造狗，初三造羊，初四造猪，初五造牛，初六造马，初七造人。”这几乎与西方神话创世纪说中的上帝七日造人造万物有异工同曲之妙。过年，是农耕文明给中华民族留下的丰厚遗产。
迅速壮大的小城VS失血的乡村
“孩子们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在河南豫东某乡村，一位长者饮完一杯酒，伤感地说，“再过十几年，等你们老了，回来看到的也许是一座空村子。”长者须发皆白、看透世事，他说，“别看现在村里的洋楼一栋比一栋好，以后也许从村东走到村西，你都遇不见人。”
记者老家所在的小村，是豫东平原上再平凡不过的一座村庄。车子从葱绿的平原公路上驶过，孩子们从车窗内往外看欢欣雀跃，他们认为这里的麦田，长得都是“韭菜、蒜苗”。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该村已经没有人口的净增长，随着村中老人的陆续去世，很多宅院已成为空宅，院内长满荒草。荒草与阡陌之间，散落着一座座风格迥异的小洋楼，有欧式风格的，有日韩风格的，穹顶和高耸的罗马柱成为乡村豪宅的标配，但再也难见儿时袅袅的炊烟。
据《沈丘县乡镇志》(1998年版)记载，沈丘县历为黄河南泛常注之地，从明洪武元年至清光绪十三年519年间，黄河南泛82次，沈丘受重灾达22次，或“民舍冲没殆尽”，或“平地水深丈余，人宿树上”。这里虽然土地贫瘠，却是“梁宋楚吴之冲，齐鲁汴洛之道”，过军驻军频繁，派粮派草，拉夫征车此去彼来……但就是这样一个苦寒之地，却出现了南北朝文学大家周兴嗣这样的人物，他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
“你家在哪里?我家黄河边;中原苦难地，红旗遍新天。”小香玉的这一首歌，唱尽黄河儿女的苦难家事。这里的家长，待孩子长大考学常会嘱咐：“能走出去就别再回来”。走出去，成为此地人生生不息的奋斗图腾。
2017年1月26日，记者来到沈丘县城，发现这里工业园区的工厂比过去规模变大，城市道路规划、城市建设均与几年前有了较大的发展。车子下了高速公路，看到的是一排排高层楼房，而回到乡村的访问也印证了这一点，村中的老人称，“有点能耐的年轻人都进城了，在城里买房，农村都是老弱病残幼”，又称“386199部队”。
“没有出路的人才在农村盖房子，但是盖了也还是没出路。”村中的一位盖新房者告诉记者，“谁有办法不去城里?但去了城里又能干啥”?这就是因着这种迷惘心态，此地农村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但凡有孩子进城读书的家庭，房子则因陋就简;而纯粹靠外出务工挣钱的家庭，则在乡村大兴土木。
“谁都没有想到，他那么年轻就走了。”走访中记者得知，在年前一位不到30岁的青年，因饮酒过度而猝死，这在本地已经不是第一例了。一些挣了不少钱的农村青年并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他们因为惧怕未知的城市生活而拒绝去城里买房、生活，从而选择了日复一日的沉沦。
故事并不都是如此悲情。毕业于浙江工贸学院的沈丘青年李刚，在温州、广州等地打工数年，选择了返乡创业。他选择的是沈丘本地最“土”的一个创业项目——做手工布鞋，他的布鞋让农村妇女纳千层底，收回验收、质检，再加工之后进行工艺美术设计，因而再返回做手工制作，由此完成一双纯正的手工布鞋。他说，“我选择的就是公司+农户+售后服务”的模式，在网上开网店销售手工布鞋，从而独辟蹊径，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创业之路。
他录了一段视频，旁白是如此动人：“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是怀揣各种梦想，义无反顾地奔向更大的城市，为了肯定自我，为了追逐前程，我们毫无保留地付出，只是想要得更多一点。在物质的盛宴里，我们究竟迷失了多少?就像乡村到城市一样，都无法丈量，我们早已忘却了来时的路……”
李刚坦言，在小城市创业虽然与大城市无法相提并论，但小城的舒适度和幸福指数确实很高。大量的中学同学在上完大学后，漂泊一段后落户县城，成为这座小城新的中坚力量。
记者经过多方询问，发现三四线城市正在迅速增长。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这座曾经闻名全国的“鬼城”，如今正在恢复生机，这里的就业人口和买房人数都在悄悄增加。所谓的“鬼城”、“空城”正在逐步“填实”。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媒体记者落户此地，他说，自己和很多亲友选择这里，看中的是这里的空气质量、环境优势、教育资源和区域地理优势。这里的生活并不比大城市质量多差，相比之下幸福指数更高。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鼓励引导毕业生到基层“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还来还能“流得动”，推出多项举措。意见要求，“多渠道开发基层岗位，为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搭建平台。结合政府购买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开发就业岗位;引导高校毕业生投身扶贫开发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引导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鼓励大学生参军入伍;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
“三四线城市的城市化进程，与乡村的消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炜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政府给予民间的经济行为更高的自由度，让市场去发挥其功用，那么，农民工则会用脚投票，从而有了较好的职业选择。他说，“让农民工成为有职业、有尊严的新市民和纳税人，是三四线城市的生命力所在。”
新的城市文明VS传统的乡贤文明
大年初一，是村中一年一度姓氏、亲族之间走街串巷、互拜新年的时间。记者所在的乡村，在大年初一的早上8点，从全国各地回来的亲族聚集一起，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团拜”活动。人群中，有从山东、杭州、上海、北京回来的各界人士，此时不再论职业、职位、收入和地位，大家自觉地按家族辈分排序鱼贯而入，进入偏僻的小巷去拜访那些白发苍苍的长辈。
《吕氏乡约》是我国最早的成文乡约，发源于陕西省蓝田县。这是“蓝田四吕”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所制订和实施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对后世明清的乡村治理模式影响甚大。尤其是到了明代，吕坤对《吕氏乡约》做了进一步发展，他提出《乡甲约》的突破，是把乡约、保甲都纳入到一个组织综合治理，对后世影响极大，为现代乡村自治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孟子所描述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令后人乐于称道。这个乡约的四大宗旨，是使邻里乡人能“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这部《蓝田乡约》，正是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在小说《白鹿原》中所写的《白鹿乡约》的原型。
“乡贤制度正在逐渐恢复。”一位中学校长告诉记者，农村的基层秩序依靠乡贤来维持，是几百年来的一种传统，而这种传统事实证明是有效、有序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培育新乡贤文化，从记者的观察来看，新乡贤文化正在退休干部、乡村知识分子的推动下，正在与新农村建设逐步融合，从而使农村的精神文明风貌产生新的良好转变。
“不管现在在省城还是市区、县城买房，过年还是要回家过年。”一位在省城工作的医务工作者告诉记者，“有职业的人正在逐步向城市化迈进，挣了钱的村里人去城里买房，也是趋势。”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教授称，“三四线城市是未来若干年中国社会发展的重点，去这些地方工作和生活，正成为越来越多城镇和乡村青年的选择。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微信号 投资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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